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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古诗十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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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3 12:12: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冯小林 于 2014-11-13 13:15 编辑

11月12日省作协在广元举办四川省中青年作家培训班。其中《美文》杂志副主编穆涛老师向大家推荐了古诗十九首。今日回南部特地下功夫认真的研读了一番。并且在互联网上搜寻了相关资料。下面谈谈我的心得。

一,古诗十九首概述
如果没有《古诗十九首》这一组诗的出现,中国文学史的走向必然为之一变。当然,假设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作此假设的目的只是想证明一个观点,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地位是举足轻重,无可争辩的。
历代的文学批评家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都是颇高的。其对后人的影响亦是空前的。然而关于组诗的作者,创作时间至今仍无定论。《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诗品》中都未曾给予定论。为此,后人在研读时,往往比较难以更加深入地去理解诗文的情感所指。
(1)关于其创作基础
大致能确定组诗创作的时间是在东汉末年魏晋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战乱频仍,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受到了最为猛烈的撞击。在汉朝建元初年开始,汉朝的封建王权统治逐渐强大,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突飞猛进,物质资源十分富足。为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巩固王权。当政者强力推行儒学神学观点,以易于控制群众。然而到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全国混战。为了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得以生存发展,儒学神学已经无法起到积极作用。而法家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得到了强势集团的重视运用。
在东汉早期,唯物主义学说已经有了发展,例如当时桓谭的反谶纬神学斗争,虽然受到了当权者的迫害,却为后来王充等人的无神论作了开源奠基的作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无神论唯物主义思想再一次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影响。从而在东汉末年魏晋时期,法家,唯物学说空前繁荣起来。
在这个背景下,文人们的思想当然也产生了变化,王充的《实知》提出:“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须任耳目以定实情”。在此之前的文学创作取材往往囿于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而自东汉末年后,创作题材逐渐偏向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人思想的变化导致了创作思维的改变,题材的改变可以说明,当时的文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法国的Brunétière的《文体演变论》就指出:“说教文体亡而后抒情诗体作”。那时那刻,中国的文学界正翻天覆地的改变着。这种改变不是文字技巧的改变,不是文体的改变,而是文学灵魂的升华。由束缚走向自由,由保守走向开放。
(2)组诗的创作人群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一直没有定论。《文选·杂诗上》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五言,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曰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马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在《文心雕龙》《玉台新咏》也都是猜测云云,未曾定论。虽然作者其人不知是谁,然而关于组诗的大致创作人群是可以肯定的,应该就是东汉末年到建安后期的文人所作。这个观点也是被大多人所接受的。因为纵观全部十九首诗文,可以发现他们所提到的场景,生活方式,以及遣词用典都只能出自文人之手。与当时的下层百姓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是完全不同的。笔者刚刚提到的关于此时文人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改变,逐渐的使用自己的世界观,情感去丰富他们的作品,更加的注重自己而不是为政权,宗教所服务。这个时候的诗文更加饱满生动,情感四溢。当然,这些优秀的传统是从《诗经》《汉乐府》里继承过来的,不过这种变化很大部分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变革。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评价当时的中国是:“到处都是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种较高的权利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文人是困惑的,迷茫的。失落感和朝不保夕的心情使他们产生了及时行乐的想法。对社会现实的无奈,对命运的愤恨使作品越来越贴近现实,越来越人性化。代表着文人的性格爆发。
