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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盐亭学到重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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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8 10:05: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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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暴露组学和基因组学联系的研究               ----从盐亭学到重庆学 从历史智能到人工智能
王德奎
第一部分  理论与基础
一、暴露组学与口传智慧论
读哈工大于淼教授2018年11月12日在科学网的博文《暴露组学的黎明》,其中类似的“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图,有60个从1到708206的自然数中选的大小不同的数字,填写在被六种颜色组成类似多角形花瓣曲线交叉分割的区域内。此图联系邱嘉文研究员2018年2月14日在科学网的博文《数学,微积分,概念关系》中,类似的“数学,微积分,概念关系境界”图----这不是五颜六色类似花瓣曲线图,而类似多线条交叉串联起的被五种颜色区分的椭圆形的28个气球。对这两者内涵的相似,类比口传智慧和文本智慧很有感触。于淼是2011年以来哈工大化工与化学学院的教授 、博士生导师,他2007年在英国Warwick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又先后在丹麦奥胡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而邱嘉文研究员是珠海诚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副经理。他们两人从事的工作不同,但他们的科研分析的“心灵的境界”,却有相似的地方----《数学,微积分,概念关系》的文字很少,不妨全摘录如下:
“去年9月女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和心仪的专业,想到当她考上高中的时候,我曾送了她‘心灵的境界’说。这回,她感到高数学起来有些困难,于是我送了她这幅图。她表示:‘可以。’现在分享给其他家长的孩子”。把邱嘉文研究员归类分列画的“数学,微积分,概念关系境界”图,联系于淼教授表达的“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图,是为能更好地阐明“暴露组学”比“基因组学”科研的多头性,以及其中复杂关系的联系,由此来理解口传智慧比文本智慧的深邃。在《暴露组学的黎明》一文中,于淼教授说的“暴露组学”很新鲜,由于很多人是第一次才听说,不妨摘录一些如下:
“暴露组学从名词提出,到现在大概10年有余。从2017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今天的暴露组学,大致处于20年前基因组学的发展阶段。美国最早开始提暴露组的是NIH----加州伯克利、埃默里大学都是暴露组学起步比较早的地方。西奈山医学院2017 年成立的美国第一家暴露组学研究所,是借助美国医学院间的网络,来推动暴露组学研究。2018年11月在美国西奈山医学院召开的第二届暴露组学会议,就相当于20年前基因组学的发展阶段。也许接下来的10年内,它的研究经费与成果可能出现井喷”。
暴露组学研究什么呢?它的基本问题跟基因组学差不多----一个人健康与否,基因组学认为更多依赖基因。伴随测序技术的进步,针对个人的测序,已经是可负担的了。但暴露组学认为,人的健康状态除了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健康是目标,这里预测变量却非常多,很明显不是一个单因素模型。所有暴露组学属于面向问题的高度综合性学科,基础包括不限于统计学、生命科学、数据科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分析化学、毒理学、公共卫生、医学、遥感、传感、自动化、信息科学等诸多学科;目前并不知道哪个学科更重要。但很明显,任何一个学科都可能成为回答终极问题的短板,而且几乎每一个学科,都有短板且学科间交流壁垒不是一般的高。例如,从环境分析化学与数据科学这两个学科来说,当前如果要评价暴露水平,首先得知道有什么?
也就是目的性分析----但就暴露组学而言,并无法事先知道样品里有什么?所以更多研究是借鉴代谢组学的方法,利用高分辨质谱,来对未知物进行信息采集。这里信息采集的终点是色谱质谱峰,然而高分辨质谱全扫描的结果,往往混杂大量源内反应形成的加合物、碎片或物质本身的同位素峰;这导致虽然可以同时收集上万峰,但形成这些峰的化合物可能只有峰数的十分之一,且这些峰会共相关。
如果想讨论物质间的相关性,而使用了峰数据,那么估计会有偏。同时,峰识别的算法,也通常对全扫数据很不友好,会看到大量不应该被当作峰的数据被选成了峰,积分效果也是一塌糊涂。这一点,从分析化学角度是不可接受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未知峰的标注,现在流行的方法,是先跑全扫筛出差异峰,然后把那些峰去打二级质谱,有的则直接对差异峰去标注。这里使用一级质谱定性是风险很高的,下游的通路分析会因此不靠谱。而且就算找到一级质谱的匹配,也无法确认是否是同分异构体。而同分异构体的生物活性千差万别,更不用说当前主流数据库各搞各的,覆盖范围有局限性,唯一的标注也并不意味定性。二级质谱定性当前有很多软件可以做,但基本都是欠拟合状态,训练用的数据基本依赖可获取标准或社区用户共享,想做未知物十分困难----当前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如“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图中最大的三个物质库还没列,因为数据搞不到,或搞得到但处理起来太费劲。
目前能汇总整理这些信息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处理有些库的数据时,发现数据整理问题很大,格式不标准。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光是数据提取就得懵圈。另外,分析通量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即使分析上的问题都解决了,下面的问题就是统计分析----用什么模型?为什么用这种模型?眼下都没法检验,也说不上哪个好哪个坏,其实都不怎么样。统计模型的复杂性可高可低,一般说高了,过拟合,而低了,欠拟合。不是说不能一次性尝试几百种统计模型或机器学习模型,关键如何解释?线性模型与层级模型是两种最有解释力的模型,但预测性谁能用谁知道?直接上神经网络不是不行,就是不好解释。精巧的统计模型面对错综复杂的数据,难怪临床上喜欢多元线性回归。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代谢物或暴露物有差异,环境研究可能没有分组,或者说分组后并无法进行效应预测。虽可以用效应诱导分析来做,但效应终点还是相对固定的。
此时预测多个毒性终点,不过如何把荷质比转成结构,也可说是一团乱麻。多个毒性终点也意味着不同的健康模型,有没有基于多个健康模型的宏模型呢?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依赖合作研究。跟健康相关研究还有个问题,就是无穷混杂因素。例如,有的知道年龄、性别、种族等;有的在建模时是忽略的,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可能是混杂因素。
暴露组学研究是点对多点做相关----健康研究的真相,是多对多互相影响,控制实验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数据是来自观测研究,那这问题就几乎无解。受研究共同体的视野限制,如果只关心那些强信号,可能忽略了那些弱信号。但这里的强弱,是仪器决定的,不是生物学意义决定的。或许很多人的研究,可以讲一个故事,但很难回答一个真实的问题。这只是现存问题的很小一部分,每一点的进展都可能对上下游研究产生颠覆式影响。
对研究方法论的标准化、可重复化及与对基础研究进展的快速整合,是必要的。或许十年后回看今天的暴露组学,很多人可能惊叹:为什么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在了毫无意义的研究上?不过这就是科研的现状----无法预知今天的愚蠢,但更重要的则是要意识到当前的问题----暴露组学处在新研究的黎明期,即幸运也不幸。幸运的是大家起跑点都差不多;不幸的是只要跑,摔跟头几乎是必然的。
以上摘录《暴露组学的黎明》的文字很多,关键是把“暴露组学”对应“口传地方史”考证,把“基因组学”对应“书报公开史”考证,想说明“口传地方史”考证,比“书报公开史”考证,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很多。为啥要作“口传地方史”考证?正如暴露组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跟基因组学差不多----是关系一个人健康与否?基因组学认为更多依赖基因,但暴露组学认为,人的健康状态除了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延伸这种类比----“口传地方史”考证研究的基本问题,跟“书报公开史”考证差不多----都是关系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否?2018年11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主旨演讲中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雨骤,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如“大海”----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的历史,主流一般更多依赖古代保存下来的书籍文献文物,伴随田野考古技术的进步,针对书籍文献文物的古史鉴别测序,认为已经是可负担的了----这被称为“书报公开史”考证研究法。无需讳言,这影响我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因为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的历史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口传地方史”考证研究。虽然“口传”有误或虚假的时候很多,但有些家传的往事,涉及社会处理不当,当事人或知情人把它忍耐下来,暗中或不经意间口传给后代成为家庭、家族或地方人群,作为教训或注意回避的处世“记忆”,相对公开的书本知识、智慧,或许也可叫一种“口传智慧”。
笔者对“口传地方史”与“书报公开史”的比较和研究,起源于青少年时代家乡四川省盐亭县龙潭榉溪河畔一些类似盘古、岐伯、嫘祖等远古地理人文的传说,与公开的书报说法不同;以及近现代革命斗争事件及人物的传说,与地方管理部门的操作不同,不知缘故。
例如,2017年6月间四川省嫘祖文化促进会在绵阳市新世界宾馆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午饭后一些参会代表在宾馆大厅休息交谈。坐在笔者旁边一位来自成都的姓王的老学长,他告诉退休前是在四川省社科院作党史研究的,职称是研究员,这使笔者大感高兴。
就问:“王老师,我出生的四川盐亭县龙潭榉溪河畔地区,1936年以前是一个革命老区。1934年10月龙潭地区发生的‘西山坪’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事件,延伸到1935年3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砍头的英勇就义,刑场是公开示众的,所以在当地的传闻很多。直到1980年代中期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中,其中的民间故事还收集到王映维等写的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申家成)和何登甲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斗争的故事。但书出版后又用笔注明这类故事“作废”,问文化馆赵方铭馆长,他说是县上领导通知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英勇牺牲的盐亭县地下党游击队员是‘叛徒’。像这种相差很大的口传,王老师,你搞党史研究不?”
王老师说:“我们不研究。我只研究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上发表的资料,以及允许公开看的档案材料。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笔者明白王老师说的“够了”,类似“基因组学”的测序负担。而笔者说的“口传地方史”考证有类似“暴露组学”----“除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例如笔者单就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这个人物的名字考察,遇到过很多的困难。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02万多字的《盐亭县志》,407页的“第13篇党派群团-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第一节中共盐亭地下组织”下,开头“1、特支、支部:”就有1929年“五一”劳动节“中共盐亭特支成立,范宏先任书记,余国政任组织,侯伯英任宣传;10月,成立天垣申家沟这部,书记申家成”。
笔者就出生在这里“天垣申家沟”附近的王家坪,母亲就出生在与“天垣申家沟”接壤玉龙镇申家沟,名字就叫“申家蓉”。这里山区农村,申姓人家很多,密集分布在多处沟、坪、坝、湾,且申姓同名,甚至一个人的几个名字,在几个人身上同时出现相同的现象都有。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同时期在天垣乡对应的,笔者知道的至少有四个人,就出现全同名或交叉同名的情况。为什么呢?
原来解放前天垣和玉龙镇地区农村的风俗习惯,一般成年男性的名字分“本名”和“号名”两个。这是问父亲才知道的。例如,笔者父亲的名字,社会上都叫他“王治平”,但他说这只是他的“号名”,他还有父母按族群字辈取的“本名”叫“王修齐”。父亲还说,与我们天垣王家坪同族同村不远的赵家沟的冯家坪,也有一个比他大20多岁人,也叫“王修齐”。可见同族同村同名的现象,也不奇怪。也许正因为这种同名,父亲才有自己改名“王治平”的。但社会上,别人到底是叫你“本名”还是“号名”,是按别人的习惯。例如,父亲说他的弟弟,就是笔者的幺爹,社会上都叫他“王修治”。父亲说“王修治”还有“号名”,叫“王平儒”;但知道的人不多。
这种类似“暴露组学”属于诸多学科的现象,如果编写党史的老师对此情况不是完整了解,写“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的事情就有混淆。因为笔者小时候,就见过天垣王家坪圆胞山下申家湾的一个叫“申家成”的人,他人长得高大,一脸麻子。刚解放划为地主,但夫妻二人没有孩子,财产也不多,类似“雷明远”式的“穷人中的豪强”,爱帮各阶层的人家评事。据说天垣场的修建,他都出面拉拢他帮打工过的大户人家,1955年他才死的。笔者还听说住在天垣新作坊的一个地主也叫申秋成,解放初才死;解放前在当地很有名气。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56页说:1935年3月26日在三河乡的大观子赶庙会,何登甲和申秋成“与团丁发生冲突,高灯团防以何、申二人不同心协力反共清共、组织暴动以土匪犯上为借口,将二人当场抓捕,在高灯乡梅子坡将何申二人刀劈处死”。据口传这里申秋成(1904-1935)是一位共产党员,又名申家成、申信然,盐亭天垣乡申家沟的人。同一时期在天垣申家河坝还有一个叫申信然(1913-1942),又名申家成、申秋成的人。《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24页说他1929年参加共产党,“又名申家成,1933年参加国民党别动队,抗日战争时期阵亡于江西”。盐亭口传申秋成和何登甲(又名何增甲)作为龙潭地下党游击队本土实际的领队人,是人还是鬼?
《盐亭县志》、《中共盐亭县志》等书刊中,记载天垣乡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相同的这两个人的历史,与当地口传的实际情况有没分清和弄混的呢?笔者1970年大学毕业分配重庆顺路回老家天垣,听到的一些事情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从县城传出的解放前的敌伪档案中,在天垣解放前由于同乡同村同姓多名交叉的现象普遍,而一些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以及部分群众,并不是一定认真对证查实,想当然地图痛快,张冠李戴,弄错弄混淆的也有。“文革”后这类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有的仍在继续任职。即使群众有反映,他们也并不想去理清。被弄错的人,也觉得国家整个大方向都好了,那些“不痛快的事”也影响不了啥,加之那些乡和村里的领导干也是熟人或沾亲带故,也就不追究了。这对今天的书刊不免有影响。
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 、乡塾、家塾,等等。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所以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如一族人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私塾在我国解放后已经不存在,这里重提私塾,是想类比“口传地方史”现象在个别地方、个别时候的存在。因为类似今天盐亭县和四川省内在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对远古盘古、岐伯、嫘祖传说的考证和出现的文化促进会等现象,主要也就是缘于“口传地方史”现象的影响,但真实性是否准确,考证起来缺环不少,难度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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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07:17 | 显示全部楼层
但像2017年11月12日由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史研究室、中共江油市委,在江油共同主办的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副主任、研究员李蓉同志出席。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发表她的《不忘初心高举旗帜不懈奋斗》发言摘要文章中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显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里中国共产党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在盐亭也有类似“口传”,因为时间近,可以作些探索。
把“1920年3月12日”前的历史之谜看成类似“暴露组学”,真相已经远去。今天的盐亭,像打开的一本书。但看到的“书报公开史”的文章、资料,与被“赶走”的考证“口传地方史”的一些真实不同,例如,众所周知的因“正能量”、“主旋律”、“底线”等要求,也是可以理解和允许正常存在的。那么盐亭为啥会成为“1920年3月12日”之谜解开的一把钥匙,这要从盐亭陕西会馆到盐亭存古学堂,与马克思学说最早“口传”入中国说起。因为近现代中国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近现代生产革命的工业发展有关;而盐亭与马克思主义的天然联系,一是它的古文明,二就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生产经济的历史。
据《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介绍:盐亭自古以来就有祭祀先蚕嫘祖发明栽桑养蚕煮茧抽丝制衣、衣被天下的历史。盐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居嘉陵江、涪江两江分水岭。盐亭历史悠久,初为《禹贡》梁州孱亭之域,公元535年的西魏废帝时,因治所近盐井改名盐亭县。到公元584年的隋文帝时,县令董叔封抓住县民善于栽桑养蚕这一传统优势,革新技术大力发展,致使当时盐亭的蚕丝产量跃居三台郡之冠。在唐代,县北安家场所产“鹅溪绢”,细密光滑,色泽柔嫩。到宋代鹅溪绢织造遍及全县。明《一统志》有“天下皆称鹅溪绢”的记载。1869年清同治时,盐亭被列为全川蚕桑重点区之一。1920年盐亭麻秧乡被誉为“蚕丝大王”的吴家义,买回缫丝机具,雇用缫丝工人,日产丝33公斤,初在成都出售,后又运到上海市场出售。而盐亭的盐业长期居私营工业之首,是盐亭重要的经济支柱。到民国有盐井2000多口,盐工3000多人,井盐年销售量312万公斤,66%销往外地10余县。1847年起,盐亭各地农民、盐工揭竿而起,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2018年中央民族大学姜秀荣教授在《光明网-学术频道》,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翻译之梳》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无疑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只属于党史研究中归类“书报公开史”的考证结论,不属于“口传地方史”的考证结论。所以针对“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无疑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笔者不从属于党史研究中归类“书报公开史”作考证,而从属于“口传地方史”考证作回答,认为时间可分两段。
例如,在盐亭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堂就有“口传”第一段,针对1689年9月7日康熙政府与俄罗斯帝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外国侵略者占领中国疆域演变到1856-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仍肆无忌惮。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22篇关于中国事件的评论,包括马克思1858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3和5438号写的《鸦片贸易史》,时间就在1858年被“口传”注意到。
再“口传”传入盐亭的时间,是1873年因美国经济开始的萧条,随着凝聚为美国1882年的《排华法案》,使得大批因种族歧视搞垮了经营,把从1868年中美签订《蒲安臣条约》后移民美国的华人、华工及家人,被迫暂时赶返回中国,由此1868年开始有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口传人盐亭----其中也与口传1649年出生的盐亭历史名人张鹏翮有关。张鹏翮中康熙时的探花,1689年他出使帝俄参与签订《尼布楚条约》。口传他外斗帝俄,内斗“内鬼”,争得大清少丧权辱国,是与他在家乡当难民、灾民、饥民、移民时的感受,以及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关。这个“口传”变为公开出书的,例如,四川盐亭原五龙龙潭中学教师任周诰先生,是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副秘书长及担任过四川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常务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杨崇汇同志的初中老师,2016年他出版的《黄昏练》一书中说:“官至宰相的张鹏翮,盐亭县折弓乡人,家境贫寒。父母双亡后迁居遂宁黑白沟,依靠叔父生活。叔父死后又迁居西充县槐树镇禅洞湾接受名师教育,攻读成才,中康熙时探花。因代表大清出使帝俄,签订有名的《尼布楚条约》,为国家争得了乌苏里江的大片土地,升任为大理寺少卿。后又奉旨治理黄淮两河有方,深为康熙帝赏识,功成封为史部尚书。雍正三年被诬冤死,查明后雍正追封张鹏翮为大清国文华殿大学士,领宰相衔”。
由此的影响,马克思1858年谈论鸦片战争对中国充满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传闻,开始在盐亭传播。第二段马克思主义1899年前在盐亭“口传”最大影响,是震撼世界的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运动。巴黎公社起义仅存72天,被处决公社社员超过3万,监禁4万多,流放又近万人。但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在1871年4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总委员会把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起草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法兰西内战》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35页的小册子发表,很快销售一空。不久又出了英文第二版,在工人中间减价销售。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经验,阐述了人民至上、民主反腐、敬畏责任和勤廉节约等思想,指出巴黎公社是“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时政要闻的巴黎公社起义在中国的传播,虽在巴黎公社被镇压40多天后,才有一家清朝的报纸报导法国“官军戡乱”,将“乱匪”发往充军,“以肃典章,而除凶孽”。
但在盐亭较正面的“口传”,也类似与一位张家的人物关联----1871 年清政府驻法国使团英文翻译、23岁的张德彝,目击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气概后,在日记和寄往中国的书信中,评说那些“叛勇”----公社社员“有仰而笑者,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类似张德彝的这种评说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敏感时政要闻,在中国的“口传”回荡远久,在盐亭也有回响;直至50年后中国人自己组织建立共产党。这种“回荡”,在盐亭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曾经传出最多,为啥?

二、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堂
早在1646年11月张献忠的陕西农民起义,张献忠兵败盐亭和西充边境的凤凰山而亡。为啥张献忠在盐亭会兵败而亡?与盐亭的古文明遗存以及这种古文明,存在内乱频发,分裂、战争、灾荒、瘟疫不断等,造成类似“湖广填四川”的数千年的兴衰历史的轮回教训,引起当地的警觉和抗争文化等因素,也有关。从盐亭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有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如从盐亭境内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出发,如目角寨、新寨山、大牛山、寨子山、仁和寨、保和寨、大碑寨、母猪寨、子母寨、四面山、罐子寨、猫儿寨、麒麟寨、凤凰寨、锣锅寨、毛达寨、金铧寨、点灯山、古龙山、炎台山、大佛寨、长生寨、摩天岭、烽龙寨、四方山、佛贡寨、金垭寨、蚕丝山、水丝山、马鞍山、太皇山、石马山、阳鸛山、白象山、丝源山、王崗咀、打鼓山、铜钟山、笼子寨、玉龙山、高梁观、仁广寨、江家寨、大寨山、伏龙山、刘家寨、白虎寨、青龙寨、登高寨、南瓜寨、水秦寨、二龙寨、太阳寨、七庙寨、空相寨、天生寨、狮子寨、金凤寨、金龙寨、观台山等60多处古山寨,它们一般相距3至4里,海拔约600米,上下相差约80米。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山寨半坡的大围坪一般在海拔约450米处,弯月形包围山寨,或背靠山寨。现在95%以上的农户已从不当道的大围坪搬家到沟坝或靠近沟底的不规则的台地居住;并且古山寨城邦原有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但早在明清时代及以前修建、留存的一些小寺庙,被兼容变为当地人家子弟的书院也不少。而这里远古文明的心灵,没有被撼动过。
例如,盐亭石牛庙乡农民范炳南,清末科举秀才,一生不涉仕,在家只对西汉史学家刘向传承的“抗争文化”作推演研究。如刘向的《说苑•指武篇》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类“抗争”,既有政治,也有民生的特征。“抗争”影响经济,助长社会对立。但道理一说就懂,一学就会,一会就用:一用就有自组织、他组织;本地性、普世性;而选择中有对抗,就需要法治。但法治是分法律和效法的,这两者的交叉,盐亭远古盘古-嫘祖传说有“法天法地”的效法,即法是天,是地。天,不怕变天。天变了,还是天的规律;地变了,还要地的勤劳。所以西汉学者刘向理解的“抗争”是:大凡动荡暴力兴起的时候,其实都是百姓不服以现状;如果文化与现状不改的话,那么暴力活动就会更加猖獗。范炳南认为,“抗争”会出现社会动荡,或暴力,是百姓不服现状。范炳南在调研近代暴力的“抗争”与 “文化”的对立,相互关联类似“湖广填四川”的动乱暴力对土著的冲击,以及类似张德彝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评说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时政要闻口传感生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应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对付和解决这种现象。
于是范炳南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在盐亭,这样的私塾和存古学堂很多。范炳南的大儿子范仲纯,受他的影响和指派,早在1906年就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学说。1910年学成归国后范仲纯开始在自家私塾和盐亭县里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石牛庙乡后继的还有蒙思明,1927年到日本东京留学,1944年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
盐亭的存古学堂,早于1896年冬天湖南湘乡人蒋德均(1851-1939)提出创办类似“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时务学堂”。而且蒋德均曾任四川龙安(今天绵阳市安州区)知府时,到过盐亭,了解盐亭的存古学堂的经验。后因他父丧返湘后参与矿务经营,并向湖南士绅新秀谭嗣同、梁启超、张之洞等口传过。而盐亭存古学堂与盐亭陕西会馆的渊源的联系,是1646年张献忠兵败盐亭而亡,大西政权宣告结束,大批陕西籍的老兵及其家眷,有的改姓埋名,有的削发为尼,留在盐亭当地隐居生存下来。盐亭很多山寨传说的“牛儿大炮”和发现金银财宝,就有转战湖广、江西的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大军有关。从1665年(康熙四年)四川巡抚李国英、张德地奏准垦请清廷招民垦荒,大批湖广、江西、福建、陕西、山西等移民移居四川及绵阳、盐亭,各地移民和商旅不忘根本,集资修建本省会馆。
例如,绵阳1742年建湖广馆,1746年建山陕馆,1755年建福建馆,1758年建江西馆,1770年建广东馆等,这些留居经营在盐亭的张献忠陕西籍老兵及后代,他们中出现的发家致富者和盐亭土著中艰难活下来的有识之士,与人民共同体验“湖广填四川”的苦难和反思上古文明兴衰轮换的总结,才使盐亭陕西会馆和存古学堂走出了不同的路----与追根溯源私塾从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存古学堂虽然是清末为“保存国粹”而设立的学校,蒋德均、谭嗣同、梁启超等1897年11月29日在长沙正式开学办“时务学堂”;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最早提建立存古学堂的理念,和1905年他首先改武昌经心书院为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院之前期存古学堂设立于1910年等,主张“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救亡图存,为妥为处理“中学”(国学)与“西学”的关系,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原则与方法等相比。
盐亭不同是从1665年体验“湖广填四川”苦难和反思,盐亭的会馆和本土大批学人对“存古”保存的认知,与后来洋务派张之洞等人的不尽相同,是把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中“抗争文化”解决国家的“内乱”与“外敌”,与“难民、灾民、饥民、移民”问题相关联。再结合到两百年后的1871 年巴黎公社起义的时政要闻,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评说要人民至上、民主反腐、敬畏责任和“生产者的自治政府”等思想“口传”入盐亭,使他们把解决“难民、灾民、饥民、移民”的办法,与马克思学说的解决方法求索结合在一起。
因为对于什么是“存古”,他们认为存古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拔高”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中华文明定位在人学、仁学的单一的和谐早、好自居,看作是自杀陷阱----拔高儒学一是要强调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二是要强调中华文明是人与自然及天下的和谐持久双赢。例如,日本从隋朝年代起至明涌维新之前,一直是中国的学生。其后开始侵略中国,这是学生打老师。其次像历史上中国南方比北方遭到“外敌”的侵犯多,是北极的严寒,使沙俄白人南下不断侵犯,也逼迫中国东北枭雄、后金的努尔哈赤等向关内侵犯。但早在1871年之前的1649年出生的张鹏翮,就已从盐亭陕西会馆到存古书院的求索成功培养出民族气节.
1689年张鹏翮内斗“内鬼”,外斗帝俄,出使帝俄参与签订《尼布楚条约》,争得大清少丧权辱国相关盐亭陕西会馆----在“湖广填四川”后,它在盐亭建立的多省会馆中最为出名,而且也是唯一还有遗存,留在今盐亭云溪镇西负戴山东下半坡上。盐亭陕西会馆解放前也称昙云庵,地势偏僻,系唐代石木结构古建筑,曾为李白、杜甫流寓盐亭住居处,也为唐朝宰相严震家墓地看护房。1956年县政府划给县林业局作为看守负戴山森林的住房,但在1970年代初并无人居住,而且可见残存的大幅上古盆塞海洋文明的彩色壁画;直到1970年代末才改建为县林业局的办公处。“盐亭学”到“重庆学”,历史智能到人工智能,都可以从这里展开。这里“口传”张献忠农民起义的陕西籍的老兵及其家眷,难忘为啥要在1633年时才起义的是:
起义涉及“口传”1632 年 9 月 7 日,明朝著名科学家、内阁次辅徐光启,他的学生、大明火器部队总司令、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北京西市被斩首,年仅 51 岁,只因“一只老母鸡带来血案”----登州巡抚孙元化造炮练兵,本想雄心勃勃重用熟悉辽东情况的汉人辽籍军人孔有德率部打先锋,出征收复辽东。但山东人却处处排挤这些外来户。孔有德率部出征时,沿途遭遇闭门罢市,辽兵一路挨冻受饿。到吴桥时,一名饿极的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的一只鸡,家仆仗势,闹上门来。孔有德军纪很严,将抢鸡士兵“穿箭游营” ,但辽兵压抑已久的愤怒被点燃,将王家飞扬跋扈的家仆打死。群情激昂,士兵哗变在即,但王象春的儿子更加飞扬跋扈,不依不饶。孔有德走投无路,受人唆使煽动,率乱兵把王家给灭了门,倒戈杀回登州。孔有德并非想叛乱,而孙元化也坚持试图招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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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07:57 | 显示全部楼层
但孙元化的同僚王道纯却想趁机灭掉这股辽兵,出城打杀。正等招抚的孔有德吃了亏,与城内辽兵里应外合,攻下登州城。孙元化战败自刎未遂,为叛军所俘。但他在叛军中有极高威望,对孔有德等也有大恩,他明以大义,孔有德又回心转意。朝廷也同意孙元化戴罪招抚,但巡按王道纯却藏匿诏书,结果叛军长时间求招安不得,又开始作乱。孙元化继续说服叛军,让他回朝陈明真相,让辽兵们等待招安。
但孙元化还在前往北京路上,王道纯袭击叛军。孔有德的叛军因为掌握有大量火器,等着招安却最终等来了孙元化的死讯。而且在登州失陷时,朝中温体仁等说孙元化已反。他的恩师徐光启上疏代其申辩,甚至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为担保。但朝内温体仁等对孙元化的攻击与诬陷并未停止,因为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当初力荐孙元化的首辅周延儒。
周延儒试图保下孙元化,但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副手温体仁,觊觎着首辅宝座,他等来的借孙元化攻击周延儒的机会,怎能放过 ? 温体仁摸准崇祯帝的痛点:痛恨大臣结党营私。他一改以往对周延儒的恭敬,将他和孙元化扯在一起,说周延儒曾收过孙元化的好处。1633 年 6 月周延儒下台,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此后不到半年徐光启溘然长逝,1633 年 4 月孔有德等在山东无法立足,带去 13000 多人,数百艘船,还有大量西洋火炮与娴熟的火器手,渡海投奔后金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这支明朝最精锐的火器部队的叛逃,使明、金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金有了入主中原的本钱。
孙元化之死却被张献忠看作是农民起义的最好时机,张献忠在1633年宣布起义。以后转战湖广等江南各地11年,1644年张献忠主力进入四川,1646年张献忠在盐亭边境山寨大围坪被射杀而亡。有人把张献忠进川的超量“肃反”,类比近300年后的张国焘----1932年12月24日邝继勋率部队进攻通江县城,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县,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被选为主席。1933年6月旷继勋在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中被诬陷,惨遭张国焘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年仅36岁。旷继勋的战友曾中生1933年9月被张国焘以“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长期监禁,1935年8月张国焘派人将他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就连盐亭龙潭榉溪河畔地区革命老区,1934年10月发生的“西山坪”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事件,延伸到1935年3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砍头的英勇就义,也有“口传”与张国焘“肃反”利用敌人消灭内部不同意见派有关。
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书416-417页中讲:1932年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审讯部长戴季英,不顾红25军74师当师长的徐海东的反对,借口“肃反”下令将74师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干部抓起来全部杀掉等,这是否也与张国焘影响有关不说。把张国焘与张献忠农民革命的“肃反”相提并论,其实从“历史智能”的发展上说是不能类比的----以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起义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一书,阐述人民至上、民主反腐、敬畏责任、勤廉节约等“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思想“口传”入我国划线,之前张献忠1633年宣布农民起义以来,都属于等待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阶段。
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学说“口传”入我国后以来,都是属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阶段。1646年张献忠大西政权垮台后留存在盐亭的老兵及后代不结怨,是他们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在江南各地转战中,看到改为大清国号的后金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利用孔有德等反叛缴获与仿制孙元化的火炮,入关后即使与陕西李自成的农民军交锋,火炮也仍然是大显神威,攻城掠地,势如破竹,使他们才明白徐光启老师带出学生孙元化的意义:
孙元化不抗拒西洋火炮,走上“西学为用”之路,潜心研究西洋火炮,青出于蓝,写出了专业著作《西洋神机》,成为明末独一无二的火炮制造和弹道学的专家,这是对的。用今天的话说,是“暴露组学”----革命不仅是暴力“造反”,夺取政权----类似健康的目标不仅是基因、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还要考虑日常暴露、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微生物组等综合学科的作用。因为仅“中学为体”一个顺序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老办法,仅类似“基因组学”。胸怀世界,反过来“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才是新时代。
把明朝文臣武将类比“基因组学”----先是抗拒西洋火炮,等到努尔哈赤崛起,所向披靡时,才发现孙元化的“神器”的厉害。例如,孙元化在“宁远大捷”中协同袁崇焕驻守宁远 ,面对骁勇无比的后金铁骑,宁远城头 11 门西洋大炮成了超级大杀器,后金勇士再凶悍,也顶不过最先进的热兵器,连努尔哈赤也受炮伤----身经百战,战无不胜,唯宁远忿恨而回的努尔哈赤 ,八个月后在郁闷中死去。
孙元化的“西学为用”,是因明军当时有火器,但射程短,甚至比不过后金的弓箭,所以他主张用射程远的西洋大炮来解决问题。其次,后金骑兵天下无敌,他主张大炮架在城上,而不是放在旷野中,坚城与大炮互相依存,发挥火器威力。这也联系到另一方面----如盐亭土著人民中的乡贤,从读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近两千年来盐亭各区、乡、村从私塾、书院到后来的存古学堂,能总结巴蜀盆塞海古文明以来兴衰轮回的“抗争文化”得出:“敌人”不仅类似在球面画个圈,只分内外;还有像环面,画的圈也能绕过----“防线”内因、外因,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悠久的盐亭书院(书馆)为提高质量,素有外请全国名家来讲学,内送学子出外去求学或教学的习惯。
如安徽“桐城派”奠基人方苞(1668-1749),1699年(康熙38)举江南乡试第一闻名,1706年中进士,1712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免死。方苞1734年(雍正11)奉果亲王命编选《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的教本,使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盐亭书院(书馆)研习刘向“抗争文化”闻名远播,相传盐亭龙潭书馆有几辈方苞的后人,为躲避乱世中大开杀戒的“文字狱”的清剿,也远涉千里、隐姓埋名来到盐亭龙潭学馆授课。
从1646年张献忠大西政权垮台后留存盐亭的陕西籍老兵,到“湖广填四川”中建立起的盐亭陕西会馆等外来户,无不对盐亭土著人民中的乡贤、书院的“抗争文化”感到震动和清新。两面结合推动“历史智能”迎来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学说“口传”盐亭的转型“蜕变”,这可以用盐亭县城中31米高的百年笔塔作证。2008年“5•12”大地震,盐亭县城中31米高的笔塔垮塌,当晚电话传到绵阳,笔者不久两次前往盐亭笔塔地点察看。见周围虽有地震发生的危房,但直接垮塌的没有,而笔塔垮塌也奇:这类似粉粹性垮塌,砖头散乱在四周,连成大块的不多,所以靠近它的房子受损的也不严重。笔塔残存仅余约9米:西面大致两层,实际只有一层半多。因为有缺口。只是东面,至第三层还完好,而且在第二层露出了一副完好的对联,约长两米,字约小碗口大。右联是:门第科举擢东关;左联是:火候文章光北斗;横批是:云蒸霞蔚。
盐亭笔塔是省级保护文物。位于盐亭县委机关内,即原来的盐亭旧城西门外宝台观。笔塔建于1888年,到2008年整整120年,其间经历过了1933年和1976年两次大地震。该塔为重檐歇山式楼阁塔,七层六面,高31米。盐亭笔塔与盐亭陕西会馆遥遥相望,像一管巨笔着墨伸向蓝天。使笔者震惊的是,垮塌的笔塔在解放前就把对联字样,被涂盖了泥层。只因这次地震剥落,“火候文章光北斗”对联才显露出----“口传”涂盖与针对1871年“口传”马克思学说入盐亭有关。但永恒的是,建筑笔塔的时代背景有多种解读,却有传说“门第科举擢东关”,意指“你当你的官”;“火候文章光北斗”,意指“我干我的革命”----这说到与马克思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等思想的联系虽难,却不难以理解:因为120年前的盐亭人何能占到这样的高度?那么我们就看看1888年濒临死亡的满清王朝,与《法兰西内战》说战乱不断,国家体系崩溃,经济跌至谷底的相似。
当时外敌不远千里驾驶着军舰到中国肆意蹂躏,民生不聊,一个接着一个的耻辱写在我们的历史书上。1888年广东才子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吁请“变成法”;整个清朝朝廷是洋务派当道,中国现代货币形式出现----两广总督张之洞设立银元局,铸造银币;李鸿章支持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在上海筹办的华新纺织新局,颇有现代工商体制的雏形。在天津,建有第一家中学的天津汇文中学。在南京,建有教会制的大学金陵大学。在军事上,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等“火候”思想,等于给盐亭乡贤的思维壮胆。1889年盐亭就出生了一位叫任望南的人,与何拔儒同乡。他家境清贫,父亲早亡。他在何拔儒的启蒙教育下,选择四川藏文专科学校深造,16岁毕业就投奔藏族地区任教,并从那里崛起。北洋军阀时期他官至山东省代理省长;北洋军阀失败他漫游欧美,并投向孙中山。到成都解放时,他官至四川省财政厅长。在解放军的感召下,他拒绝随同省主席逃跑,保护案卷财物迎接我军接管。1952年盐亭县法院以支持土匪暴动罪处决他,1984年经绵阳地区中级法院查证不实,宣告无罪;四川省委统战部决定对任望南以爱国民主人士对待。任望南在旧时做官期间,曾在龙潭创办私立中学,并为盐亭中学等多所中学的发展筹款赠物,有一定影响。
实际早在笔塔修建的25年前,盐亭已拉开近代化的序幕。这个标志是1863年,在盐亭县城东门外的凤凰山顶,以感答随代县令董叔封教民栽桑养蚕之德,重建了一座高6.3米,呈六角形的纪念亭。盐亭人知道感恩,也许同时已明白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在近代化经济中的地位,才选择了董叔封。到1888年盐亭建笔塔前后,全国类似1873年海南办的继昌隆缫丝厂,1881年上海办的公和永丝厂和上海办的同文书局,1890年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设立的纺织四局等,近代气息一波又一波袭来盐亭,使祖国西南这块有过远古文明洗礼的沉眠的小县、穷县,开始抬起头来。解放后至改革开放,盐亭县城地面文物,能完整保存的只有县委机关内的笔塔和凤凰山顶的董叔亭,没有被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所摧毁,也可见其近代化意识的清醒。
21世纪开始,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成都,大江南北东西出现为清朝大臣盛宣怀叫屈,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思潮。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的马勇教授,1956年生于安徽濉溪县,他的书《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独树一帜提出一系列新问题,他认为:“以往的很多研究,都把晚清完全妖魔化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值得我们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教授在《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4期,发表的《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一文,可谓是分外引人关注。因为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之风,他是带头人之一。
例如,还有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改革都有红利吗?》一书,作者[澳]雪琪先生主要以清朝政权历史五个阶段,切片改革红利,分析兴衰成败虽很有创意,但美中不足的是,雪琪先生在前面《自序》中说:1911年“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上下其手,所挑动的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可以说与马勇教授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思潮,从国内影响到国外有关。
因为马勇教授在《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一文中说:“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几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矿产资源的开采。修铁路,朝廷没有钱,但有政策,允许外国资本、民间资本等介入到铁路修筑里来。因为技术标准不一样,全国的路网联不起来,1910年已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于是马勇教授把对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负有科技责任的清朝大臣盛宣怀树立起来,说“清廷派盛宣怀跟四国银行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由他们出钱把全国的路权买回来,然后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当时跟广东、湖北、浙江、湖南谈得都很好。最后剩下的是四川”。
马勇教授说这件事上,四川情况非常特殊”。他拿出了一个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腐败闹革命”的证据,“他们”之说----他们先成立了一个“川汉铁路总公司”。马勇教授讲的故事是:他们“并没有本钱,完全向四川7000万人民去集资,集资共计800万。但这800万修路远远不够,因为要修的这段路很危险(直到去年这段宜万铁路才通车),成本太高,于是川汉铁路总公司的人,把钱挪到上海炒股票。1911年盛宣怀要收回股权时,川汉铁路总公司生意上已亏了一半,他们就说那股票不要了,你们赔我们800万就可以了。盛肯定也不愿意。事情就这样彻底抖搂出来了。当时有人挑动人民的情绪,希望事情闹大,可以就此掩饰挪用这笔钱的责任……结果在四川总督府门前,卫兵开枪打死了集结的群众30多人。朝廷命铁路督办端方调集部队往成都去。他就带了湖北的新军去,然后形成了武汉地区的空虚。紧接着武汉地区的新军在1911年10月10号发动了起义。辛亥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两个失误直接导致了政治变革。”
但这是对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保家卫国、反帝反封建历史意义的歪曲。原因是在当时四川盐亭等地,就有范仲纯这样一批早期学人对马克思主义自觉的宣传鼓动,四川保路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的马克思主义群众革命运动,它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重庆组织”及“上海组织”,都创造了部分条件。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当然马勇教授并不是孤军作战,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之风带头人,最早还有陆建德先生。2010年4月11日上海的《东方早报》,发表陆建德先生写的《烈士之死----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札记》后,就有上海和北京的著名学者、平台带头冲锋,陆建德和马勇教授的观点,被“武威”等人改标题为《保路运动:被建构的“烈士之死”》、《四川保路运动真相:贪污犯闹革命》,观点大致不变,在新浪、搜狐等知名网站大肆刊发。
这类文章对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歪曲,比雪琪先生更甚----文中还不忘记丑化郭沫若先生;还说清朝政府和清朝大臣盛宣怀等的正确方针,是触犯了蒲殿俊、罗纶等极少数把持四川咨议局与铁路公司地方绅商的利益。又说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完全明白川路公司造路无望,但是停收“租股”意味着财源断绝。他们不想放弃特权,更不允许中央政府,查账并接管七百多万两银子的未用路款。于是就用“卖路卖国”等极端情绪化的语言,淆惑人心发起保路运动。清廷早就识破保路领导人的所虑所求,甚至在谕旨上挑明了问题的实质。
但是随着运动的蔓延、深化,中央的声音,已被有效阻隔,无法抵达民间。民国后,铁路国有政策不变。袁世凯政府是典型的弱政府,为了讨好地方,交通部于1912年11月与蒲殿俊、邓孝可等四川代表签约,像战败国一样答应承担公司以往的一切费用,分期支付,本息总额高达两千九百余万元。后来内乱不已,这笔巨款中的绝大部分不了了之。至于那笔余下来的“浮财”,有的虚耗于争权夺利的内战,有的被偷、被抢,下落不明。有的被用来开办铁路银行和轮船公司,供经营者坐享红利。分赃不均,内讧又起。
看来2010年以来,从国内的陆建德和马勇教授,到澳大利亚的雪琪先生等人,是要想把已经蒸发的清廷政体“黑洞”请回来。说张澜、吴玉章、蒲殿俊、罗纶、郭沫若、邓孝可等人,是清廷改革红利的新既得利益者也行。但其中张澜、吴玉章、蒲殿俊、郭沫若、邓孝可等在日本留学,归国时间不长,他们有的当了省议员,也只是用钱买的一个虚位;如王右木就不愿哥哥拿钱为他买省议员当。张澜、吴玉章、蒲殿俊、罗纶、郭沫若、邓孝可,贪污了清廷中央政府大员实际掌管的铁路公司的钱了吗?说民国后1912年蒲殿俊、邓孝可作为签约四川代表,贪污了袁世凯政府承担铁路公司的“浮财”,这与有文章说:“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和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时等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与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的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与支助北京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的革命活动”,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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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15:35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盐亭解“重庆学”初探
《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6-7页中说:1911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盐亭籍的彭健修先生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彭健修与乡人蒙裁成(蒙公甫)、王明金(王济钦)等组建成立盐亭保路协会(分会)……盐亭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旗帜下,有数百人投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从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到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在盐亭的表现,这40年间盐亭已有一大批“历史智能”转型的新人出生和成长起来,并影响到临县地区。
因为这同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有联系,特别是发生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类似一次巴黎公社失败的起义。陈奎先生是绵阳市交通运输公司原工会的主席,2015年他出版的长篇小说《古水井》,一开始就以四川绵阳地区早有类似在国外参加当地的共产党和革命战争的先行者的真实故事为基础,写石德贵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后被追逃,就偶遇到从南方来的这类“先行者”香客的救援和指教。“香客”也许与1914年在印尼组织共产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荷兰共产党员马林,有相似之处。
这类“先行者”也包括后来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研究称“重庆学”)的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重庆报告》说的“重庆组织”有近40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中,在盐亭的,就有“口传”袁诗荛、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17位盐亭人参加。而“口传”张澜与罗纶年青时,都曾到盐亭求学过。这一因从盐亭陕西会馆到盐亭存古学堂传播马克思学说名声远扬播;二因出生他们的家乡西充县境,与盐亭接壤近有关。
201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下册588-592页有《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一文的论述。《开端》作者张军锋先生原是河北电视台纪录片编导,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在2017年11月12日江油市召开“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前,笔者在写《王右木江油长歌的动地诗》一文后,查到并读了《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由于王右木(1887-1924)烈士与袁诗荛(1897-1928)烈士交往密切,且袁诗荛是盐亭麒瑞乡人,所以笔者写王右木时得到的“口传地方史”材料,也多于“书报公开史”材料,特别是张国焘入川影响的历史。
例如,2016年11月5日《绵阳日报》刊登记者彭雪的《追寻盐亭山乡de红色记忆》一文,开篇不久就说:“1929年,中共盐亭特支建立后,袁诗荛领导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普遍建立,在全县24个乡镇建立了33个党组织、30个团支部、100多个农民协会,以川西北‘抗捐大联盟’为代表的党的外围组织,群众达4100多人,并建立了以‘工农前卫团’为主的农民武装队伍1200余人”。但在正式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中共绵阳市志》等书中,记载袁诗荛烈士是在1928年2月16日,已被国民党军阀秘密杀害于成都下莲池。那么《绵阳日报》记者彭雪,是笔误还是说错了?都不是。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对“中共盐亭县历史”普及以来,县委和政府有关领导,也就是这样公开宣传的----其实,在汪克明1934年4月或5月第一次在盐亭,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时间上,如《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书32页说:1934年4月汪克明和赵济舟在盐亭县城被捕,“赵当即叛变,出卖了汪克明”;但该书136页又说汪克明,“1934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盐亭县城被捕”。《中共绵阳市志》书53页说:1934年4月,“赵济舟在盐亭县城被捕叛变,致使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文俊(汪克明)被捕”;但该书533页又说汪克明,“1934年5月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逮捕”。即盐亭县和绵阳市党史两书说法,同一书说是4月或5月都有。原因也许不想说汪克明“叛变”----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好写,但汪克明与党内个别中层难写----1932年-1936年张国焘进四川,高层的情况好写: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有结论。但中层省、县领导听令张国焘错误指挥,有出卖下层地方本土组织的,认识会有出入。即使对1920年3月12日由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虽在马林的调解下,妥善处理与时代潮流苏俄指导1921年8月初成立的共产党的交叉,自行解散,但仍然有对其成员和受过影响的“上海组织”基层进行打击,由此上下的认识会有出入。
正如“暴露组学”的复杂----当时张国焘在红军以认“江西老表”拉拢的人,跟他搞“肃反扩大化”,有的后来因能反戈一击无事。但1949年带兵南下进川,又进行封口追杀,这段历史如文革中下层批刘、邓一样不好写。又如1934年10月23日(农历的9月15日)盐亭龙潭革命老区石狗场晚上发生的“西山坪事件”----1000多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被国民党田颂尧29军及反动派包围。汪克明在包围外被抓,带到国民党29军军部,《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志》137页说他“坚贞不屈”,没有被杀。但延伸到1935年3月26日盐亭本土何登甲与申秋成带领的300多曾参加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革命的人,被国民党大屠杀砍头。这种就义到改革开放后1980年代盐亭县文化馆,出“盐亭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书后,赵方铭馆长传出上面指示说他们是“叛徒”。《中共绵阳市志》书535页“人物简介”何登甲中也说:1933年7月任中共盐亭县委组织(委员)、游击大队队长,11月任龙潭区委书记,“1934年冬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
笔者在盐亭县科协工作,1980年代两届被选为盐亭县人大代表和一届盐亭县人大常务委员,一届绵阳市人大代表。因要反映群众不同意见对“西山坪事件”的看法,曾找过原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了解申秋成和何登甲等为“叛徒”之谜。刘泰焰主任说:何登甲、申秋成“叛徒案”,指1934年10月汪克明被捕,被国民党县保安队和田颂尧29军包围的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革命根据地300多人的游击队与敌人谈判,条件解围放群众,愿接受本县保安队收编。结果被派到安县去参与“剿共”。由于不卖力,被令回盐亭整顿。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这支龙潭根据地的游击队回盐亭后,很快“反水”,借机逃进龙潭附近石狗场(今日的五龙乡)的大山区,和追捕他们的田颂尧的29军周旋打游击。后被田颂尧的29军在1935年的围剿中,捉住何登甲、申秋成等300多的游击队战士,集体屠杀高灯镇等地。
群众反映的是:1934年4月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同中共富驿区委书记赵济舟一路,在盐亭城内喻殿臣的“恒丰泰”绸缎铺联络站一同被捕。汪克明被敌人押送到三台“军学研究会”监禁,因赵济舟告密他的身份,“口传”1934年6月敌人策划,假借押送汪克明到绵阳的路上,让他择机潜逃回盐亭龙潭地区,共灭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1934年10月汪克明通知何登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到龙潭西山坪一个山沟里秘密集合开会。当队伍集合到西山坪时,汪克明却迟迟没有到场。在何增甲、申秋成等游击队骨干研究撤退时,才传来汪克明又再次被捕。
国民党29军和盐亭县保安队在石狗场龙潭西山坪,用重机枪等强大火力包围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在这十分特定十分危难的背景下,为了避免无辜的人员大规模伤亡,游击队地下党迅速决定成立临时特支,经过短时间的开会争论,最后由临时特支成员集体表决通过,决定利用刘仰高、袁思尧在国民党县保安大队和29军的原“老关系”,假以愿集体被县保安队收编为条件,来解决突围,让一些不愿继续跟走的游击队战士和大多数群众,自谋生路----这与刘泰焰主任说法不同,也是何登甲、申秋成等人1934年冬被敌人包围后“叛变”,又“反水”的来历。这里的真假,会否何登甲和申秋成等人的“叛变”,敌人制造有“档案”?汪克明后来给组织是否有很多能说“清楚”的材料?何登甲和申秋成等人已经就义,是否没人能为他们说清楚?而汪克明活着,是否有关系网保护?