二,古诗十九首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的影响是空前的,当然,组诗自身的成就是来自于《诗经》《汉乐府》的影响。国风和乐府诗是倾向于现实的,组诗承袭了他们的精髓并将其升华。而自组诗之后,诗人们又再次将其升华,直至唐诗的盛极一时。
(1)风余诗母
陆时庸云: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古诗是承前启后的,在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古诗好比关节,他的取向决定了肢节望何处延伸。而古诗十九首则运用其高超的文学技巧,精美的语言文字,丰富的情感占据了古诗的最高点。引领了后来者的发展方向。在后来的诗文作品中,我们时常能找到其影子
而前面我提到过的,组诗的变化不在文体,不在技巧,而是在于其灵魂,在于作者思想的变化。后来的文人受到的影响也是在于被组诗内涵的气质,精神所感染。就拿紧接着出现的三曹,建安七子来说。他们的作品中,大多数都是因个人的阅历见闻有所感发而创作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内中所包含的思想情感是对人生的一种探究,对理想的思索。将内心的矛盾情怀抒发出来。正如组诗中的《生年不满百》所写:“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两首诗虽然对人生的观点不同,但是他们的情感是相通的。都是作者对自身将何去何从提出了自己看法。再如组诗中的“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在建安七子中的徐干的《室思》中也有差不多的诗句:“人生一世间,忽如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可以看出来这样一个规律,自古诗十九首后,诗人创作之时,更加倾向于抒发个人的情感。与诗经相比,显得更为直白。诗人们所涉及到的题材中,更加愿意去探究生命的本质,对未知的疑问和对心灵的拷问。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文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是消极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由接受他人的思想转变成尝试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      
而恰恰是这一点,中国文人在不知不觉中,完完全全的被革命了。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也从此越来越高。
(2)文人情感的新出口
还是回到组诗本身来谈谈关于创作者如何表达自己情感的,他们所要表达的情感又是什么?凡是读过《古诗十九首》的人,可以深深的感触到创作者的怨,几乎十九首诗中,首首皆有怨。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所产生的幽怨之气用诗作表现出来。人生抱负和岁月苦短注定此生无所成,如何让自己的这种苦闷宣泄出来呢?如何让他人了解自己的心境呢?他们想到了诗。
也就是他们迈出了的这一步,让古诗有了新的用途与意义,诗不再仅仅是当政者歌功颂德的工具,不再仅仅是作为各阶层娱乐歌唱的享用品,不再仅仅是文学家用来显示文采的载体。也就是他们迈出了这一步,作诗可以成为所有文人,甚至当时底层人民用来表达情感,宣泄郁结的一种不可少的方式。他们在面对社会的不公,面对命运的捉弄,面对各种各样人生挫折时候,他们能直抒情怀,诗的精炼押韵恰恰迎合了他们的需求。
从建安后到两晋时期的众多文人中,竹林七贤就是个生动的例子。阮籍的《咏怀》诗情景交融,无论是取材,抒情,写作手法都完全模仿了《古诗十九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在《古诗十九首》的《明月何皎皎》中可以发现他们惊人的相似。甚至无需再多举例,历来中国文人的一个最大心结就是孤独,或者可以说是人性的不甘寂寞。此时组诗的典范作用给了后人极大的启发,他们的才华可以在诗中更好的展现。人性的不甘寂寞以此来排遣。雨果的一句话可以完完全全的将文人作诗的热情体现出来:“Tout est sujet”(一切皆可作题)。而这种热情正是古诗—古诗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品《古诗十九首》带来的。
三,古诗十九首对今人诗文创作的启发
社会是在进步的,当今社会的发展使人类的文明前所未有的站在了历史最前端。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长久以来所积累的文化知识也使当前的文化水平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那么,是不是因此我们就认为曾经的都是落后的呢?都是不足取的呢?笔者的观点是,先人的精神追求是高尚的,那种朴实的文字能写出震撼人心的诗出来,那种内心境界是值得我们追寻的。他们的精神世界,取材创作技巧是值得我们体会学习的。
(1)写作方法