何登甲、申秋成等带领的“工农前卫团”的“反水”命运,他们是知道的:借机逃回龙潭革命老区山林打“游击”,遭国民党追捕演变成1935年的屠杀,迟早只是时间问题。但他们不知解放后被认为的“反水”,到如今2018年10月,笔者了解盐亭本土的一些干部、群众中,仍有不赞同上层认为是“叛徒”的看法----申崇碧主任是申秋成家乡天垣申家沟的人,1960年代起当盐亭县黄溪乡妇女主任30多年。退休前在盐亭县政协工作,她不认可申秋成是“叛徒”。笔者问:听说申秋成被杀后,他的家人已有被杀的。申崇碧主任说:他还有后人。申崇碧主任的儿媳妇的父亲----李壁奎主任,当时也在场,1990年代起他先后曾是中共盐亭县委组织部长和盐亭县人大主任。笔者问到1929-1933年曾作过中共盐亭地下党县委书记的余国政,到盐亭县委组织部要求“落实政策”的情况。李壁奎主任说他不清楚,他知道的说法也与余国政说的不同。笔者再问道:成都有人发文说袁诗荛烈士1920-1921年与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无异,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李壁奎主任说:这是盐亭人“闻所未闻”的事。
《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书中159-163页录选有汪克明写的《盐亭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武装斗争的经过》的回忆文章。一开始他就说:“1933年6、7月间,我第一次到石狗场地区,那时盐亭特别是整个龙潭一带,群众革命情绪很高……在我第一次被捕出逃后,所以仍回盐亭的龙潭地区继续搞,就是想实现组织上给我们的这个任务。我第二次到盐亭龙潭地区……情况与我第一次大不相同,知识分子都较为消极”。这里汪克明说的“知识分子”和“群众革命情绪很高”,实际就与“重庆组织”未解之谜有关----1921年8月自行解散后,盐亭龙潭地区没有申请再加入“上海组织”的成员有关。为啥?
一是从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到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类似“巴黎公社起义”,在盐亭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在探索如果成立“共产党”,如何走中国特色的路线。这些影响不局限于盐亭,而且传到陕西。如后来的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陕西地区老革命家,早期的行动就在实践----“重庆组织”立足于“军运”,是因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吴玉章等组建的“保路同志军”,在旧军队在有联系。但“重庆组织”的根本路线是立足于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解放”;立足于“保家卫国,创建经开区、工业园”;立足于“无产阶级专政,但不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化,而是合理合法”等等。这就需要有一个大智慧的隐蔽求生存求发展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与后来的“上海组织”苏俄特色,有相似也有不同;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理解这一点----苏俄特色作为世界潮流,只有通过的曲折实践才能唤醒人民认识中国特色的必然胜利;这是一个与左、右斗争很残酷很艰苦艰巨的过程。
马林挑明“重庆组织”被排除出“上海组织”,是陪同他的张国焘作梗。其实张澜、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四位直接负责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共产党,是早曾相约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张太雷等京津马克思研究会、毛泽东的湖南马克思研究会等川外成员、组织的支持和参与。张国焘对此耿耿于怀---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唁电或唁函,世界各大媒体都发表或转载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国家却是历来亲近的苏联。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旅居多伦多的张国焘被问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张国焘只说是“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张国焘1933-1935年在四川“借刀杀人”,留下的“尾巴”并没有过去。1921年张国焘对马林同意湖南派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位代表同去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自此开始不满。
有口传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还含有曾接受“重庆组织”张澜、何拔儒等的委托作代表。原因是1911年保路运动后,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由此张澜利用他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支持吴玉章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等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支助支持北京地区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川外同志的革命活动。1918--1919年青年毛泽东带领湖南勤工俭学留法学生到北京,曾持杨怀中先生手书求章士钊予以资助。
在章士钊筹集到两万银元巨款中,就有章士钊的好友张澜用四川带来的资金,资助的500银元。张澜还运用蒲殿俊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以及1916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蒲殿俊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又任内务部次长,但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等资质;当1919年蒲殿俊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时,张澜和他商量:要以他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去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
张澜的用意,就在推荐蒲殿俊先出头,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也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蒲殿俊还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所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人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相约京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张太雷,湖南毛泽东等,能获支持和参与。因此有“口传”毛泽东是“打入”的“上海组织”,代表的是“重庆组织”。毛主席用55年(1921-1976)的实践,带领人民证明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缺陷,“乌奸文化”要不得,所以逝世时遭俄国民族主义者表示不满。
刘慈欣先生在获2015年雨果奖的《三体》第一部书开头,第8章《寂静的春天》中借用写程丽华的话,解释“乌奸文化”说:“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了……”。其实乌奸文化的基础是东正说,东正说的历史观,类似不影响俄罗斯人要求捍卫乌克兰地区俄罗斯同胞利益的意志。东正说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是俄罗斯在沙俄时期强行对外扩张,打出了越来越大的地盘,东欧、中亚、东亚等地的弱小国,当年都是俄罗斯国家利益包罗的对象。中国大量的地方,主要就是在那个时期被俄罗斯国家利益包罗去的。等到列宁掌管俄罗斯时,面对超级庞大的国土,俄罗斯已经有些消化不良,才倍感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是主张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由此各国就可以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公约,进行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办事的思维,所以才最后完成登上真正的列宁主义的高峰。
自然科学,是法天法地道法自然的根本。东西方不存在绝对的“意识形态”分歧----如今的乌克兰和俄国并不是共产党掌权,“乌奸文化”的特点是宣传东西方对立,乌克兰也只能应对。其实,把俄国类比美国,把乌克兰类比俄国,俄国与美国的争斗,类似乌克兰与俄国的争斗,俄国只能应对。但这是因共产党掌权“意识形态”分歧的继续吗?我国解放初修成渝铁路发现“资阳人”,从毛主席和小平同志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期望,到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支持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亚洲水塔的科学考察,揭示青藏高原成为远古巴蜀盆塞海洋文明的密码之一如湖南大学,杜钢建教授的新书《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说:西方各民族是来自先夏和夏朝以后华夏民族的迁徙,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由西迁的华夏人创造----原因是青藏高原拥有在北极和南极之外地球上最大面积的冻土和冰川,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不但享有“世界屋脊”的美誉,而且揭示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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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16:13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在盐亭革命老区的龙潭,何拔儒先生提出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早期因多次大地震,产生远古巴蜀堰塞湖扩大形成巴蜀盆塞海,古书《山海经》类似远古联合国志书。杜钢建教授的书把中国湘西道县定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从远古巴蜀盆塞海看,道县属于远古巴蜀盆塞海的东南面海边地区,从统一人类上古史来说,也没有错。1989年风波处理小平同志也有错----学西方民主,难道全归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吗?科学有第一也有第二,中国的科学创新,如数学柯召-魏时珍猜想的近现代自然科学创新,即为中美俄欧科学结合的发展。
《绵阳晚报》2005年3月20日发表《百年海啸话嫘祖》一文介绍:盐亭嫘祖研究能够薪火相继,并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再度兴起,还得力于盐亭县榉溪河畔盘古故里的“天下第一楼”的兴建。何故?“口传”笔者最早是1950-1951年解放初,笔者家下半沟何家湾有户口贫农叫唐开元,他是天垣乡三村贫农协会(贫协)的主席。笔者那时才5-6岁,亲自听到他说过:“何拔儒先生教过毛主席”。但大人不让小孩再乱传,因那时土改运动“清匪反霸”搞得很热烈,怕把此话看作政治“谣言”惹祸。贫协主席唐开元说是他被乡政府选上,到邻近的九龙乡抬滑竿,送快90岁的何拔儒先生到盐亭县政府开会。由此听说毛主席要接何拔儒到北京去;也许唐开元抬送何拔儒与其交谈,引出过额外的话题。其次唐开元住的何家湾,还有一户贫农叫何礼成(何礼光)。笔者小时看到何礼成穷得房子没用泥抹涂墙壁,用竹片一枷了事,连风都挡不住。但笔者读高小、初中假期,在合作社、生产队跟大人一起干活休息时,听何礼成讲何拔儒先生在天垣场戏楼上讲学的故事却是一串串,如他说盐亭可被称为革命“帝师之乡”。
也许正因为盐亭革命老区人民对毛泽东、朱德和邓小平等三位革命领导人有深厚的感情,对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中央红军信仰特别强烈,才使张国焘把“重庆组织”势力的“残余”,与盐亭龙潭“群众革命情绪很高”联系在一起。那是从1911年至1935年期间,四川各地的存古学校成为省内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以盐亭榉溪龙潭地区为例,中共盐亭、三台地下组织在这里最早最快建立,数十个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的农民群众达数千人,还组织了龙潭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革命的大风暴遭来反革命的疯狂镇压,1935年在盐亭高灯镇梅子坡、玉龙镇宗峰寺就有300多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
其中,有很多是何拔儒教过的学生。在经历各种风暴中,何拔儒深知,存古学校办在古庙,不管是讲传统的四书五经,还是新式的国民教育课本,都很难传播中华上古盆塞海文明的研究成果。因此他鼓动乡贤在发掘出“盘古王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垭山口,修建纪念盘古的天垣场。1925年天垣场初具雏形,他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建议在天垣场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戏楼临沟,地势较低。戏楼面对是盘古庙。楼面建得比很多乡间戏楼高,因此楼下及戏楼前面和左右的平地,都可作市场。例如楼下有柱子,好拴猪、拴牛,可被人作牲畜交易的场所。如此的开放课堂,坐在楼上的男女学生和老师,一举一动都受到赶场群众的监视。学校收的学杂费虽不高,但上楼的还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由于何拔儒曾把许多学术观点与他相似的学者或教师,推荐到此楼上公开讲学或教书,使得《盘古王表》一类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
原因就是在楼下旁听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使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贫农“何礼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在1949年后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鸿儒、任望南等一批支持“存古”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何拔儒的孙子也在其中之列,所以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更巧的是,四川省商会办公室秘书长黄靖先生是盐亭县龙泉乡人,2017年10月1日从成都来绵阳到他母亲赵家大舅那里作客。因邀约笔者作陪,听黄靖说:他祖母的父亲,就是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的彭健修先生,曾教过邓小平同志。
原来早在1911年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先生,在成都四川法政学堂读书时,就和同时在成都优级师范读书的彭健修认识。原因是与邓绍昌是同班同学的袁焕仙,又是彭健修的盐亭同乡、同学。因此他们常来常往视若兄弟,后来他们又一起参加1911年张澜、蒲殿俊、罗纶等发动的保路运动,彭健修任罗纶的团部书记。1914年经张澜推荐,1914年至1919年彭健修到广安中学当校长兼教史地,这期间邓小平考入该校就读。邓绍昌在1919年到1920年间多次寻找张澜、王右木、吴玉章指引出路。1919年夏王右木告诉邓绍昌,重庆总商会的会长汪云松等要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消息,邓绍昌毅然把15岁的邓小平送去读书。在张澜、吴玉章、王右木、彭健修等帮助下,1919年夏邓小平离开广安去重庆,就读旅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在2017年10月1日那天的相会中,黄靖的大舅赵老师曾是盐中的老教师,笔者听他补充告诉:“何拔儒先生还教过朱德”。原来何拔儒1903-1906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1907-1909年曾教过在成都高等师范读书的朱德。何拔儒1913-1917年又应陈润霖、杨怀中之邀,到长沙教过在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陈润霖先生的孙子陈继先先生,2016年曾从长沙打电话告诉笔者,他祖父与毛主席的交往。何拔儒先生嫁到盐亭三元江家的三女儿,有个在成都新华社工作的孙子,也曾打电话告诉笔者,何拔儒家在解放后的境况。
彭健修(1884-1953),盐亭高灯镇人。1909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与朱德是同学。1911年因与张澜、蒲殿俊、罗纶友善,在争川汉路潮中任团部书记。保路运动中因蒙公甫同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遭诱捕,彭健修想尽办法营救,并亲自出马带人到赵尔丰督署抗辩,请愿释放。因年轻气盛,陈辞最为慷慨激昂,赵尔丰下令喝阻,彭健修与兵丁发生抓扯,混乱中伤及左眼。后来被摘除按上假眼珠,从此彭健修落下残疾的瞎左眼;这也是他与张澜、罗纶等后来相互信赖和支持的根源。1914年经张澜推荐,彭健修到广安中学当校长兼教史地,邓小平曾是他的学生。1920年经张澜、吴玉章介绍他参加“重庆组织”。他虽没申请加入“上海组织”,但彭健修1941年解救过中共地下工作者、盐亭中学童子军教官田多文。
1952年彭健修作为政府各界的人民特邀代表,参加参观三台、蓬溪、射洪的土地改革时,不幸判处死缓;1953年释放归家逝世。改革开放后,盐亭县卫生局局长、盐亭县医院院长杨作清先生对彭健修的评价是:“彭先生一生执教,虽有参政议政的历史,但绝非蒋家鹰犬。他以其高尚人品、进步思想、渊博知识,影响和教育了他的学生,在川北享有盛名”。杨作清先生解放前就读盐亭县文同中学时,是彭健修的学生;解放初是彭健修引荐他参加的土改工作队工作。
2018年12月8日早晨,原绵阳市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杨洁华主任给笔者打电话,说她哥哥----即杨作清局长的侄儿杨崇汇书记,从北京回到绵阳来看望她家,顺便也想会见在绵阳的他高中班时的同学。这让笔者喜出望外----笔者和杨崇汇的家,当时都属于盐亭县三河乡;杨崇汇是从龙潭初中考入盐中的。1962年笔者上盐亭中学高中65级班,杨崇汇是盐中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盐中高65级班的班长。1963年电影《怒潮》在盐亭公开上映,其主题歌特别动情。他当班长,带领全班同学在每晚下自习后都要组织教唱《怒潮》这首主题歌,一下激发起大家对革命传统教育的热情,他建议和鼓励班上同学,也去收集考察盐亭本土解放前共产党地下斗争的革命史料。
由于1950年盐亭刚解放,笔者听到很多盐亭榉溪河畔龙潭地下党的故事和评论。例如,大人们说邻居的马幺婆,娘家的一个弟弟在盐亭读书参加共产党,1935年被敌人逮捕,用“背火背篼”的酷刑整得死去活来。后来家里虽然把他保释出来,但回家后不到一个月,还是死了。总之,小时候听到赞扬革命老区苦难中辉煌的故事很多。但1963年笔者没有多想:为啥大人们后来不再提早期参加共产党的事?1963年笔者只想利用假期收集梓江榉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也许今后能写出《龙潭激浪》的盐亭革命史该多好。于是笔者向杨崇汇班长汇报了这类想法,他热情支持。
杨崇汇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以后能当上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以及中纪委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等高级职务,也许与他的家庭环境、家乡革命传统的熏陶有关。2018年12月8日笔者当天也顺便带上2017年写的《王右木江油长歌的动地诗》一文的打印稿,并附上写了一页纸的便信:“崇汇书记:请为盐亭本土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砍头的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员正名。盐中高65级班同学王德奎”,就前去了。见到杨崇汇,他身体很健康,但比以前瘦多了。笔者把打印稿送给他后,简单说明是类似完成55年前他交给的任务,只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还希望他这位老班长帮助和指点。
要说明的是,《王右木江油长歌的动地诗》一文的打印稿,是2017年想参加“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绵阳论坛》杂志特约编辑刘文传先生帮助原先打印的,因没能参加才留下的。刘文传先生曾与绵阳市党史研究室的办公室段雯主任一起在市社科联开会时,向段雯主任汇报过盐亭本土1934-1935年300多位共产党游击队员因“西山坪事件”,后被国民党砍头,又被解放后定为“叛徒”问题。如《中共绵阳市志》书535页说:何登甲“1934年冬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笔者1980年代还在盐亭县科协时,因工作与盐亭县农学会有联系,一次偶尔与盐亭县农业局办公任朝洪主任谈起1943年盐亭“西山坪事件”,任朝洪称何登甲是他的姑父说:何登甲被国民党砍头后,全家灭口很凄惨----妻子跳堰塘自杀,8岁的儿子出走流浪,生死未知。他希望组织为盐亭本土1934-1935年被国民党砍头就义的共产党人,又被今天定为“叛徒”解开疑难。
但据刘文传先生转达段雯主任的话说:“翻案证据缺乏”。2018年12月20日早上笔者在三江半岛绿化带散步,偶遇退休的曾是盐亭县档案局的赵天民局长,谈起这件事,他说在档案局时,翻看解放前的敌伪档案,就有国民党杀何登甲、申秋成的布告,说是“共匪的匪首”;今天有说何登甲、申秋成是“叛徒”,不知怎么回事?
其实,《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简称《盐亭党史》)和《中共绵阳市志》(简称《绵阳党史》)两书自身就是研究的“证据”----从两书的《大事年表》、《人物简介》和记叙中,把有关1921-1936年间盐亭籍在革命中牺牲定为的“烈士”,和在盐亭本土的中共地下党县、区负责人被定为“叛徒”的人各列一张表,以此对照此期间张国焘分裂中央、控制指挥川陕革命根据地及中共四川省委、县委的出轨行为,和被张国焘等定为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1909-1984,四川达州宣汉人)两次被捕的诡异,是揭题“盐亭学”、“重庆学”和“上海学”最为诡谲的证据材料。

四、“口传”求证公开诡谲
1983年《四川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公开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是我国最早否定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影响很大,直接带动了如杨松奎、杨世元等出生重庆的学者“知难而上”,进行过分析破解。《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的作者何盛明(1929-),四川省党史办的“岷啸”先生在写的《1949年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案真相初探》一文中说:何盛明老师曾“任四川省委党史工委专职委员(属党史工委专职领导之一,分工负责“专题”业务工作)”。
“360搜索成都党史研究员何盛明”介绍:她1950年川大法律系司法组毕业;曾在四川省总工会、省委统战部、省政协、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先后主编《四川文史资料》、《四川党史月刊》、《保路风云录》等书刊。何盛明主任在她写的《沉痛悼念秀熟老师》一文中说:“1978年,我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张老是省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史资料工作,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近五年”。即《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是1983年何盛明主任作张秀熟(1895-1994)主席的助手,才完成的。
2013年1月13日 新浪网《何盛明的博客》上,何盛明主任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文章中,她更明确地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那时笔者正在张老身边工作,张老嘱我回信说明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此件(指《报告》)待查,暂不宜发表。张秀熟是五四时期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四川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四川学生潮》主编,通过学联与刊物和各地先进青年都有联系,张老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他的话应属实可信”。
但四川省党史办的“岷啸”先生说:他办“专题材料案”落实“叛徒”问题的经历中发现:“此案被捕的人的经过情况,当然只有抓人的人与被抓的人才能说清楚。我当场还对那个期间有些人对有关自己个人的政治历史,在向组织交待时是一种说法,而在党史会的‘回忆’及撰写回忆文章中又是另一种说法的现象,提出‘这本身就不是负责任的态度’的意见。因为,上世纪80年代党史征集过程中,的确有不少人借机吹嘘自己,甚至肆意歪曲历史;借搞党史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情况也是十分常见的”。张秀熟主席1928-1936年遭国民党逮捕坐过牢。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网上有介绍张秀熟主席《舌战王灵官 》的文章,不可能是“写小说”笔法。如果认可党史研究室官网是照抄“敌伪档案”的记录,也可证实何盛明主任在《百年潮》杂志2011 年第7期发表的文章《刑庭激辩震山城----共产党人张秀熟的革命传奇》,来自“敌伪档案”的记录。
《舌战王灵官 》文中说:1928年10月1日,由于原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彭兴道与团干部廖时勉先后叛变,是日深夜张秀熟在四川省委机关所在地重庆七星岗吴师爷巷被捕。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部下的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官王陵基(绰号王灵官)于打枪坝公馆,连夜提审:“张秀熟,你们共产党天天叫阶级斗争,要打倒阶级敌人。我就是你们最大的敌人。今天你又啷格说?” “王先生此言差矣。”张秀熟回答道:“我们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是要打倒阶级敌人。那最大的阶级敌人,从国际上讲是帝国主义;从国内讲是蒋介石。你王陵基么,也算是一个阶级敌人。但要说‘最大的’,那你就卑卑不足道了”。王陵基气极败坏,暴跳如雷,他骂,张秀熟也骂。最后,王陵基只得连连挥手,叫道“带走,带走,押到司令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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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16:48 | 显示全部楼层
14日下午,王陵基在卫戍司令部礼堂公开审讯“重庆共案”。重庆军、政、绅界头目以及报界、学界旁听者达数百人。 “你是四川共产党头子张秀熟吗?”这是问案的必要程序。 “哪里人?” “四川平武。” “是受共产党委派的吗?”“是受代表大会选举的。”王陵基认为头开很顺利,三问都如实招认了,于是平和地向张秀熟说:“我在你们机关查出的文件中,发现你父亲给你的家信,他要你‘希圣希贤,不求名利’,你简直违背了你父亲对你的教训,你怎样解释?”张秀熟看穿了王陵基的心机,决心把敌人的审讯台变成宣传党的革命主张的演说台,对问:“你们四川有多少党员?组织情况怎样?” 回答“共产党员多得很!只要是认识了现在的社会制度,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加入到共产党队伍里来。至于组织一层么,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告诉你。”“你们的经费从哪里来?你们每个月领多少津贴?”“共产党员不领什么津贴。党的经费靠党员自愿捐助。”“你们那点钱,够吗?”“是的,党的经费很困难。不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都有大量财产,有时被我们没收,也可作些补充。”王陵基有些坐不住,提高了噪门:“军部政训主任戴至诚先生是何人杀死?从实招!”“谁叫戴至诚,我们不知道。你既然指认是我们杀的,请拿出证据来”。王陵基拿不出,就说:“那么,你们为什么要造反?要搞暴动?”“让我来问你,你们的田赋征到哪一年了?”张秀熟反问一句。王陵基尽量克制自己:“你认为你们共产党的主张真是对的罗?你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喽?”张秀熟回答: “我们共产党人为民众谋幸福,求中国之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随时准备一死的。” 王陵基叫道:“那么,本司令就要枪毙你们!”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张秀熟也提高了声音。
王陵基再也按捺不住,破口大骂:“王八蛋!你敢硬!老子偏要把你们的脑壳割掉。你们不依教,给老子到鬼门关等我算帐!”张秀熟不再回答,翘首微笑,让王陵基独自去跳。审讯再也搞不下去了。 这天公审后,重庆《新蜀报》很快就在该报第一版登了专题报道,题目是《张秀熟舌战王灵官》。成都《国民公报》也以《重庆共案观审录》为题,发了快讯。一时间,“张秀熟舌战王灵官”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了巴山蜀水。如今党史研究室官网的宣传,太“诡谲”,好像1928年的重庆《新蜀报》、成都《国民公报》是今天办的一样。
“诡谲”还多。党史研究室官网说:1935年春,中共中央上海局特科派张曙时到四川。张秀熟是张曙时点名要放的人,遂于1936年10月首批释放出来。他入院时未办任何手续,出院时也未发“自新”书。出狱后,张秀熟返回平武老家,创办了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招生上课。“7·7”芦沟桥抗战爆发后不久,张秀熟在成都见到张曙时,张曙时代表成都特支宣布:“你在监狱10年的情况我已了解清楚,从现在起恢复你的组织关系”。张秀熟对张曙时说:“组织上需要我干什么,请安排,我一定服从。”这时张秀熟的全部工作就是推动川军出川抗战,张秀熟代笔写了一篇《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作为刘湘出川抗战的宣言。刘湘看后一字未改,以《告川康军民书》为题,发表在8月26日的《四川日报》上。9月四川成立战时后方统制委员会,刘湘任委员长,张秀熟任委员。11月南京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四川学生军训总队长,保安处长王陵基等任副总队长,张秀熟经组织同意任政训处副处长,负责政训处实际工作。
1938年1月20日刘湘因胃病复发死于汉口,张秀熟的川康绥署顾问也随之终止。此时四川省的党组织恢复,1938年6月张秀熟当选为中共川西工委委员(当时中共川西工委对外称作中共川康特委)。这一时期,张秀熟以教员的合法身份协助张曙时做上层统战工作,与刘文辉、田颂尧以及成都市长陈炳光等来往。1949年10月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对抗解放大军。中共绵阳临时工委书记王朴庵找到张秀熟,说已通知蹇幼樵暗中联系,要张秀熟到成都做王陵基的工作,帮助蹇幼樵取得山防总队长的委任,同时暗中把平武地方势力纳入山防总队。张秀熟领到任务,恰好此时平武县新县长要找一位认识王陵基的人去成都,领取一批枪支回县,于是张秀熟便趁此机会来到王陵基的公馆。王陵基很是客气,对于张秀熟所提蹇幼樵任职之事,王陵基当即同意,并答应给平武60支枪,充实山防总队。
1949年12月22日江油解放,张秀熟即参与地下党一起研究如何组织民众迎接解放军。解放后张秀熟经贾子群介绍,找到了原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时任成都军官委员会兼组织部副部长的马识途。马识途把张秀熟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川西区统战部,不久经李劼人、熊子俊等人介绍,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张秀熟为成都市树德中学校长。1950年7月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成立,张秀熟担任川西文教厅长。
通过如今党史研究室官网的宣传,看来在绵阳市内的平武、江油、盐亭等三个县市级中,早期“上海组织”人物张秀熟主席比王右木烈士、袁诗荛烈士更有政治智慧。与张秀熟主席1936年同时走出监狱的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也不能相比。张秀熟主席的经历比王右木烈士、袁诗荛烈士强吗?党史研究室官网文中有不少介绍:1912年17岁的张秀熟,到江油县城武都镇报考原龙安府的最高学府----龙郡中学(1906年,匡山书院改为龙郡中学堂,迁址到武都镇)。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王右木当时在龙郡中学担任教务长,负责招录新生,张秀熟有幸受教于王右木先生。王右木打开了张秀熟的思维和眼界,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1913年王右木回到成都四川通省师范学堂(1913年,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改名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复课,张秀熟也跟随王右木的足迹来到成都读书,插班到成都五世同堂街口的共和大学校中学部。王右木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龙郡中学任教时,张秀熟也回到龙郡中学复学。
王右木到龙郡中学不久,便决心东渡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国富民强之路。1914年张秀熟和一些同学专门为王右木送行,从学校一直送到武都镇西门外的水巷子。不久以后,王右木就给张秀熟来信,得知王右木老师考得了明治大学中国官费生卧名额,就读于该校的政治经济学系,并于1918年夏天获得明治大学政学士学位后就离开。
张秀熟于1915年从龙郡中学毕业,次年考入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年轻的秀熟一进入高师就发奋读书,他特别喜欢著名经学大师廖季平的课。1919年5月成都成立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张秀熟和比他低一年级的盐亭籍学生袁诗荛,被推举为学生联合会理事部正、副理事长。两人因有共同的人生观,工作上配合得恰到好处。1920年5月23日四川省学联创办了自己的周刊《四川学生潮》,张秀熟因临近毕业,就由袁诗荛担负了大量的工作。 1920年暑假张秀熟毕业,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本科生的资格,回到家乡平武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一年之后张秀熟收到张澜,请他去南充县立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的邀请信。不久又接到王右木老师的信,知道袁诗荛也应聘要去南充。张秀熟与袁诗荛再次联手,担任王右木所创办的《人声》报在南充的特约通讯员和代办员,不仅写文稿,还在南充发行代售。
但1920年袁诗荛被王右木介绍参加“重庆组织”,为啥王右木烈士不介绍张秀熟主席参加“重庆组织”呢?是否因张秀熟不如袁诗荛有参加过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锻炼?但党史研究室官网介绍:1922年10月张秀熟收到王右木老师的来信,信中王右木委托张秀熟在南充组织建立川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此张秀熟找来了老乡袁诗荛,他们二人在学生中物色过如南充县立中学农业部的罗瑞卿和师范部附属小学的任白戈等一批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培养和考察。可见王右木在发展“上海组织”上也看重张秀熟没有“重庆组织”的经历。
张秀熟在南充任教一年之后,应聘到江油龙绵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当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 1924年暑假,张秀熟接到成都高师附中(今成都市第十二中学)的聘书,遂带上妻子罗文淑到了成都。此时的成都由1923年打败了熊克武的杨森掌权,教育界的负责人全是拥护杨森的“新人”,王右木已经离开成都。张秀熟也辞职来到重庆。在重庆,《新蜀报》的主编周钦岳介绍张秀熟认识了萧楚女(中共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24年夏王右木不幸牺牲。1925年9月张秀熟回到成都,在高师附中任教,同时在省立第一师范兼课。王右木牺牲前,为啥介绍袁诗荛参加“上海组织”,而没有介绍张秀熟是一个谜。因为张秀熟入团最先,已多年;他的入党,却迟到1926年。
1926年2月下旬,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不久,地委委员兼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找上门来,与李劼人共同将张秀熟介绍给《西陲日报》主持人徐幼根,聘为主笔。3月底的一天晚上,刘愿庵又来到张秀熟家,这次是与童庸生一起来的。童庸生当时任重庆团地委书记,负责领导全川的团组织。刘愿庵告诉张秀熟:党组织决定,由他们二人作介绍人,发展张秀熟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成都特支又派黄理州来,代表党组织正式向张秀熟个别谈话,从此张秀熟就他们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27年成都发生了二·一六事件,3月31日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事件,打死群众137人;到4月4日逮捕了杨闇公同志,并于6日将其残杀。四川各地党、团组织由半公开转入秘密活动;中共中央要求,这一时期,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必须有良好的上层关系作掩护。顶着险恶,是1927年7月袁诗荛调任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公开职务是成都高师附中教导主任(校长)。
张秀熟这时虽未担任党内职务,但面临险恶形势正值暑假,张秀熟派人把妻子罗文淑和才11个月的长子张益龙送回平武老家后,成都特支负责人黄理州就安排他离开成都,到川北一带去查看各地党组织的情况,避一下风头。张秀熟先到广汉,随后到了绵阳。中共成都特支对江油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认为在江油的省立二中建党的条件比较成熟,准备派出适当的人选去创建党的组织。中共成都特支党员章璞的堂兄章雨初,系驻江油县国民革命军29军屯殖司令部参谋长,故中共成都特支决定章璞到江油建立党的组织。章璞通过同学的介绍和中共成都特支的活动,被四川教育厅委任为省立二中的校长。
此时张秀熟还在绵阳县,中共成都特支交给章璞一封信,指示他转交张秀熟。1927年7月章璞赴任途径绵阳时,转交了中共成都特支给张秀熟的书信,张秀熟阅后即按指示,与章璞同往省立二中任教,张秀熟任教务主任。同月张秀熟按照中共成都特支的指示,组建了中共中坝省二中支部,张秀熟任书记。在江油过了半个月,张秀熟接到通知,立即赶到成都,方知中央已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由瞿秋白代替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四川也由临时省委代替了重庆地委。临时省委下设川东、川西两个特委。川西特委于11月中旬在成都建立,因刘愿庵已到重庆临时省委,组织上就确定张秀熟任特委书记。
1927年开始“上海组织”内的斗争激烈,不亚于外部的激烈。发展到1928年2月10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巴县召开扩大会议建立正式省委,刚调重庆工作的张秀熟,就被选入省委五人常委班子,张秀熟担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诡谲的是,1928年2月16日清晨,成都大批军警就将成大、高师、高师附中等几所学校包围,当场逮捕袁诗荛等师生100余人,到下午4时就将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荛等14人杀害于成都莲花池,不给袁诗荛像张秀熟有《舌战王灵官 》的宣传机会。到1928年3月9日四川省委在重庆兴隆巷8号巴县县委举行会议时,又被军警包围,傅烈、周贡植等9人被捕,4月3日即被杀害于朝天门下。至此“重庆组织”解散后加入“上海组织”在四川工作的高层成员,全部牺牲。
此后省委才正式决定由刘愿庵代理省委书记,但刘愿庵于1928年4月底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转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由此遂决定由张秀熟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顺理成章。据1929年4月29日《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反映:“省委本身仅张秀熟同志一人及临时吴秀鸣等共三人支持,人少事紧,极难应付,经济缺乏更形[困]窘”。党中央见四川省委遭到破坏,就派木青(于1930年牺牲于重庆)到四川协助工作;又派在江西搞过农暴的李呜珂到四川担任军委书记。李呜珂性情急躁,决心要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其中心任务是处决主谋枪杀9名中共党员的戴弁(第21军政治部主任)。张秀熟本来不同意李呜珂这样做,在几次会议上都表示这仅是一种中共四川军委书记李鸣珂报复行为,对全川的革命行动不会有多大的好处,而可能后果更坏。但李呜珂坚持必须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与他从江西带来的枪手李觉民,用手枪将戴弁打死在大街上。
刘湘当即下令“大索十日”,进一步血腥镇压。事情既已发生,张秀熟只好布置同志们隐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也许张秀熟主席此时从江西搞过农暴来的李呜珂书记,和与李鸣珂从江西带来的枪手李觉民等人身上,进一步掌握了“趋利避害”的政治智慧的。学会后来如何与在江西搞过农暴工作的老领导,以及一些四川军阀打交道的政治智慧。据介绍与张秀熟主席打过交道的重庆卫戍司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1883-1967),四川省乐山人。川军五行中资格最老,刘湘、杨森都要喊他一声老师。因死保北洋被打成光杆,才投奔刘湘。
王陵基帮助刘湘重掌兵权,但因倚老卖老又一度被刘湘撤去一切职务。抗战初期王陵基争夺四川省主席失败,编组16个保安团组成第30集团军出川抗战。1946年7月31日晋升为陆军上将军衔,晋升同时退为预备役,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省保安司令,江西省军管区司令。1948年4月王陵基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四川省军管区司令。1950年2月6日王陵基化装潜逃时,在四川江安县被人民解放军孙重远同志等人逮捕,先后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北京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64年12月28日获得特赦。
田颂尧(1888-1975),四川简阳县人,国民党陆军上将。1910年加入同盟会,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参加苏浙学生军,任军事部部长兼营长。之后田颂尧加入川军,曾先后担任川军第4师参谋、川军第2师清乡独立支队长、第1军2师骑兵团长兼成都城防司令等职。1918年田颂尧任北京政府第21师41旅旅长,第21师师长。1925年田颂尧任四川军务帮办。1926年5月任川西北屯垦使,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1927年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1928年11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3年1月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10月任四川剿匪总部第2路总指挥。1935年因围剿红军失利,田颂尧被撤职查办。1936年9月田颂尧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成都。1948年3月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12月9日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中央和四川省委委员。
根据何盛明主任自己介绍:“《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张秀熟主席嘱咐何盛明主任回信:“说明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张秀熟主席的话“属实可信”吗?据党史研究室网说:“1920年暑假张秀熟毕业,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本科生的资格,回到家乡平武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这期间张秀熟主席到重庆参加过“适社”无政府主义组织了吗?何盛明主任是如何完成张秀熟主席交给她写“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的任务的泥?
何盛明主任发表的文章含有把矛头指向王右木烈士和袁诗荛烈士。例如,在何盛明主任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文章,诡谲中一点是说:“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流传中,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始终未与马克思主义者形成对立局面……四川早期的党团员中,不少是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有的如童庸生、袁诗荛还成为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何盛明主任在文章中说:“重庆‘适社’与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多有联系。江凝九原是‘适社’成员,1921年春分出成立《人声》社,即出版《人声》杂志(‘适社’当时尚未办刊物)。一创刊,即与全国各地无政府主义组织取得联系,它的代派处就有上海、汉口、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等地,可见他们和全国各地联系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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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17:22 | 显示全部楼层
何盛明主任不说明1921年春“适社”出版的《人声》刊物,与王右木烈士1922年2月7日开始一再用刊名《人声》,创办出版的《人声》刊物的区别;更不说明王右木烈士为啥对《人声》这个已被无政府主义组织污染的刊名感“兴趣”?实际是王右木加入“上海组织”后,是为其纠偏挽回名誉。因为重庆“适社”按何盛明主任的介绍分析,其实是被筹备“上海组织”幕后的苏俄远东共和国情报机关物色,用来对付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玩的“把戏”。
为啥张秀熟主席同意何盛明主任的文章,写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袁诗荛烈士也混迹“无政府主义”?“上海组织”成立后,张秀熟主席与袁诗荛烈士背后有个人矛盾吗?因为《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20页中说:1919年“5月25日‘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在成都成立,后改名‘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推选张秀熟为理事长,袁诗荛为副理事长。袁诗荛担任省学联领导职务后,于1920年5月23日创办了学联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这是当时四川许多刊物中影响最大的。刊出的许多重要文章,都为袁诗荛所写”。这说明1920年如果袁诗荛能参加“重庆组织”,张秀熟主席有可能听说。也许他本人也曾被动员介绍,但最终没有参加,为他赢得后来生机。
张秀熟主席和汪克明书记在1921-1936年间,分别当过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和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等党内主要负责人;被捕坐牢后都同时在1936年释放。但不同的是,《盐亭党史》书137页说汪克明写了“登报脱党”;而《绵阳党史》书534页说张秀熟是“获释回平武”。张秀熟主席和汪克明书记作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被国民党逮捕坐牢,能出狱活下来到解放,继续干工作,是一件幸事。如今盐亭人民也是通情达理的,问题是:大家不理解类似汪克明书记1933-1934年在盐亭龙潭地区领导革命,盐亭本土1934年因“西山坪事件”被国民党反动派砍头,就义牺牲的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就有300多位,解放后被说成“叛徒”,为啥与他两次被捕释放没关系?