《古诗十九首》均是用五言写成的。刘勰评价曰:“五言之冠冕”。对于我国古代的五言诗发展影响是巨大的。那么,其如何运用五言格式来达到如此的艺术高度和成就的诗文呢?我们可以用古人的两句话来总结:“直而不野”“清和平远”。《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虽然带文人诗的色彩却不失为自然生动,和乐府歌相去不甚远,所以给人的印象是“若秀才对老朋友说家常话”。在钟嵘的《诗品》中将古诗列为上品,且作为开卷第一篇。由此可见,古诗的成就在几百年后就获得了认同。胡应麟《诗薮》的评价更为扬举,“诗之难,其《十九首》乎!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远愈近。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故能诣绝穷微,掩映千古。”可以想见,当这些批评家在读《古诗》时,一定能从浅近的词语中体会到深远的情谊,在温厚平和的辞气里,觉察出感怆的怀抱。于是乎,钟嵘的 “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评价是中肯的。
古诗发展到《十九首》的时候,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其突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意味无穷。用浅显的语言来营造出无穷的意味,不单单是满腹经纶,不单单是才气冲天,不单单是饱经世故就能够写出。而是这三味都要有,才能酿出这口醇酒。而作为今人如何能够达到这一种水平呢,同样要经历各种挫折,尝尽冷暖。同样要饱读诗书,博览众长,同样要有举一反三,强记善变的才能。也只有这样,写出来的诗才言之有物,才能引出共鸣。二:质朴自然。在古代文学理论中,文章诗词往往是作者内心情感的表达物。文章的好坏可以归集在作者本人才学的好坏上。然而,好坏诗词的划分应该不能单单只是在文采才学上了,一首好的诗,不光要觉得他文采好,其情感取境也必须得高。《明诗第六》中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真正能感动自己和别人的情感往往都是质朴的,原始的情感,如果用华丽的辞藻将他们写出,往往有画蛇添足之嫌。好比素服被于淑女之身,则觉淡雅娴静,非要在素服之上绣上数朵金花,则味道尽失,更将淑女之形象毁于一旦。三:情景交融。想来所有优秀作品,传唱至今的诗歌。都是以景写情,用情染景的。《古诗十九首》往往通过白描,比兴,象征的手法做到情景交融。一些刚刚尝试创作诗词的人往往走入的一个误区就是要么偏重于写情,要么偏重于写景,让人读之无味。情景交融这个方法可以适用于很多文体,不单单是诗。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多写多读多体会才能做到。四:语言精练。笔者在读一部分二十四史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体会:凡是语言精练的国史,那么这部史的名气就越响亮。《金史》《明史》《三国志》《史记》在历代所获得的赞誉是颇多的,不单单是他们的史料价值获得肯定,这些史书的语言,文词运用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反观《宋书》《元史》等等,则被后人所贬,就《宋书》而言,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编纂规模最大的一部,其史料之详尽也是其他史书不能比拟的。然而后人却不给于正面评价,这说明的问题应该就是笔者强调的一个概念:精练。刚刚赘述繁复,无非就是想证明精练的语言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是何其重要。对于诗歌来说更是如此。
(2)境界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开篇就给出了一个很硬的概念:“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造境,有写境。”“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正如一个政治家,他们给自己政治起点的定位往往决定了他将来是否能够成功。好的作品,如果没有很高的情感起点和境界,那么这种诗就算写出来也只能供于平时娱乐之用。不能登大雅之堂了。这让我想起一个典故,柳永去拜见当时名臣晏殊,晏殊:贤俊作曲子词么?柳永:只如相公亦作曲子词。晏殊: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也正因为这一段对话,柳永再也不是意气风发的柳永,在后来的词中感叹道:“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随着人性的成熟,以及对语言掌控的熟练,诗人们的创作也愈发持重,虽没有少年时那种挥斥方遒的豪气和不加掩饰的潘陆才气所带给人的震撼与欣赏,但思想成熟,取材高绝的诗作却成为了一壶醇浆,常品常新,回味悠久。
四,结论
短短数千字,不能尽道诗中真味。《古诗十九首》非一时一人之所作。郑振铎先生认为直到建安曹,王时代才润饰到如此完好的地步。所以,任何优秀作品中,值得深思,学习的地方还有太多太多,作为今人,更应该尊重古人的劳动成果,珍惜他们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真正的传承下去,那些辉煌的古文化就是添饰华夏灵魂的晶荧。那种苛求完美的学术态度才是最重要的,优秀的作品只有完善的内心严谨的态度才能完成。这也是《古诗十九首》给予我们最大的启发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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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4 09:18:39 | 显示全部楼层
很有见地的文字。
个人对古诗一窍不通。读后长知识了。
 楼主| 发表于 2014-11-15 21:04:02 | 显示全部楼层
蜀道人生 发表于 2014-11-14 09:18
很有见地的文字。
个人对古诗一窍不通。读后长知识了。

谢谢大姐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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