《盐亭党史》书137页说汪克明第二次“在狱中坚贞不屈”。盐亭城关小学孙昌金校长在新浪网博客上写诗,也赞扬汪克明“狱中坚贞不屈”。笔者有次与孙昌金校长在绵阳体育馆相遇,问他是怎样知道汪克明“狱中坚贞不屈”的?他说是照着盐亭党史办的文章说的。
《重庆日报》也有记者写文章说:“刘湘妄想通过反省院收买、感化共产党人为他所用。因此被关押者中刑期最长的为十年,如原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张秀熟主席1928 年10月被捕后,与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因“坚贞不屈”,国民党军阀才不杀他的吗?而且张秀熟也没有坐够10年牢。《盐亭党史》和《绵阳党史》两书,树立的盐亭本土共产党的地下负责人,闹革命响当当牺牲的烈士是袁诗荛(1897-1928)和侯伯英(1907-1935)两人。但他们在盐亭本土实际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很短,而且离开盐亭后,都打入国民党军阀国民党田颂尧29军,为以后地下工作留有“内线”。
《盐亭党史》书120页就说:“1934年1月,保安大队长刘仰高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29军内党组织决定并通知他迅速转移”。盐亭本土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砍头的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有“内线”,也是因有共产党员刘仰高打入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作保安大队长留下的。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对笔者说:上面认定1934年10月在盐亭龙潭五龙石狗场西山坪,被国民党田颂尧29军包围的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愿意“投诚”被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收编,是“被捕叛变”;后又在1935年5月被国民党29军砍头,是国民党认为他们“反水”,解放后上面也认定他们不是“牺牲的烈士”。
那么汪克明书记1934年一年两次被国民党田颂尧29军逮捕,都和他追随张国焘:第一次被捕叛变就与国民党策划消灭盐亭龙潭共产党游击队有关吗?这是到1934年10月在龙潭五龙石狗场西山坪,300多位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田颂尧29军包围,何登甲和申秋成才最终相信袁诗荛和侯伯英在29军留下的“内线”,和刘仰高在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留下的“内线”,曾揭秘汪克明“被捕叛变”的暗示的。但为啥这些“内线”不向更上级的党组织负责人反映呢?
这又回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以及盐亭龙潭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不赞同张国焘“极左、极右”的创建根据地的意见有关。而曾参加“重庆组织”的王右木(1887-1924),1924年夏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返川途中在旷继勋的家乡贵州土城,说是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牺牲。那时也有“口传”是早期追随张国焘“内部人”,策划告密当地反动势力,对外却称是“土匪”所为。
2016年5月笔者曾听绵阳市社科联刘仲平主席讲他在广安考察中听有人说:1936年1月24日春节后,小平的父亲离家出外办事,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其蛊惑下,对小平的父亲下了毒手,对外也谎称“土匪”所为。这也许与1934-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1935年10月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挥师南下入川;小平同志因拥护毛主席出名,是反对张国焘的;广安属南充地区,离张国焘领导的通南巴苏区近。其次也有“口传”,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1886-1936)参加过“重庆组织”。1933年6月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1895-1933),也曾参加“重庆组织”。
类似复杂,打入“内线”的袁诗荛和刘仰高的人不得不考虑;而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在被包围中研究突围,假降接受盐亭县保安队的整体收编,以等待时机,也许也来自和同意29军内党组织决定的“权宜之计”。但《盐亭党史》书中120页只说是:1934年10月一个晚上,秘密通知龙潭地区党团员、“工农前卫团”等数百人,在西山坪集会,“因叛徒密报,当地团防得知,在会场四周设下埋伏,将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送县警所”。
诡谲是,如果仅是“当地团防”,是难对付300多人的共产党游击队的。而国民党军阀国民党田颂尧29军,在龙潭地区的活动严密,在《盐亭党史》书中多处提及。例如,《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1933年9月下旬游击队“在石狗场打了29军的提款委员吴慎修,游击队员陈朝发被捕”。同页中还说:“1933年11月,29军谍查队长董咸仁率队在盐亭石狗场,逮捕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何什民……何什民叛变”,相继逮捕了十余人。《盐亭党史》书54页中说:1933年10月,“曾在绵安中心县委任过常委的陈燮和……转移回盐亭,被29军逮捕后叛变”。可见盐亭革命老区是国民党29军重点监视区,西山坪集会用“当地团防”去包围,是否“诡谲”笔法?《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何什民是汪克明来盐亭后的1933年7月才提拔的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何什民叛变后,“三台、盐亭共逮捕100余人”。
而汪克明来盐亭之前的1933年5月,当时的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余国政,《盐亭党史》书118页中说:就“因党内身份暴露,去重庆”。汪克明是在何什民逮捕叛变后的“白色恐怖”条件下,仍然继续在龙潭石狗场从事地下工作,能“有惊无险”,是何什民没有告发他吗?那么《盐亭党史》书120页中说:1934年4月,汪克明调盐亭富驿区委书记赵济舟任三台中心县委秘书,赵济舟随汪克明路过盐亭县城时一同国民党逮捕,赵济舟“叛变出卖了汪克明”。但“6月27日汪克明在被军警押赴绵阳途中逃脱,经三台转回盐亭石狗场继续领导中心县委工作”。直到193:4年10月石狗场“西山坪事件”集会,“当地团防得知,在会场四周设下埋伏,将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送县警所”。29军内党组织“口传”汪克明也“叛变”不是没有根据----《盐亭党史》和《绵阳党史》两书揭秘的诡谲“跃然纸上”:是国民党军阀党田颂尧29军“愚蠢至极”,身为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1934年4月被捕逃脱,他们也不理不问。193:4年10月也只以“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难道不知道身份?
国民党29军为啥不像砍杀何登甲和申秋成的布告称是“共匪匪首”,而仅称汪克明是“盗匪”?也许《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有一条原因:1933年“8月下旬一个夜晚,游击队员到三元乡保安场袭击了财主杨寿堂家,毁掉佃当文书、破仓分粮、缴获银币150元”。这类事,解放初笔者小时也听邻近的何家湾村贫农协会(贫协)主席唐开元和贫农叫何礼成讲过。但他们不赞成游击队夜晚蒙面去袭击财主,当时内部也有“工农前卫团员”说,造成革命老区不必要的恐慌,
要干就公开干,不然弄巧反拙,财主们会认为是自家的佃户贫农“点水”,而让财主、反动派们更厉害残酷对待佃户、贫农。
这事也许反映了本土部分共产党游击队员,与汪克明和张国焘路线的分歧。那么汪克明与张国焘到底有没有联系呢?《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1933年“8月四川省委为了输送党员、干部支援和巩固川陕根据地,从成都到巴中(川陕省委驻地)建立了一条交通线”。《盐亭党史》书135页中说:刘仰高(1893-1968)“1930年7月,受命赴洪湖任洪六军军长。1932年,中共四川省委派刘仰高回盐亭从事地下活动……后又担任省委与川陕苏区交通员”。这里说的成都的“四川省委”和巴中的“川陕省委”,在张国焘1933年6月肃反中杀害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后,实际成都的“四川省委”由巴中的“川陕省委”直接指挥的。
《盐亭党史》书120页中说的1934年1月“刘仰高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离开了盐亭”,与张国焘没有联系吗?刘仰高是盐亭1920年参加“重庆组织”的17个人中,唯一与袁诗荛两人是在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后,又单独申请参加的。张国焘配合马林组建“上海组织”,他一开始就知道“重庆组织”的原始《报告》和成员名单,在刘仰高任洪湖红六军军长时,张国焘也就认识刘仰高。其实在1932-1935年的盐亭,可作三台中心县委立足的“群众革命情绪高”的根据地,南北各有一个----除盐亭龙潭五龙石狗场西山坪外,就是中国最早留学日本攻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仲纯的家乡,盐亭石牛庙店垭地区----这个北部大山区,还是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的伯父蒙公甫,1911年在家乡组织四川保路运动的地方。《盐亭党史》书61-63页中说:1935年3月一部分红军来到店垭,发动群众,“组建了游击队,1935年4月5日,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红军在石牛庙场镇建立了村苏维埃”。可见这里比南部更能配合川陕苏区。
但在1933年汪克明当然要听“川陕省委”张国焘的指挥。为啥说是张国焘?《盐亭党史》书159-163页是汪克明对在盐亭经历的回忆录,161-162页中汪克明说:“当时四川省委告诉过我:‘红四方军突破嘉陵江后,可能经梓潼地区,走盐亭与南部之间进军……造成进战合川、攻打重庆之势(其余军事计划全部我不知道)。’”这里汪克明说的“四川省委”,只能是“川陕省委”。因为当时的党中央是要北上抗日的。“进战合川、攻打重庆之势”的军事计划,不可能是毛主席的部署,而是张国焘想南下另立中央的打算。这样重要的军事计划能亲自告诉汪克明的,张国焘的可能性最大。而且读《盐亭党史》书159-163页的汪克明的回忆录,他在盐亭一些“左”的搞法,与张国焘的思想一致,如“唯成份论”。李井泉书记进川也如此。
汪克明和张秀熟在1936年前的大革命时期,都被如今的一些党史书报描述为“传奇”: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只要坚强不屈,表明共产党的身份,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就不会被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地方主要负责人。但与他们同样共事的共产党地方主要负责人王右木和袁诗荛,就没有这样“幸运”。特别是如四川的高级党史专家何盛明主任等,或明或暗把王右木和袁诗荛说成与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有关联的人。这是否与“岷啸”说“1981年10月当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新建立的时候,86岁高龄的张秀熟突然来了精神,再度担任副主任,主持这一中断了15年的工作。这时的编委会不仅要继续编修《四川省志》,还要负责指导各市、州、县的修志工作”有关?
事情的演变,还把“重庆学”与“上海学”联系起来,是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学术顾问何盛明主任公开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等文章,把袁诗荛和王右木、汪克明与张国焘、张秀熟与李井泉等历史人物推到前台。但张秀熟主席与李井泉书记也主要是在解放后才共事;其次1936年前李井泉书记也不可能深交汪克明,最多他也只能听闻汪克明在盐亭的活动故事。至于袁诗荛和王右木,张秀熟和王右木,张秀熟和袁诗荛,正能量讲他们之间的“师生情、同学情、战友情”的说法虽然很多,但何盛明主任公开发表的文章,也把袁诗荛和王右木、张秀熟和王右木,张秀熟和袁诗荛之间的一些“微妙”关系,挑明摆在了人们面前。
事情也不奇怪,王右木和袁诗荛先后牺牲后,张秀熟在中共四川省委中的地位自然上升。如张秀熟是省委五位成员中负责宣传的,袁诗荛只是中共川西特委负责宣传的。袁诗荛牺牲后,张秀熟很快上升为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但袁诗荛的被捕牺牲,没有张秀熟组织营就和处理后事的“口传”。相反“口传”1917年秋袁思尧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3月袁诗荛经老师王右木和同乡袁焕仙介绍加入“重庆组织”。《盐亭党史》一书128页,在“盐亭地方党史人物介绍”条目的第一个人物“袁诗荛(1897-1928)”中说:“1920年,参加了王右木创办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其后,王右木又和袁诗荛创办《新青年旬刊》,宣传革命真理……这年暑假,袁诗荛毕业于成都高师,应张澜先生聘请到南充中学任教务长”。
在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称研究为“重庆学”)中,23岁的袁诗荛是成员,而没有张秀熟。“口传”1921月8月14日马林在北京作出《重庆报告》能代转莫斯科的承诺,但建议“重庆组织”必须自行解散。1921年8月29日张澜回到重庆传达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后,“重庆组织”于31日正式解散。这之后,王右木很快以个人名义写信申请参加马林指导上海1921年8月初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简称“上海组织”,称研究为“上海学”)。
王右木的信转到上海和北京后,陈独秀、李大钊把在成都地区组织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任务也很快委托交给王右木。1922年王右木在成都创办《人声》周报,同时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执委会,就吸收张秀熟和袁诗荛入团。有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温勇和马志强发表的文章说:《人声》报的前身是《新四川旬刊》,创刊于1921年1月,其宗旨是配合四川自治运动,建设新四川,“王右木亲任编辑,袁诗荛(王右木的学生)为经理”。1923年1月再经王右木介绍,袁诗荛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的中共党员。
王右木1924年牺牲后,是由杨闇公担任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袁诗荛1927年春在盐亭,根据党组织决定去重庆见杨闇公。当时袁诗荛的公开身份是盐亭县的教育局长,杨闇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负责人。《盐亭党史》一书129页说:“1927年春,袁诗荛以国民党川北特派员身份到三台,任国民党革命军29军政治部主任和田颂尧军长的高级顾问,并任潼属联立高中校校长”;可见袁诗荛是杨闇公、王右木和张澜的得意学生。1927年袁诗荛去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1928年他被反动派杀害,年仅30岁。袁诗荛的牺牲,当时张秀熟已是他的上级中共省委负责人,不出面也可以理解。为啥关心袁诗荛的是在盐亭的彭健修?如到成都找张澜、袁焕仙出面筹划买了棺材,将袁诗荛的灵柩运回盐亭。彭健修作为盐亭县教育局局长兼盐亭中学校长决定,在盐亭中学校内为袁诗荛设立了灵堂,以供各界悼念。其实袁诗荛1920年加入“重庆组织”,在“重庆组织”的盐亭人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等前辈中,就为袁诗荛这位晚辈,也是他们曾教过的能干学生作有安排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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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17:57 | 显示全部楼层
笔者无意涉足“重庆学”与“上海学”,是1963年因放电影《怒潮》教育,又受笔者盐中高65级班的杨崇汇班长的启发和鼓动,假期才第一次有意识去收集家乡榉溪河畔龙潭地区解放前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引发了这55年来的业余研究。其中记得的有:
第一是,笔者1963年在梓江榉溪河畔玉龙地区乡间走访一些老人的过程中,申秋成和何登甲的名字如雷贯耳,被说成是当时地下共产党、游击队最得力的领导人。例如,玉龙镇申家沟有一位叫申光甫的老人,他告诉笔者说:解放后玉龙区公所的房子,原是玉龙镇的城隍庙,又兼作的存古学堂。上世纪20年代他就在那里读玉龙镇办的第一所完小。1935年被国民党以“闹共产党”杀头申秋成,就曾是与他在这里读过书的同学。那时申秋成在班里小范围讲有个马克思的外国革命家,胸中装有在全球消灭“难民、饥民、灾民、移民”的道理;还说这个“道理”在盐亭前两辈人就有传闻。1927年后这类“时政新闻”收紧了,他也成家立业,要养家糊口,没有与申秋成再接触。再后来就听说申秋成等高灯踏泥坝被反动派砍头前,还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等口号。但1964年传闻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翻案,被停映;笔者也就专心为考大学,作努力。
第二是,1981年笔者从重庆调回盐亭县科协工作后,发现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关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的革命斗争故事被笔注为“作废”后,不久笔者偶然认识了余国政(1907-1996)。因为1980年代笔者所在的盐亭县科协的办公室,和盐亭县沼办的办公室挨在一起。余国政与县沼办的刘远驰同志人很熟,他经常来刘远驰的办公室小坐一会。有一次刘远驰不在,笔者就把他请到科协的办公室小坐,给他倒开水喝。因为他像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很虚弱,杵着一根竹棍。这是1983年至1984年那一两年,余国政隔一段时间就去找盐亭县委组织部和其他领导说事,或交申述辩解材料。在科协办公室,笔者问他是什么事?
他说他叫余国政,他的家就在盐亭城北高山庙山背后,回家翻山很累。他与刘远驰认识,路过就想到刘远驰的办公室坐一坐。余国政还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早期的县委书记。1950年刚解放他在成都被人民政府逮捕,判了20多年刑,1979年才刑满回家。出狱后他听说有一个新政策,解放前作过共产党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不管什么错误,只要还没有被国民党、共产党所杀,能活到今天的,共产党念其做过一些党的工作,一律给予一些生活经费。他就是为这事在找县委组织部。笔者问他,成都解放时为什么还要逮捕他这个地下党早期的县委书记呢?他说1933年5月因在盐亭身份暴露,逃到重庆、成都去找党的组织,没有找到,就进了一家成都的国民党的兵工厂,在兵工厂仓库作保管。解放后,公安局说这家兵工厂仓库是国民党特务管理的,怀疑他是特务,而逮捕判刑的。
余国政对1935年前中共盐亭地下党的一些本土干部,在解放后被打成“叛徒”,持怀疑;对汪克明是盐亭革命“英雄”,也持怀疑。听余国政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早期县委书记,而笔者1963年就在开始了解革命老区情况,所以看见在余国政到县委组织部回来再路过时,笔者都要请他到科协的办公室坐。笔者问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他也不愿意说。后来笔者知道是范弘先,而且是第一任中共地下党盐亭县委书记后,就问他范弘先还在不在?如果他1950年在成都被以“特务”逮捕,判20多年刑是冤枉,为什么不找范弘先证明他曾是地下党县委书记,做过很多党的工作?余国政似乎有很多难言之隐。他绕开笔者的话题,说出的话,使笔者大为惊讶。
余国政说:1950年后,他在成都被以“国民党特务”逮捕,判20多年刑,还算是救了他的命。如果他说出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像他那种情况,押送回盐亭,肯定当时会被枪毙。但等到几年后,公安局即使弄清他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的身份,就已经躲过了盐亭的“肃反”枪毙期。因为1935年前参加共产党,以后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而脱党或叛变活到解放的,当时都可能枪毙了。所以他也安心继续坐牢下去。据余国政说,这种人,盐亭解放初被枪毙的,他知道的就有10多个。1980年代笔者作为盐亭县人大代表,看到群众有反映,虽然不是当事人,觉得不应该把悬念留給盐亭的子子孙孙,需要和只能向组织汇报。由此,笔者曾向盐亭县党史办第一任主任龚荣忠同志,和分管党史办的县委副书记何开文同志,反映过对申秋成、何登甲,和他们带领的被敌人屠杀于盐亭玉龙区塔泥坝和宗峰寺两地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的“叛徒案”,有疑问的事情。龚荣忠主任说:“这事你不要管”。何开文书记也说:“这事麻烦;解放初已有结论,要改也难”。所以只有等待找有向老革命同志,请教的机会。
第三是,1992年10月笔者调离盐亭,到绵阳日报社工作。1998年6月“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盐亭召开。王剑清在北京出面邀请并陪同中华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冯征将军和中华炎黄研究会顾问、83岁的胥光义将军等领导,亲临大会指导。王剑清(1922-1998),盐亭利和乡人,中共党员。1934年上龙潭中学。1938年奔赴革命延安,1939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先后在《晋察冀日报》、《冀东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作。作过天津市委宣传部处长、九三学社中央《红专》刊物副主编;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秘书长,《湘江文学》主编;河北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王剑清的父亲王济钦(王明金1868-1928),曾任潼川府中学堂校长,1911年与张澜等人参加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1920年张澜介绍王济钦加入过“重庆组织”。王剑清在盐亭传为佳话的是,1959至1960年大跃进,李井泉书记主政的四川和西南局“浮夸风”严重,王剑清家乡的利和乡,是盐亭全县饿死人最多的乡之一。王剑清作为中央统战部官员到盐亭作调查,据原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同志说,王剑清如实向绵阳地委、四川省委和中央反映了情况,引起国家的重视,才给盐亭拨来了一些救济粮,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浮夸风”也很快到了纠正。
鉴于王剑清是1938年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走出的共产党女革命家。她读中学的地方,是榉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组织领导斗争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之地,她最清楚当时暴风骤雨似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对如何全面准确地描述盐亭革命老区历史,王剑清也是最有发言权的经历者之一。而且笔者也被应邀和采访参加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能亲自向她请教“中共盐亭县历史”中的难题。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由此笔者根据从童年到80年代在盐亭工作,亲身所见所闻盐亭党史中的难题是:1950年以后,李井泉书记主政四川,为维护活下来的汪克明一个人的正面形象,将被盐亭革命老区很多群众怀疑是真“叛徒”的汪克明的自辩说法,变成了制造盐亭革命老区在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辉煌革命活动事迹的大批牺牲的像何登甲、申秋成等近千名的党员和干部划为的“叛徒”案。由于文革后,李井泉书记仍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使得《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历史》等稿本材料中,对解放后制造的被国民党反动派1935年屠杀的盐亭本土申秋成、何登甲和他们带领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为“叛徒””案,难于纠正。
例如,余国政是改革开放后才没有归类为“叛徒”,只是因为他活下来,能自己为自己不是“叛徒”辩护,政策才得到落实。历史的真实是不可改的,余国政说的话是真是假,笔者无法判断。这次王剑清的回答证实是:1998年王剑清老人回忆起1935年前那段革命老区历史,盐亭本土的群众和共产党人在本土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她像早曾想过。她深情地说:“解放初,有些作法是过左了;我对自己家乡利河乡的情况,也知道一些”。她还说,她的两个参加过那时革命的侄儿,解放初也是被错杀的。可见她对李井泉书记的作法,也还是有意见的。解放初期李井泉书记追究1934年10月“西山坪事件”演变的1935年3月大屠杀的真相,认定汪克明指挥正确。而被敌人包围的龙潭地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和农协会成员数百人,被定“叛徒”没有公开宣称。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后,盐亭本土的广大群众与上面的认识有差距。但王剑清毕竟是老革命,她听笔者的反映后,处理的方法是:把当时的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亲自请到跟前,委托刘泰焰主任给中共四川省委写报告,谈追认盐亭为革命老区等问题。当时来参加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还有退休的原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但王剑清同志没有直接找杨超书记谈。而是教刘泰焰主任出面,请杨超书记帮助解决“西山坪事件”遗留问题。但刘泰焰主任后来说,杨超书记也没办法。不得其果。王剑清同志会后回到北京,也当年10月不幸去世。这里多说一点:笔者当年采访“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文章,发表在天津市1998年7月31日的《今晚报》上,题目叫《寻找“不死鸟”》。
第四是,盐亭革命老同志衡超伦主席反映,解放初期李井泉书记追究他“发展党员过右”,是原盐亭县汽车站党支部书记、盐亭天垣乡出生的何开明同志对笔者的“口传”。绵阳市政协副主席衡超伦(1927-),盐亭县金孔镇人。1948年在南充读书时加入共产党。1949年6月经党组织指派回盐亭开展工作,7月组建起中共西充-盐亭边境特支,衡超伦任书记,发展党员30多人。从1950年起,衡超伦先后任盐亭县县长、中共遂宁地委常委、绵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绵阳市政协副主席兼绵阳市社科联主席。衡超伦同志是盐亭本土人解放后当盐亭县长的第一人。解放后,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亲自到盐亭县处理地下党问题。衡超伦作为当时盐亭地下党的负责人,也被关押起来询问。当然,还关押有其他的盐亭地下党负责人。一是问他,盐亭发展的80多名共产党和外围组织成员,为何富裕家的人多,是穷人家的少?衡超伦作回答后,李井泉不认可,还说就连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都怀疑。衡超伦说出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和入党经过,以及拿出了证明材料。二是衡超伦向李井泉,谈他在盐亭发展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情况。但李井泉也不认可,逼急了,衡超伦还说,如果你不相信,有一次他们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还把那次开会参加的党员名单,写在纸上封存在一个瓦罐中,埋在一处地下的。
于是李井泉派人按衡超伦说的话,去找寻挖出这个瓦罐。但找寻到的这个瓦罐中,只有七八个的名字。李井泉就只认可这七八个人,才是盐亭县地下党的成员。其他人不算数,如要入党,必须重新申请,接受考验批准。可见李井泉是亲自处理解放前盐亭县地下党问题的最高负责人。衡超伦现在已90多岁,人还活在绵阳。
1934年10月李井泉同志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井泉被任命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遵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5月27日中央红军抢占泸定桥,毛泽东电召李井泉尾随主力归队。李井泉带领一部分“抗捐军”战士,随红九军团从泸定桥跨过大渡河,接朱德急电,迅速进军四川天全,夺取天全河上铁索桥。李井泉与红九军团昼夜兼程,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取了三座铁索桥,并攻克天全县城。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李井泉被调至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任政治协理员。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强令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利用老乡关系拉拢李井泉,遭到抵制,因此被贬为红军大学的政治教员。
李井泉经历过井冈山根据地的“富田事件”。据《黄克诚自述》一书讲:“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在缴获敌人的文件资料中,曾发现有关“A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中共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1930年12月初,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几天之间,在省行委、省苏维埃及特委机关,抓捕了一百余人。旋即对被抓捕的干部轮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后,按照口供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维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红军第20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先后被抓捕,搞得机关上下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红20军的部分负责人便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很坏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他们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当即被彭德怀识破系伪造。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20军哗变,扣留李韶九(后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并率红20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总前委对“富田事变”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毛泽东还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中央苏区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1950年“富田事变”还没有得到改革开放后的正确认识,李井泉政委把汪克明当作“李韶九”,带着对汪克明正确的记忆1949年杀回四川后,从对汪克明的处理,看得出是欣赏汪克明的。应不应该弄清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的“叛徒案”的真假?应不应该还盐亭革命老区人民一个公道和清白?也许面对解放初主政四川的李井泉政委,大家都是一种困难的选择。因为在1931年至1935年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各个根据地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扩大化的“肃反”斗争。此时与解放初主政四川的省委书记李井泉和省委副书记的阎红彦,他们虽不在一起,却有相同的地方。例如,他们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但他们也清楚张国焘针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旷继勋、刘志丹等的“肃反”斗争。张国焘还把盐亭地下党及龙潭游击队革命武装,同已解散的“重庆组织”的影响联系起来,进行打击。
现在对1935年前的十年间盐亭革命老区,辉煌革命活动事迹只是抽象的泛泛肯定;说到具体的代表人物,就只有袁诗尧、侯伯英这种盐亭人牺牲在外地的,并不在盐亭本土领导革命活动的优秀干部。而具体说到这期间,每个盐亭本土人直接参加盐亭地下斗争而牺牲的,如像何登甲、申秋成等干部和党员,除王光涵等极少数烈士在改革放开后才得到承认外,大多数不是叛徒,就是脱党。应该如何看待追究这期间曾经参加地下斗争的党员,因上层张国焘路线的分歧与“肃反”,暴露下层本土的众多党员遭杀或脱党,就难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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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18:3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分  谜中谜释谜
五、《报告》是俄国综合稿
原河北电视台纪录片编导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第14章第4节《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一文开头就讲:“提起哥德巴赫猜想,人们都知道这是一道数学科学界至今仍未完全攻破的世界难题。在中共党史学界,也有这样一道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的难题。这就是众所周知、长久以来无法完全破解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但我们要公正地说: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离休干部何盛明研究员,对解开这道被称为中共党史学界众所周知、长久以来无法完全破解的“哥德巴赫猜想难题”,作出了《报告》应是一份俄国人整理的综合稿的贡献----即《报告》,最少要分为6个版本。
第一是,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专家们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并没有看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版本),而是在档案的第九卷中发现了三件有关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一卷档案的写作时间均在1921年前后,但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有收发机关。
即杨尚昆主任1956年从莫斯科拿回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国人的俄文“翻译”稿,实际是俄国人自家综合整理的报告稿子,我们简称为《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
第二是,1956年从莫斯科拿回包括《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在内的“一大”档案回国以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帮助下,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将这批俄译稿翻译成中文,第一次印刷于1958年陆续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的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六、十号上,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查。毛泽东主席审看后,于1958年6月3日作出的批示,间接证明这批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档案的真实性。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派陈铭康和李玲把关三个译稿文件送到董必武同志那里,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复函:“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随后中央档案馆作出结论:“上述材料‘比较可靠’”。1961年中央档案馆又把《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等译成中文。1982年中央档案馆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名,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同时附录了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据此,中央档案馆确认李玲等翻译《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中文稿版本,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
即李玲等翻译《俄国综合整理〈报告〉俄文稿》的中文稿版本,我们简称为《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有文章说,新中国成立后,编写中共党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1951年6月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指出:“1921年7月1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名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胡乔木在党内“一支笔”的地位和在学界的影响,他的这篇文章自然成为了后来学界编写中共党史的一个参照和范本。到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出版,才对1921年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没有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而是使用了“党的早期组织”的称法,并把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成立的党组织,由过去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可见《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还是“一支笔”法,不是“重庆组织”《报告》中文原稿意。
第三是,1983年《四川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发表了何盛明《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何盛明自称的“只能起破题的作用”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可以认定《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就是重庆‘适社’派去俄国考察的成员所写,时间是1921年4-5月他们停滞在哈尔滨的期间,参加写报告的人,应是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四人,1921年6月由秦慧僧、廖划平带到伊尔库茨克,呈交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即“适社”《报告》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中文稿,我们简称为《“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
第四是,重庆“适社”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实际并不精通俄文,且为“上海组织”物色。有文章说:重庆“适社”被物色的“其余的因为钱没兑来,或是钱不够,所以一时不能动身,只好在上海学习俄语和世界语,俄语是杨明斋教授”。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忠厚长者杨明斋的生死之谜”一节介绍: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1988年9月已经为杨明斋的身世耗费了近十年时间的余世诚教授,为了彻底查明杨明斋最终的结局,执笔用汉语向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写信,叙述杨明斋在中共创建中的地位和贡献,赞扬他为中俄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精神,诉说查找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请求总书记能给予帮助。1989年2月已得到解决。即帮助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翻译成俄文的,有可能是杨明斋教授,我们简称为《“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
第五是,“口传”1920年3月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当时在日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共产党后,北京李大钊传来维金斯基被共产国际和俄共派到中国了解建党情况。张澜与吴玉章、王佑木等商定,由王佑木向共产国际起草了《报告》。1920年3月31日王佑木写好的《报告》,经张澜、吴玉章等通过,但送到北京请李大钊转交共产国际时,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维经斯基1920年4月,才和他的妻子及翻译----长期在海参崴和西伯利亚地区打工的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杨明斋等到达北京。但维金斯基在张国焘的蒙蔽下,推迟没收下《报告》。
张澜听说后,要李大钊在共产国际再派人来时,再通报并告诉“重庆组织”要面见他们。1921年6月列宁派的马林来中国正式建党的消息,张澜从李大钊那里知道后,张澜再次与吴玉章、杨闇公、王佑木等研究,由王佑木在1920年3月31日那份原稿上修订。由此我们把此前后《报告》简称为《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且莫斯科可能保存有两种稿:1920年3月31日最先的;1921年7月15日定稿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张澜1921年8月10日带到北京后,北京大学教授杨怀中是张澜与何拔儒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和朋友,张澜通过他作掩护找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张圣奘完成俄文翻译稿后,8月14日就带张澜一起面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同意将《重庆报告》和上海“一大”材料一起转交带回莫斯科。但马林建议解散重庆组织,以个人名义愿意的再加入“上海组织”。1921年8月15日张澜从北京-武汉-重庆原路赶回,1921年8月30日开始举行的解散会议。马林的意见得到王佑木、杨闇公、吴玉章等大多数人同意,并决议不允许任何人以重庆组织名义活动;愿意加入“上海组织”的以个人名义申请;由此“重庆组织”不再存在。
第六是;由李大钊找张圣奘翻译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的俄文稿,我们简称为《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
以上杨尚昆主任1956年从莫斯科拿回的实际是俄国人自家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除开我们分析俄国人综合整理参考有《“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以及《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等这两组的外,是否还参考有其它中国组织的《报告》,这里不作讨论,但来自四川的可以肯定地说,只有《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这两组。
正是由于《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的存在,它才奠定了“重庆组织”和“重庆学”的基础,也才打开了“上海组织”和“上海学”的大门。“重庆组织”的存在,出生四川的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新中国四大元帅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小平同志应有所闻。就是参加上海“一大”的毛主席和董必武主席也有所闻。
然则《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的存在----不但对中国,而且对苏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一道政治难题和敏感问题。清华大学吴大辉教授说,中国和俄国是“亲兄弟明算账,市场原则,同等优先”;是不是“亲兄弟”?只要看苏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能不能答应把存放在俄国的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档案的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版本),让中国官方复印就可说明。因为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但当时苏共经过仔细研究,交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俄译稿;以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
让中国官方复印《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译稿整理用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用给钱才准许复印都行:“市场原则,同等优先”,也算吴大辉教授说的“中国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因为由此“重庆组织”将会不是四川党史学者杨世元主任说的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题”----杨世元主任1932年生于重庆,建国初期被调任重庆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邵子南的秘书,文革结束后调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1998年他在《四川党史》第4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再探索》一文,说“重庆组织”是道哥德巴赫猜想数学难题。这是太悲观了。
笔者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属于“哥德尔计算机”----是可解又不可解的“拓扑斯逻辑”----能给出定量的自然数都可确定解,而不能给出定量的无穷大自然数都是不确定解。但“重庆组织”的存在是可解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是学《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书中提示的,如山东党史专家、山东石油大学余世诚教授所采用的类似方法----给当今俄国总统普京写信,请求普京总统给予帮助,允许在不要回原件----如今科技发达条件下,能复印或录像回《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最好。
二是学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在网上写张秀熟主席《舌战王灵官(王陵基----重庆卫戍司令)》的文章提示:采用查找解放前的敌伪档案的类似方法,在全四川省和重庆市范围内,从省、市到各市、县保存的解放前1936年以前各年的敌伪档案中,查找有关《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中可能是“重庆组织”成员及联系人员坐监牢的审问详细记录,甚至可以包括这期间“上海组织”成员坐监牢,类似汪克明书记这种表现“坚贞不屈”,后又“登报脱党”人员坐监牢的审问详细记录。还可以查找解放后1950-1953年期间公安机关追究处决“叛徒”可能是“重庆组织”成员及联系人员坐监牢的审问详细记录----类似盐亭任望南被公安机关处决前的审问详细记录。因为1949年12月解放军兵临成都,省主席王陵基逼迫任望南一道外逃,任望南不仅拒绝,“而且令财政厅全厅人员保护卷案,等候接管”。
1952年任望南被处决,王陵基却留下。“口传”他和何拔儒一同参加过“重庆组织”;1915年还陪送何拔儒到长沙,是盐亭唯一能亲眼知道何拔儒教过青年时代的毛主席的人。笔者1952年虽才6岁,也听大人们说任望南被处决,布告说他是国民党“川康省主席”;《布告》原件还有吗?而为啥以“川康省主席”之名处决呢?是否解放前夕国民党四川省和川康省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真正川康省主席的王陵基,解放后虽然被抓,也许能说出他曾帮助过张秀熟主席要的枪支;而张秀熟又有中共川康特委书记马识途的帮助----1950年初张秀熟主席曾对自己的入党和出狱说清楚缺乏自信,找过马识途部长----绵阳市党史研究室官网说:“解放后张秀熟经贾子群介绍,找到了原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时任成都军官委员会兼组织部副部长的马识途。马识途把张秀熟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川西区统战部”----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曾拿着北京交来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也许也找过马识途部长----但据四川省党史办的“岷啸”先生写的《1949年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案真相初探》披露,马识途部长曾干预四川省党史办改革开放后,对中共川康特委机关“叛徒”案的调查落实工作叫停,这“岷啸”先生在退休后也想不通。
错杀任望南,如今难于追究责任。但如今104岁的马识途部长是中共四川省委内的老资格革命家,他1915年生于重庆忠县。1931年在北平念高中。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工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1945年毕业。1946年调成都任川康特委副书记。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中科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作协主席等职。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作品。笔者曾对马识途部长应该说很早就知道----那是1966年4月初到6月初,《武汉晚报》每天连载马识途部长以第一人称,写他解放前搞地下革命工作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直到“文革”爆发才中断的时候----1966年笔者在武汉读大学,被《清江壮歌》吸引住。
因为在1963年笔者曾考察过家乡盐亭1936年前共产党搞地下革命可歌可泣的事情,马识途部长的影响,是到2014年笔者与陈龙先生合作写《盐亭壮歌》,就是曾受《清江壮歌》的书名启发学用《盐亭壮歌》标题。如今的本文,也是难忘革命的可歌可泣追求真理----这也使笔者从1963年到1966年6月“文革”爆发前这段期间,能自觉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读完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和《列宁全集》1-33卷,而使笔者受益匪浅。这里背景还有:笔者从小就听母亲讲,谢表婶和她儿子张子才和儿女张子琼一家,1930年代从南部逃荒要饭到盐亭的苦难。当时张子琼才三岁,虽然我们家也很穷,但笔者的祖母还是收留了他们。后来张子琼长大后与笔者的堂兄王德培大哥结婚。张子才解放后读书,完小毕业就当上村里、乡上的干部。那时家乡人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认为再“逃荒要饭”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笔者2003年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解读时间简史》一书,在第14章《从无限可分之弹到求个说法之食》中,就提到经历的事----1959年大跃进出现自然灾害,家乡陷入大饥荒。
1960年初夏的一天早上,笔者从读初中的盐亭玉龙区中学赶回家,就听大人讲,在邻近天垣的大碑垭有位老婆婆饿慌了,半夜爬到大碑垭的高山躲起来。三天后人们才找到她,已饿死在红苕地里。人们说她是宁愿饿死,也不去讨口给社会主义丢脸。这个观念从解放初到四清运动,我们家乡确实消灭了讨口现象。但1965年高中毕业考上武汉钢铁学院。上学从绵阳坐火车在郑州转车时,出车厢看见很多忙完了生产出去要饭的河南农民,笔者惊呆了:“四川人真傻,何不学河南人的聪明,不搞‘一刀切’呢?”其实笔者自觉抽空学马、恩、列、斯、毛主席的著作,就是从1960年读初中开始的。到1966年6月笔者看完三卷《资本论》,和《列宁全集》1-33卷,加深了“口传”的一个认识:马列主义的精髓强调阶级斗争,是围绕全球治理“灾民、饥民、难民、移民”现象,其中包括了“抓革命,不放弃搞生产”。
特别是《列宁全集》中,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批评,以及重视继承过去的优秀文化遗产等的文章,给笔者以极大的震撼。所以笔者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年代,“重庆组织”的职业革命家们从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经历保路运动失败的考验,他们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治理“灾民、饥民、难民、移民”办法的精髓,会更深刻和贴近实际接近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在全球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共治”政治理念的地步。1920年“重庆组织”成立时成员的单纯性,比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时成员的单纯性更高,也许是“重庆组织”成员没被公开暴露的原因。
三是能证实“重庆组织”存在有关的材料,是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502页提到,中国共产党1921年3月“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召开的“三月会议”之谜。《上海党史网》2018年报道上海党史作家、诗人缪国庆,他在201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始末》一文说,1921年1月在北京的维金斯基临行前,要李大钊派一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同去远东书记处协助工作。李大钊就决定派已大学毕业的涨太雷去。这要说到张圣奘;张太雷虽出生江苏省武进县,比张圣奘大五岁,但张太雷在天津北洋大学法科读书时,与周恩来都是天津学生领袖。由于张圣奘的家在天津,先后在南开中学和北大读书,由周恩来介绍认识张太雷,又因同对俄文学习有爱好相识相交。后张圣奘把张太雷介绍给北大教书的李大钊和俄国人鲍立维作英文翻译,鲍立维又再把张太雷介绍给维金斯基作汉语翻译的。
张太雷协助维金斯基在华第一次逗留的9个月时间,维金斯基并没有新成立起全国性组织,只是指导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组织起共产党早期组织。虽然他知道1920年3月12日已经在重庆开会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且1921年3月又要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及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以前很多组织活动的经费,已有“重庆组织”的支持。但维金斯基初次来华,建党经验还不多,加之张国焘的蒙蔽,和当时复杂的各种类似进步思潮在多地风生水起,并不容李大钊、陈独秀和维金斯基乐观。例如缪国庆先生说:一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共产党”(姚作宾南充南部县人),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早在1920年5月,他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援助,得到承诺后回国秘密组织,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二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党员数达到52万之多,建立有490个支部。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获知创建共产国际,他即与之取得联系,并在北京的《京报》《晨报》上撰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还写了《列宁小传》、《托洛茨基传略》、《向赤俄政权屈服》等令人注目的文章。所以1921年1月张太雷与维金斯基同行离开北京前,李大钊暗中交代张太雷必要时,可以亮出代表1920年3月12日已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出席1921年6月22日在莫斯科要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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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19:08 | 显示全部楼层
列宁选派在印尼已有建党经验的马林到中国建党是英明之举,1921年6月莫斯科大剧院召开“三大”时得到印证。因为当杨明斋带张太雷和俞秀松等三人到达莫斯科时,江亢虎和姚作宾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的身份,已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张太雷本身是北京李大钊组织的成员,也算是“重庆组织”的成员;“重庆组织”的成立报告在1920年4月初交给过共产国际,维金斯基和杨明斋可以作证。所以张太雷心里有底,能有理有据与江亢虎和姚作宾展开斗争。这就是1921年6月“上海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开端》一书提到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已得到国内中共中央的任命,报告1921年3月又已召开过的“各级组织的代表会议”----所以解答张太雷的“三月会议”之谜,只能是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
那么为啥到1956年时,前苏联还对《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敏感?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交还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时,才觉得是一道政治难题;莫斯科要把“重庆组织”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综合整理成《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交还中共呢?这是因为苏共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源自1920年苏俄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处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同时刚发生过影响深远的1955年毛主席要收回的旅顺港,更加强了1956年前不自信的政治背景,
与1997年我国收回香港不同,后者不存在“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错位----1955年5月24日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签署了最后议定书,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离。到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旅大地区60年后终于回归了祖国。但在苏共高层内部,对中共收回旅顺港是分歧的。况且苏军撤离后,我国把留下的中方在原旅顺港苏联政府任职的高级行政人员,全部送去“再教育”,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全部“解放”----类似1949年重庆解放后,国家把留下的在原国民党政府办事的高级公务人员,全部送到新疆“再教育”,直到年老退休才可回重庆与子女团聚一样。这是笔者1970年代在重庆18冶3公司机修连工作时,听锻工班工人李俊明、李胜利等摆谈他们家的情况时,知道的。
而1989年9月10-15日第二届国际气功会议在西安召开,笔者在会上认识一位来自大连市的郭弘历老先生,他告诉他曾留学日本筑波大学和东京大学的经济学系,1955年前是原旅顺港苏联政府财政部主管。苏联撤走后,全部政府高级主管的中国人,都被送到大连地区的一处“学习班”学习,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解放”。他就是在此期间喜欢上气功的。所以笔者才知道,中苏之间是有原则的。也可见毛主席对“乌奸文化”的痛恨。但也使得“滞留”苏联的王明等人的恐惧。王明和一些苏共书记处老人,是知道1920年成立的“重庆组织”和被用来干扰前者的“适社”的一些情况。也许两者一拍即合,就把储存在档案中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以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等难题,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抛给中国。以致被如今的何盛明主任评为“不伦不类”。
因为何盛明主任的文章说:“何以秦慧僧会加入写报告,因为四川去了17人的大团队,经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帮助和安排,秦慧僧作为领队参加了这个团队,也就是四川赴俄考察队的成员。落款四川四人,并不是指四川籍贯的四人,应该是代表四川这个共产主义组织派去俄国考察的四人。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写这份报告的‘四川四人’应是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四人。落款‘四川四人’却把这个《报告》搞得不伦不类,既是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就应落组织名称,是四人所写就不应是组织报告,何以要写四川四人呢,自有其特殊用意”。其实这是何盛明主任弄错了,把苏联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等同于只有《“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一组文件,不承认还有另外《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一组文件,可见王明和一些苏共书记处老人比何盛明聪明。
即如果只单纯抛出《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一组文件,虽然能打击“上海组织”,说明后者之前也有来者,以此可表“羞辱”,但这等于促使中共树“重庆组织”,而帮倒忙。所以更妙的是,本来他们曾策划的“适社”,就是用来干扰1920年成立的“重庆组织”的,何不一箭双雕,把两者的《报告》综合整理成《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抛给中国。
这里还有一个政治背景是,1955年2月9日张澜去世不久,何拔儒也去世;而这之前早已把李大钊、杨明斋、冯玉祥送走。1921年8月14日与马林一起商谈“重庆组织”解散条件的关键当事人,是李大钊和张澜,以及杨明斋作他们两方的俄语和汉语翻译共四人。李大钊的牺牲虽然与张作霖有关,但内幕是苏联使馆没尽到保护的责任。知情人之一的冯玉祥曾与张作霖、张学良有联系。何拔儒是1913-1917年曾教过毛主席的老师,也知道其“上海组织”的情况。再说王明对剩下的关键当事人毛主席如何判断,他是打过交道的。
何盛明主任的文章把“适社”说成“重庆组织”也是贡献----因为她自己也觉得是“不伦不类”,那“适社”就不等属于“上海组织”。何盛明主任还说“适社”攻击“陈独秀”,说明陈独秀也不全等属于“上海组织”。何盛明主任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新华学校是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络点。重庆《人声》杂志的上海代派处,就是上海北四川路新华学校。萍水他们组织了安那其同志社,社友很多。表明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发展。现刻广州那面,布尔塞维克的人,如陈独秀们在广州方面狠活动,他时常在报上狂吠,说是‘主张安那其的人早生了几百年’,你们看他混账不混账。这一段最能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派是极不友好的。廖划平写这信的时候,已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显然思想并没有多大转变”。
何盛明主任想把“适社”攻击陈独秀,说成就表明与“上海组织”无关,但她没有想到在1937-1938年的延安时期,王明和康生也攻击“陈独秀”。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682-683页上说:193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诬称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时,王明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在683页张军锋主任还说:康生在1938年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报上发表长文,诬称陈独秀与日本国达成合作默契,“日本给陈独秀……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切的原因,在681页张军锋主任说:“任建树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依然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搞”。
“乌奸文化”虽是1992年苏联解体后,因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引发的争论才产生的“名词”。其实在何盛明主任的文章中,提到早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在装饰:“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党”=“乌奸”,后来居上。何盛明主任是这样说的:“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郑佩刚和尉克水等都参加。郑佩刚还负责宣传,建立了‘又新印刷所’,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刘师复在《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中称‘吾人所主张者无政府共产主义也’,吾党为‘无政府共产党’,他们还自认是社会主义中最坚决,彻底的一派,并且认为布尔塞维克革命是到达无政府主义的过程,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组织自认是‘共产主义组织’。查1920年重庆建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并曾派出廖划平等人去俄国考察,这表明是一种政治倾向,他们不仅信奉无政府主义,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今天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跑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才使人们明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炮声,实际类似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同样,“十月革命”炮声失灵,也并不代表列宁主义的不正确;而且昭示正确处理好“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历史误会,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类似“李大钊和陈独秀不参加‘一大’之谜”、“李大钊牺牲的背后之谜”、“冯玉祥之死的背后之谜”、“小平同志解放后到去世不回家乡广安之谜”----不少文章说: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因为工作忙,分不开身;或因争取资金,显得更实在,才不参加“一大”的。这实际是说建党大业,不如地位、金钱重要----这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崇高形象吗?小平同志解放后到去世不回家乡广安,是小平同志无孝敬生前早已过世的父母、想见他一面的乡亲父老的心愿吗?其实,从李大钊和陈独秀到小平同志等谜中谜,都与他们关心和考虑“重庆组织”这道难题正名在未来的影响有关。

六、“此地无银三百”释谜
到我国改革开放后,才证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背离列宁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成熟之处,毛主席和中国人民是付出多大的代价----即使像杨明斋这样最先反感陈独秀的人,后来也明白。在1920年代杨明斋为苏俄工作,先是物色组织“适社”,干扰“重庆组织”。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后,杨明斋帮助调教陈独秀,转变陈独秀不听苏俄指挥的态度,策划触发陈独秀生气犯错,使他在上海租界两次被外国巡捕拘留,这时马林又才拿钱去让巡捕放人,终于让陈独秀明白了苏俄背后拿钱的意义。但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681页上说:到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后,“当时几乎没有人敢于反对,只有忠厚的杨明斋持异议”。愤而不平的杨明斋偷越国境,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但装在鼓里的杨明斋,到死也没明白帮忙打压“重庆组织”也会被抛弃。
杨明斋(1882--1938)山东平度马戈庄人,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一起工作过。他16岁辍学,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190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做工边读书,与在那里从事开矿、修路等繁重劳动的华工联系密切,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因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被派到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动员华工参军参战,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0年被派回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0年3月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先后多次在北京向李大钊和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会谈,误导抛开“重庆组织”另建中国共产党。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维金斯基的翻译和作协调。
1920年5月杨明斋参与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适社”,担任负责人。1920年8月中旬他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 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取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上海组织”,陈独秀为书记。杨明斋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经手在上海渔阳里6号租赁了一幢房子, 开办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并担任社长,还指导建立了中共领导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参与一些理论宣传和对“适社”的教学活动;参与决定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并创办《共产党》月刊。1920年至1921年杨明斋具体安排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以及“适社”成员赴苏俄学习。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如1920年秋天他回山东,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会见,回平度向乡亲宣传俄国革命。
1921年春杨明斋陪同与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赴伊尔库次克,也难劝说纠正张太雷按李大钊的意图,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情况及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以及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关于建立共产党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等事情。所以同年6月杨明斋与张太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杨明斋没开完会就立马返回北京,担任马林的翻译和协调马林作张澜解散“重庆组织”的工作。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成立党的支部,杨明斋为支部成员。
1922年7月杨明斋出席了中共二大,后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并先后在《工人周刊》(中共北方党报)、劳动通讯社任编委,还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1924年6月杨明斋出版约14万字的《评中西文化观》 一书。杨明斋1925年夏在广州任苏朕顾问团翻译,10月在上海接收和选送学员,率领包括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在内的第二批学员百余人,赴苏联到新组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在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1927年初杨明斋奉命回国,经上海秘密到京津地区工作,所以了解李大钊没有被保护成功的内幕。杨明斋在白色恐怖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同时出局的内外苦闷中,积极进行理论思考,他用两年时间写出版约18万字的《中同社会改造原理》一书出版,就有有反思曾协助打压“重庆组织”的认错之意。
杨明斋因为已涉初次的“离经叛道”,他被组织安排到河北省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教。1930年1月杨明斋秘密越境赴苏联治病后,一直在哈巴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当地报社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投递员和校对员。1938年2月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1989年1月苏共中央为数十万,在30-40年代及50年代初被处决和迫害的人平反,杨明斋是搭“顺便车”恢复名誉。杨明斋的悲剧是苏俄把他杀错了吗?但为啥王明有没有搞错呢?
王明(1904~1974年),安徽金寨县人,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明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至1934年间他在党内推行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950年10月25日王明第一次赴苏养病,一呆就是三年多。1953年12月9日王明回国,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王明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解除中央委员的职务。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这时王明身体不好,经中央同意,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在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乘飞机,2月1日飞抵莫斯科,从此未归。1956年叛逃到苏联的王明,1966年“文革”爆发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深入揭批,中央也和他逐渐断了联系。
1974年3月27日70岁的王明,病逝于莫斯科。王明去世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而我国国内的报刊,对这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长达四年间,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共主要领导权力的王明的逝世,却没有任何报道。
其实作为对等,苏俄的报刊在毛主席逝世时也如此。与杨明斋、冯玉祥和李大钊之死诡异连在一起的,如果冯玉祥不离开北京,也许他们后来的命运,不会那么令人怀疑与苏联有关。冯玉祥(1882-1948年9月1日),生于河北沧州市,有“倒戈将军”、“布衣将军”之称。李大钊(1889年-1927年4月28日),河北乐亭人,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中共建党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冯玉祥与李大钊的关系不一般,又与张学良有往来----1911年冯玉祥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滦州起义到1921年7月后任陕西督军,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
1924年9月张作霖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任直方第三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接受张学良50万银元的帮助,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导致山海关一路的吴佩孚失败。10月冯玉祥率部返回北平,包围了总统府,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在李大钊帮助策划下,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北上主持大计。在邀请孙中山进京一事上,冯玉祥事先也和张作霖、段祺瑞有过协商。冯玉祥在准备发动北京政变前,就和张作霖的代表在古北口谈过合作,双方约定:推翻曹、吴后,奉系军队不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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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虽然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实际张作霖与冯玉祥在共同控制北京政权。但李大钊和冯玉祥的联手,可见191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李大钊是“四两拨千金”。或许中国的道路和他们的命运,本不会像后来那么的“诡谲”----即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不病逝----如果中国人把握自己命运与正确的中国革命的蓝图,即使与苏俄把握的中国革命蓝图有不一致。
历史没有“或许”。中国“筚路蓝缕”不管如何努力迎合,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道说不完变数的难题----这是先后产生“重庆学”和“上海学”的必然----何盛明主任的文章千方百计把“适社”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说成《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中落款的“四川四人”,以代换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是“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四川四人”。按理说,杨明斋开办的外国语学社所物色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是亲近苏俄的,本可以参加“上海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为何又不让他们代表“四川”参加呢?也许“上海组织”的背后还有把关的人物李大钊,即使他没参会,也指示他的代表张国焘不让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适社”参加----因为他们是太露骨了。
当然对“重庆组织”的解散,李大钊也是赞同的。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成立时,杨闇公不在重庆。成立“重庆组织”,是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1911年保路运动前后,产生学习接受马克思指导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经验教训,就开始形成的一个想法。1917年后杨闇公赴日求学,先后在成城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因响应五四运动,在日本领导留日学生运动被扣留,直到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成立后,杨暗公才从日本返回四川的。
而“重庆组织”1920年3月12日成立,真正背后操控的“四人”,其实就是李大钊、张澜、吴玉章、王佑木。但为啥李大钊也赞同“重庆组织”的解散呢?其实马林和杨明斋,先后来北京早在做李大钊的工作,不断向李大钊挑明:“重庆组织”的纲领及实现蓝图,如“建立川陕根据地,以迎接全国解放”;“‘强军’不‘强君’,以保家卫国”;“建立乡镇工业园,经开区,以减少产生灾民、难民、饥民。移民的压力”等,在苏俄看来,是行不通的;杨明斋等物色“适社”进行干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李大钊一直是把列宁看作中国的“老大哥”,对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的思想,深有研究。
《进一步,退两步》是列宁批判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组织路线,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著作,写于1904年2月至5月,同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量运用,战无不胜。例如,“进一步,退两步”是指放弃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改而实行带有“新经济政策”。因为“战时共产主义”高度垄断,激化社会矛盾,并在国际上极为孤立。列宁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重启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正是利用这种韬光养晦之术,避免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打击,争取宝贵的时间巩固政权----这也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讲的策略。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十月革命成功的第二天,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建议立即进行公正、民主的和约谈判,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实现和平。当时苏俄政权面临着诸多危机: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反革命势力蓄意反扑,列宁深思熟虑,做出单独和平谈判的决定。但是当时列宁在中央领导层内,处于少数地位,大多数领导人反对他的判断,一些基层党委以及一些普通党员也不同意列宁的立场:正如列宁要把沙皇占据的西伯利亚交还中国,现在也依然遭反对一样;1918年1月28日德国向苏俄提出愿意立即接受和约条件的最后通牒,而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违背同列宁的约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2月18日德国发动全面战争。
在这危急关头,在列宁的坚决要求下,党中央会议经过激烈辩论,终于在当天晚上决定向德国发出接受的电报。但此时德国已无照继续进攻,攻占了大量城市。列宁发出《社会主义在危急中!》的法令,与此同时他决定分开为缔结和约而斗争。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拒绝和约就是把党、把苏维埃政权,推上冒险和生存受到威胁的道路。23日苏俄接到德方的短短答复,但它又提出新的、更苛刻的要求,并限定48小时内接受。为此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托洛茨基继续反对签订和约,并声称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列宁在会议中先后作了8次发言,力排众议说:“如果你们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那么3个星期之后,你们就得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在列宁坚定不移的态度下,中央委员会终于通过了他的建议。当天深夜,全俄中央执委会会议也接受了同样的决议。这样历时3个月的对德和谈,冲破重重阻力,1918年3月5日苏俄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赢得了恢复经济、建立红军、巩固工农联盟的和平时机。
至今中国人难辩前苏联前后的“宏伟意图”----我国长期的“以苏解马”教育,培养了一些人把自己的“爱憎”说成是李大钊“亲俄”。如2017年4月29日“百家号”网“万象”特约作者“宁馨儿”发文说:“1922年(33岁)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赴上海会见孙中山。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李大钊曾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当时李大钊激昂地宣称:‘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以上“宁馨儿”即使指证李大钊说的是事实,但并不代表李大钊的真心。
因为李大钊读过1912年7月15日列宁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涅瓦明星报》上,严厉批评孙中山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李大钊当然懂得复制列宁还有《进一步,退两步》的这种韬光养晦之术,明白努力服从苏俄的意图为的避免打击。1924年他的这种运用不是第一次:他同意马林和杨明斋要求解散“重庆组织”的建议后,就曾借故不参加1921年7月“上海组织”的成立,为过去、现在及将来留下“上海学”和“重庆学”解题“醒梦”----这和他真正得意的学生毛主席,服从苏俄意图的一些作法的意义一样。
所以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的牺牲,公开的说法类似“基因组学”----因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全家同时在苏联大使馆被捕。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共人员,以“和苏俄里通外国”为罪名,绞刑处决。有文章还说:是李大钊自己要求实施绞刑,而非枪决。为此张作霖还自掏腰包,从欧洲进口了一具绞刑架----刽子手为何对李大钊如此“听话”?又为何找不熟悉新刑具的性能的人,要把李大钊绞了三次?苏俄大使馆及其有兵营,为何不能保护李大钊?
或许这不是“借刀杀人”----李大钊和孙中山合作的中国革命蓝图,是与苏俄要求的中国革命蓝图不一致的,难道李大钊不清醒?也许向未来揭示这一点不是“借刀杀人”,李大钊用苏俄不懂国际法的“苦肉计”,学谭嗣同走向刀丛。问题没完的是,1948年8月22日冯玉祥将军在苏俄严密的保护下,为啥在苏联客轮“胜利号”上又发生意外被烧死呢?2018年11月14日《晚霞报》上黄金生先生,发文《冯玉祥之死背后的家国恩怨》中说:“有一种怀疑指向苏联。但当时的冯玉祥已经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与中共和苏联日益走近,所以说此案若与苏联有关,其作案动机就成了问题。再者,火灾中一共烧死70名国际乘客,这个作案代价明显过高”。
但与为前苏联前后的“宏伟意图”实现比起来,策划这次损失中可能产生的损失,策划者也许会认为并不高。《冯玉祥之死背后的家国恩怨》文中也说到疑点:“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即是8月22日,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玉祥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冯的秘书赖亚力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甲板,此时冯玉祥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而类似“暴露组学”的公开说法是,作者周海婴在文汇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叙述的全过程中,她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这件不应发生的灾难屈指算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应当也可以解密。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弗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头目沈醉提出过她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答复甚可回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在美国演讲反对援蒋反对内战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赖亚力本来是潜伏在冯玉祥身边的共产党员,当年冯玉祥遇难时,他就在现场,但后来他却对此事守口如瓶。直到1982年夏天,赖亚力夫妇在青岛疗养时,才对冯玉祥的小儿子冯洪达及其夫人余华心透露了一点真相。赖亚力告诉他们:胜利号出事后,苏联方面有一个调查报告,说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引起的’。冯洪达问:‘为什么没有公开这个调查报告呢?’赖回答说:大概是‘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种种因素考虑吧’。经过一番追问,赖亚力才承认冯玉祥是死于谋杀,而不是意外事故。为什么要把谋杀伪装成是意外事故?无论是赖亚力‘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考虑’,还是李德全害怕‘影响中苏关系’,苏联解体后,许多档案资料皆已解密公开,但仍未见到当年的那份调查报告”。
其实冯玉祥的死与相连李大钊、孙中山,和苏俄解决中国革命蓝图及远东共和国始末部分有关----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即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如果苏俄有正确的中国革命的蓝图,也不会像后来那么漫长:1924年10月冯玉祥搞北京政变,与李大钊策划响应列宁十月革命后归还北方领土声明的蓝图,大手笔只有冯玉祥和张作霖合作从实力上说才能做到。其次能防止日本乘机占领其远东地区,构筑这幅蓝图,探讨当时远东地区各力量间的制衡因素,孙中山也不可小视。1923年9-11月孙中山就委派蒋介石到苏联访问,会见苏联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商讨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援。蒋介石这三个月的苏俄游看到:“在苏联的社会中,或是俄共中间,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苏联在他看来,是比其前任沙俄更具野心的帝国主义。11月29日蒋介石启程回国。
这个背景,韩福东先生在“腾讯文化”网2016年6月29日发表的文章《以俄为师:孙中山与苏联的结盟之路》中说:1922年陈炯明于6月16日发动武装叛乱,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1922年6月29日至8月9日永丰舰事件之后,孙中山很快委蒋介石以重任。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21日抵达广州就任大元帅之职,先后四次电催蒋介石赴广州就任大本营参谋长一职。6月17日,孙中山又改任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直属孙中山领导。越飞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时,与北京正统的中华民国政府谈判,同时暗地里与吴佩孚和孙中山联络。苏俄已改变此前放弃所有在华特权的宣言,不仅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有自己的盘算,且出兵进驻了中国享有主权的外蒙古。在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中,越飞虽有意在这两个问题上对中国让步,但这种想法不被联共(布)中央所接受。
1922年底的共产国际四大上,一份秘密决议中记录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那么一刻也不应该忘记,昔日南方民主政府的首脑----孙逸仙过去和现在都在与张作霖联手合作,因此,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做斗争,不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之前,苏俄政府发言人曾公开指责孙、张是“邪恶的联盟”。但广为人知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于1923年1月26日,这篇宣言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说法,它其实是改变了此前对华宣言所声明的废约和无偿归还领土、资源的立场。
苏俄的这个新诉求,在北京政府和吴佩孚那里都不能获得确认,但已被陈炯明抛弃正孤立无援的孙中山,则愿意接受它----孙并未代表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但苏俄愿意利用他。从“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这一点可以看出,孙中山此时对苏联尚未全情投入,仍为和张作霖及日本合作预留空间。孙中山的计划是,北伐消灭吴佩孚,这需要苏联派军队佯攻东北以牵制张作霖,迫使其交出北京政权,帮助孙中山夺权。按照这个方案,苏联要援助孙200万金卢布。苏联部分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这催生了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的热情。越飞在1923年5月写给孙中山的信中,代表苏联政府答应分期援助200万金卢布给孙中山,武器方面则承诺最多支持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越飞表示,孙中山可利用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和顾问创建军校。接下来是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考察,而鲍罗廷作为苏联派驻国民党的代表也抵达广州。
1924年冯玉祥和李大钊商谈的北京政变成功后,10月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人,表示:“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上永丰舰自广州出发,至香港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孙中山在上海11月22日搭乘轮船转道日本。到日本后,他与日本右翼政治领袖头山满有过会谈。头山满关心的是否要收回旅顺、大连?孙中山回答说:“旅(顺)大(连)收回一事,余实未想到此……旅大如不扩大其势力,则无成问题之必要,香港亦然”。12月4日孙中山由日本乘坐轮船刚到达天津,就登门拜访张作霖。其实苏俄已在背后做张学良的工作,所以张作霖劝孙中山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事,暂缓施行。孙中山表示不能同意。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冯玉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此期间在李大钊帮助策划下,冯玉祥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袁志学主任还说:在1925年9月冯玉祥任命刘郁芬为代理甘肃督办率军入甘时,李大钊就曾选派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邱纪明、李印平等共产党员随军进入甘肃。
1926年初,冯玉祥在直奉联军进攻下通电辞职。但在李大钊帮助联系下,冯玉祥1926年3月赴苏联考察。1926年5月7日冯玉祥将军取道外蒙古库伦,到达莫斯科。冯玉祥到苏联考察,当时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参与接待冯玉祥。刘伯坚(1895-1935),四川平昌人,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东方大学学习;此时邓小平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冯玉祥的旧部国民军,在南口败退。又是李大钊先后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希望他收拾残局,整理旧部,配合南方的国民军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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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20:18 | 显示全部楼层
冯玉祥将军接到李大钊等的电讯后,于1926年8月7日偕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和中共党员刘伯坚,以及随行人员等从莫斯科昼夜兼程返回。之前邓小平等在苏联学习的20多人也约定,放下学业准备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冯玉祥在途中遇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两人联袂一道去达内蒙古五原县。冯玉祥接受李大钊的建议,提出“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1926年8月中旬冯玉祥回国,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1926年9月初冯玉祥到达内蒙古五原,国民军的流散部队,听说冯玉祥回国,纷纷携枪归队。
冯玉祥在同于右任、邓宝珊等人商量后,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1926年9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城内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参加典礼大会的有官兵万余人。冯玉祥当场宣布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誓师大会后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冯玉祥就任联军总司令。在李大钊帮助协调下,用共产党人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誓师大会后,冯玉祥将军采纳李大钊的建议,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挥师西进,过宁夏,出陕甘,11月解西安之围。对于刚从广东开始的北伐战争,这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与配合。然后又挥师北上,进北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完成了伟大的北伐革命。
冯玉祥分别与张作霖和孙中山的合作,即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如果1926年进北京冯玉祥不出北京,到1927年4月他不会让李大钊躲到苏联大使馆及其兵营,也会让不会张作霖绞死李大钊。但冯玉祥实际在1927年1月26日就被苏俄保证李大钊安全承诺下,安心离开北京去西安搞“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造成不久宁汉对立形成。冯玉祥为啥离开北京?有没有苏俄的保证?
《冯玉祥之死背后的家国恩怨》文中说有一段后发效应:“原来,蒋介石于1927年6月和冯玉祥在徐州会面时,提供了比苏联更具有诱惑的条件。因此,蒋介石在东南‘清共’,冯玉祥随之也在西北‘逐共’”。但这是李大钊牺牲后的事情,其实黄金生先生这是点明之前,对冯玉祥提供帮助的是苏联。如果李大钊被捕和牺牲时,苏联大使馆和苏联兵营在李大钊牺牲前后,有保护李大钊实在的行动表现,冯玉祥也不会心怀苏俄有“背信弃义”的嫌疑:冯玉祥以对下层简单“逐共”,只表示他无赖的“愤懑”。这在刘典先生2012年12月18日“新浪网”发表的《李大钊被判死刑的来龙去脉》文中,有“披露”。
刘典先生说: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当时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遭到了政府的血腥屠杀。在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25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宪兵,分别控制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各路口,包围了苏联使馆旁邻的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标记,准备充足后直奔苏联使馆的旧兵营,躲避在苏俄使馆的李大钊等50多人被捕入狱。
为什么李大钊屡试不爽的避难招数,这次落空?有说李大钊不是一个人去那里避难,而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也带入了使馆区。但为什么苏联使馆故意不懂得这“违背了国际法的原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呢?而且这种现象连其他国家的驻华使馆,都能引起不满和怀疑。如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并将此信息通知当时的北京政府。另外张作霖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地反映,是苏俄使馆没有情报人员或情报网吗?因为张作霖得到其他使馆的及时情报,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跟踪,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李渤海。
李渤海1923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苏俄情报工作世界称最,但这时苏联使馆不对直接负责李大钊安全的中方人员作考察,反指导他们帮俄秘密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这些军火送冯玉祥,不就是苏俄提供的不如后来蒋介石1927年6月提供的“比苏联更具有诱惑的条件”吗?苏俄支持南方政府,提供大量的援助,北方政权会感到威胁;其他外国领事团因意识形态,也对苏联颇有如此微词:“苏联使馆宁愿不受《辛丑条约》保护,其实也就是默许了张作霖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
当然,李大钊也不是没有“情报”信号----杨度是李大钊的好友,他在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礼时,正好碰上旧友外交部总长汪大燮,得知张作霖已决定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杨度赶紧离席,当夜即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俄国兵营的共产党人。有人反说:李大钊是过于自信,觉得张作霖没有胆量去触碰“治外法权”----据时任中共天津负责人的王德周后来撰写《李大钊先生传》,说李大钊当时认为: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他们拿我们没有办法”;结果聪明一世的李大钊,一不小心栽了等----李大钊是死得其所冤,但像他处理“重庆组织”一样,仍有教育意义----认识苏俄。
2012年2月29日《晚霞报》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发文章《列宁为何要严厉批评孙中山?》中说:列宁批评孙中山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孙中山踏入了关于革命道路争论的“雷区”。但平心而论,列宁引发的“关于革命道路争论”,列宁的做法,只仅属于“理论”讨论。这在今天的新时代,不是也还在研究“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等理论问题?所以这并不等列宁,是直接在指挥苏俄其他人和组织,干的一些类似不怕“违背了国际法的原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的行为----况且列宁去世很早。李玉贞研究员是资深中苏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问题专家。她在文章中最后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苏俄严厉批判的对象;《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把列宁的观点固化“成了经典”。
那么原委的1912年7月,流亡国外的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涅瓦明星报》上,发表评论孙中山及其政治主张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说的是些啥呢?李玉贞说,列宁是遵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直接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主张走“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那么在这之前的三天,孙中山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前一天发表的演讲,又说的是些啥呢?李玉贞说,1912年7月12日被译为法语发表在比利时的《人民报》上的孙中山的讲话,可把孙中山的期望归结为:通过和平建设而非暴力革命途径,图国家发展,造成数十个上海。列宁虽然批评孙中山,但也抓住孙中山的“造成数十个上海”,评说孙中山是“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和有力量的”。可见列宁说的搞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和他认为孙中山搞革命要达到的目的,仍有相通之处。
李玉贞还说:孙中山留给国民党的,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革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首次提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所以从李玉贞介绍的情况,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说的搞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并不代表1927年后的“以苏解马”----所谓“列宁遵循的基本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观点”----篡改马列主义的“以苏解马”,是把“搞东西方对立”的阶级斗争作为“雷区”,说孙中山触上列宁的“雷区”----但列宁及其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并没有“以苏解马”的永久搞“东西方对立”,是不可逾越的“经典”。列宁的“走迅速开刀”,是指推翻反动的旧政权,根除腐败、暴政、好战等问题。

七、“重庆组织”正名意义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指导,中国自己独立组建共产党,和在苏俄帮助下组建共产党,都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和中美建交及1月小平同志访美,到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将设为中心的精神,实际已经给“重庆组织”正名。
而列宁当时再派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出面协调处理之意,也有让其他领导人看:如果1920年3月中国自己独立组建的“重庆组织”,和1921年6月苏俄派去的马林,又帮助组建的“上海组织”,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内乱”今后如何办?这个问题焦点在哪里?
我们还是拿今天“书报公开”的材料说话,《传承先烈风范 建设伟大工程》,是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刊登的“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的8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蓉主任的发言,她在《不忘初心 高举旗帜 不懈奋斗》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第一篇是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宋键处长的发言,他在《深化王右木和四川党的创建史研究》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这是四川特有的深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决定的,进而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而对于它的消亡,宋键处长也说:“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四川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的洪流中,以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为后人所称赞”。
这话说得十分到位和明白:李大钊和张澜同意马林和杨明斋解散“重庆组织”的建议,是“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而1956年杨尚昆主任从苏俄拿回的,不是《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组材料,而是苏俄的综合整理;是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组材料,塞进《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看到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等文章中披露说:张秀熟主席在中央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叫《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待查,暂不宜发表”。
苏俄拿出类似《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是苏俄对中国的不自信;也源自1920年起,苏俄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处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以苏解马”----以所谓“列宁遵循的基本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观点”之名,篡改为就是要“搞东西方对立”的阶级斗争方针。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到“重庆组织”当然不对,而且始终是中俄过去、现在和未来难解之谜和敏感课题。
这里诚然国际上,存在“东西方对立”的事实;各个国家内部,也有掌权和没掌权的组织和个人、派别、阶层交错的各种矛盾等诸多惊涛拍岸的问题。变局激荡,动荡的世界,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共赢还是零和,人类携手走出危难与困苦的历史回响----不永久搞“东西方对立”阶级斗争的现实抉择,笃行的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始终坚守合作共赢,始终坚信多边主义,为民族复兴、为人类进步,任乱云飞渡,向着创造新稳步改革开放永不停步,和平发展初心不渝,命运与共大旗高举,通盘运筹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及多边外交。例如,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颇具挑战性,关键时刻,元首外交再次发挥“定盘星”作用----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长达150分钟的会晤“摁下暂停键”,增进互信,聚焦合作,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为啥要改“以苏解马”立的永久搞“东西方对立”的教条?什么是“西方”?“西方”有什么“高大上”?2019年1月9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刘永谋教授的文章,他在《科技哲学不能“砸科学的锅”》的文章中说:“在科学时代,以科学为敌,结果只能是碰壁,就是我说的‘吃科学的饭,不能砸科学的锅’----没有科学大兴,哪里来的什么科技哲学?……当然,既然是朋友,就不是喽啰,可以有诤言,可以有批评,但根本上还是友善的,还是要做朋友的”。刘永谋,1974年生,湖南常德人,中共党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以科学为敌,苏联解体了。为“重庆组织”存在正名,之所以成为中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难解和敏感课题,不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身。问题正在于存在有两个方面的建树,还有待完善----第一是对科学的建树和认识;第二是对法律的建树和认识。
科学属于第一生产力,要有对科技创新的自信。法律是全球引进“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法理完备,没有“法律”理念,或总是按照各国原来法律一元论,“统一”进行“一刀切”,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永久搞“东西方对立”就很难。这里先说“科学”。
“重庆组织”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相连,有四川省蚕丝学校前身校史讲:该校址原在四川南充县仪凤街,原为南充县立中学校,是张澜联络家乡有识之士创立于1913 年。据1947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经张澜校正的《四川蚕业改进史》载,省立高级蚕丝学校于1913年创立,当时的校名为南充县立中学。次年在高等小学内开办南充县立乙种实业学校,创办当年招收实业班。1921年和1923年春季,学校相继招收二年制蚕丝速成班。1924年南充县立中学校与南充立乙种实业学校等合并,设制普通、师范、工业、农蚕、医学专业。
实际张澜早在1911年保路运动后,就致力于蚕丝产业发展,计划通过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实现“无地不见有桑,无户不事养蚕”的局面,就制订了实施兴教育,建桑园,办蚕社,开工厂,促进南充蚕丝产业发展的方案。1921年8月30日“重庆组织”解散后,1921-1926 年张澜为啥要任“蚕桑丝绸”校长?这有何昭示?
张澜(1872-1955),西充县莲池乡人。1903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1904年因倡言慈禧太后应归政于光绪帝被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任四川顺庆府(南充)官立中学堂正教习  。1911年张澜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发起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四川人民开展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卖国。1911年12月10日四川都督尹昌衡,聘请张澜任军政府参赞。1912年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了蔡锷。1914年张澜因袁世凯解散国会离京返回南充,与地方人士创办南充县立中学、南充实业学校和南充果山蚕桑社。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既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6年8月14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澜为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1917年升任四川省省长。1918年在北京设立“四川省省长行署”。1920年他在北京以四川省长名义与当时北洋政府交通部商洽,将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拨出,救济就学于京、津等地生活困难的川籍学生,并以部分利息捐助他的好友吴玉章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作为基金,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1920年回四川办中等教育,并创办《民治日报》。也就是在1920年3月12月,在李大钊的支持和指导下,在重庆与吴玉章和王右木负责创建“重庆组织”。
1920年8月22日张澜母亲在南充逝世,张澜在《晨报》上发表《哀启》;12月30日北京政府免去张澜省长职。1921年8月底“重庆组织”自行解散后,张澜返回南充,在南充市西桥河畔创办全国唯一的蚕丝中等专业学校----四川省蚕丝学校----原四川省立南充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一时间丝绸厂家风起,也带来了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1922年张澜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时,又把县立中学、县立小学和实业学校合并为一校,内设中学部、师范部和职业部。职业部下设农业、工业、蚕丝和医学等专业班。1923年张澜考察南充实业发表《南充的实业自治 》,认为南充举办教育和实业从蚕丝业入手,“养蚕缫丝 ,所得较别项特产独厚”----以上只是用1920年代科技热点词汇“蚕桑丝绸”,搜索的张澜年谱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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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20:49 | 显示全部楼层
由此看张澜似乎和“重庆组织”没有一点关系,更不用说张澜是创建“重庆组织”主要负责人之首。其实,正说明张澜的隐蔽和对组织要求的严密----要不是解放初盐亭“土改运动”,错杀个别“重庆组织”成员一事----缘起何拔儒认为当初解散“重庆组织”时,张澜传达他与马林商谈好的约定,何拔儒才向他最亲近的四弟等吐露曾参加过“共产党”,留下“口风”。2019年1月9日《晚霞报》,发表的《袍哥往事----四川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文章更是说张澜,“他是大袍哥,国民时期曾任四川省的省长,成都大学的校长。他同情共产党,参加民主运动,在1949年以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还只把张澜看成“他同情共产党”,是“袍哥里也有高大上的人物”;但还有“指桑骂槐”,暗示他是《四川保路运动真相:贪污犯闹革命》的。这中间背景,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589页揭示说:2010年夏天在北京,举行过“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公开讨论“重庆组织”疑问第一次“解冻”的信号。这前后引起的反弹,抹黑四川保路运动这个源头,自然关键。
所以,不说张澜建什么“重庆组织”,就是“死有余辜”都够格---- 2010年4月11日从上海的《东方早报》,发表陆建德先生写的《烈士之死----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札记》的文章开始,到2011年5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教授,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911年中国大革命》一书之后,2011年6月22日马勇教授在“人民网-文史频道”大讲堂,开讲《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说什么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并没有本钱,完全向四川7000万人民去集资……当时有人挑动人民的情绪,希望事情闹大,可以就此掩饰挪用这笔钱的责任……结果在四川总督府门前,卫兵开枪打死了集结的群众30多人”----上海和北京的学者、平台,带头冲锋了。
其实,张澜1903年被选派赴日留学东京弘文学院,在1904年被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之前,已与弘文学院同寝室同学黄兴、陈润霖、杨怀中等好友,在日本和孙中山接触,参加了同盟会,到1911年组织保路同志会、组建保路同志军,已积累有经验教训。再到1912年后,张澜知道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区别----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派自己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将孟什维克中变为反对革命的消派分子清洗出党----列宁是把绝不隐瞒布尔什维克最后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其目的作为宗旨的。他坚持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党;在党内,不容许民族的或其他的团体有自主权。列宁要求党的最高领导,具备强有力的权威,依靠这种权威,决定政策(或党的路线)和管理各级组织的全体人员等。列宁的学说和经验,使张澜懂得“重庆组织”要干大革命,比他原来积累的经验教训更需要隐蔽和对组织严密要求的重要。
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成立时,他们制定了建立“川陕根据地”预案,来与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目的结合。这不能用“孟什维克的教条主义”,而应有“持久战”的思想。因早在1911年保路运动吴玉章组建的保路同志军,在荣县宣布革命起义后,其暴露立即引来反动派的军事大规模围剿。加之“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走极端和搞恐怖,说到底是一种“法律制度”,是非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天府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王笛教授的《袍哥往事----四川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文章,揭示其中的外围背景说:“湖广填四川”,大量的移民进入四川,相效于南方传统的大家族,四川的宗族控制相对薄弱,这给社会组织发展留下很大空间。川西平原按契约办事,所以为什么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两湖、两广、江西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在川西平原看不到。如何判定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和作用,经常需要我们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揭示这个组织和人物的真面目。
王笛教授说的不是像“以苏解马”教条的“一刀切”。不管“重庆组织”和“上海组织”,都不是“四川袍哥”----即使有人为作掩护参加。为啥1930年代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期,在苏俄的支援和代表的极左路线指挥下也守不住?为啥改革开放后,与“以苏解马”教条的斗争仍然存在?王媛媛教授在《谷牧 开放前线总指挥》的文章中说:1979年谷牧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引进外资,没法律人家怎么敢来?……按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实际是用法律来宣示我们的对外开放”----小平同志不愧为他父亲参加过“重庆组织”。
相反,“以苏解马”阴魂不散,这使人想起建国后任四川省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阎红彦(1909-1967)。有人说:阎红彦同志与康生将小说《刘志丹》与高岗联系在一起,在中央全会上向习仲勋同志发难,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而这件事直到2003年还没有完,如阎红彦同志生前的秘书组组长李原,在《百年潮》第3期发表《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仍坚持阎红彦同志当年的观点,并称八十年代中央再次同意禁止小说《刘志丹》。李原在文中还说,小说“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是革命的正面人物”。此文引起了刘志丹亲属的愤慨。有人说:刘志丹的亲属刘景范、刘荣、刘玉兰、刘海燕、刘德润联名给《百年潮》写信,对李原的文章进行批驳;阎红彦与习仲勋的矛盾是政治矛盾----本来一部历史小说中,含有某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内容,是常有的事,这完全可以通过文艺批评或学术批评来解决。而像小说《刘志丹》这样在政治上株连了许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刘志丹的战友,甚至连刘志丹烈士的父亲,都要受到无端的攻击,令人费解。
这也不难知解放初,盐亭“土改运动”错杀“重庆组织”成员一事的缘由。再说为啥张澜在“重庆组织”解散前后的1920年代看到科技生产的热点是“蚕桑丝绸”,到如今也不是“热点”?难道张澜错了?从王笛教授说的“需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揭示”看,这正是不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身,而存在于科技属于第一生产力认识。李进良教授是中国移动通信领域的奠基人之一,1929年生,湖南省攸县人;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曾任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七研究所总工程师,《移动通信》杂志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说:所谓“创新是找死”,本质就是创新的不确定性极大。国外有人统计,能取得经济成功的科技项目不到十分之一。有人甚至提出:随意否决一个创新项目,有六、七成的把握是对的。创新的这种特点,迫使我们要改变思维和做事的方式。通俗地说,在创新工作中,过于追求研发工作“靠谱”,恰恰是“不靠谱”的。由此看来,搞创新的人不能害怕失败,“创新是找死”的态度本身就是错误的。创新的风险大是事实。对于这样的问题,正确的态度不是回避创新,而是学会创新。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是引进、购买和模仿并伴随少量的改进;很少企业拥有自己拿得出手的独创技术。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贸易战的兴起,这种模式走到头了。在资源配置的要素中,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时,“技术创新”才真正变得重要起来。
李进良教授说的是“科技创新的自信,有理论还待完善”的这个事实。例如2019年初,华为获得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成果就是华为基站在世界比智能手机厉害----成果具体名称是“新一代刀片式基站解决方案研制与大规模应用”。华为刀片式基站2015—2017年三年累计销售收入达2788.49亿元,利润为418.3亿元,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华为的刀片式基站是把室内基带处理单元、电池、蓄电池柜都做成刀片式的外观,并且能达到射频拉远单元一样的防护等级,从而使得电源,备电等整套基站,都能在室外挂杆安装,不需要机房,可应用于物业协调难度大、无机房、需快速开站等场景。因此华刀片式基站解决方案,在全球大规模部署,并成为无线行业基站形态的事实标准。其实科技发展的断层,包括数学及叠加问题,也是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强国的关键。
例如,苏俄之所以称霸,早在彼得大帝和卡捷琳娜时代,就把数学之王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欧拉找来,指导俄国的数理科技的发展,直到死在俄国。这类“强君”能想到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苏俄的后劲。这一点,复旦大学李大潜院士在2013年迎新大会上也讲:数学是一个人一生中学得最多的功课,然而为什么要学习数学?为什么要学好数学?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人认真地思考过。数学这个学科逻辑性强,整个体系十分严谨,一环扣一环,前面没有很好掌握和理解,后面学习就会有本质上的困难。形象地说,数学学习和在食堂里打饭不同,是不能“插队”的!因为需要使用研究性的思维,要掌握深入的内容,这都是刚走出高考体制的普通中学生所难办到的。
在硅谷,尤其针对欧美的软件外包业,印度裔高管的比例越来越高,中国送出国的“精英”,从给美国做外包,转为给印度做转手二包。为啥?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王永晖教授说:我曾经看过美国“可汗学院”创始人的数学教学想法:“如果一个学生,在数学知识上,这一部分内容如果没有达到100分,就不应该往下学,而是应该先达到了,然后,再接着往下学下一部分的内容。我是很赞同其中的思想的,原因是,数学是一门叠加性学科”。对所有的同学来说,努力学习数学,学好数学,尽可能学得出类拔萃,不仅是现阶段对你们的学习要求,也是对你们未来发展的战略性的投资,是终生受用不尽的。这一放松,等到发觉大事不好,想要抢救过来就难了。
叠加性的断代,对我国“蚕桑丝绸”生产和科研创新,造成的危害也一样。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盐亭县的“蚕桑丝绸”发展虽然进入高潮,一吨丝卖到50万到100万元,盐亭和邻近县都出现内部和互相间丝绸厂大打“蚕桑争夺战”。笔者当时在《自然杂志》上看到报道:法国有基因科学家,能让野蚕和家蚕从一根蚕只能是一个基因吐丝的历史,通过基因工程变到一根蚕可以是五个基因吐丝的创新,实现“养蚕栽桑丝绸一条龙,比一根蚕一个基因吐丝可一年五倍增收”。有报道:中国西南农学院有一位姓蒋的教授,上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时,就是专攻家蚕基因研究的,但1957年“反右”被错化为“右派”坐牢,改革开放后西南农大请他回校时,身体已经残疾。如果蚕丝基因工程,像抓原子弹科研没有叠加性的断层,今日“蚕桑丝绸”生产,也许不集体“溃败”。所以如今看当年张澜抓“蚕桑丝绸”,不是直接抓生产,而是抓教育,也许张澜正是想到这一点。
张澜当年是有能力直接组织开办“丝绸厂”,获取资金利益的。但他没有这样去做,让别人去干,是很了不得的----“重庆组织”不让干,“上海组织”干过终会明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教授说:“当今四个社会最活跃的单元:政府部门、舆论界、学术界和企业界里面,会有一些惰性比较大的人,或不知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或出于短视的利益考虑,给经济的发展设置了很多阻力。但是通过坚持教育、坚持创新,尤其是寄希望于,具有新思维和创造性的年轻一代,完成这个使命”。优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郭朝晖教授说: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的联想创办人柳传志,头脑冷静----联想能发展成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公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配置”了“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是引进、购买和模仿并伴随少量的改进。很少企业拥有自己拿得出手的独创技术。柳传志对于联想的主流产品正面临着市场萎缩的困境,能讲“守成是等死”。
而造就了今日之华为的董事长任正非,《观察者网》的作者奕含教授有评论说:中国工程院院士、联想前总工程师倪光南教授称,联想与华为这30年犹如“龟兔赛跑”。联想估值曾一度是华为的5倍,而现在华为估值已是联想的50倍。外部环境一样,联想和华为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倪光南归结为把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和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个人股权进行对比。他称,投入资产的任正非,最初在华为公司的股权为80%,目前变为1.4%。而没有投入资产和知识产权、最初是副总经理的柳传志,一开始没有联想股权,在股改后,其股权不断增加,目前为15.9%。“一个没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公司高管,拥有那么多股权,这在中外高技术企业中,是很特殊的”。
由此看张澜,也许既像当代的“柳传志”,又像“任正非”。现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攻击张澜领导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是“贪污闹革命”;把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硬要换为苏俄为组建“上海组织”而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参加的“适社”----“重庆组织”成立背景,是在北京的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得知1920年3月俄共(布)远东局成立,才支持张澜返回重庆成立“共产党”。事后又得知在1920年4月6日的“贝加尔沿岸工人制宪大会”上,远东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上乌金斯克,但它仅获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承认----正式承认远东共和国是在5月14日。正式成立后苏俄才给予远东共和国最初的财政,外交,人力,经济和军事援助----莫斯科得以控制远东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在部分红军基础上,为远东共和国组建“人民革命军”----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怕苏俄也在中国这样做,先下一着“棋子”;即使以后成立“上海组织”,他们也明白中国要有自主权。幸好张澜和吴玉章没有组织办企业开工厂,不然真像“贪污闹革命”。
1920年8月30日“重庆组织”开会集体决定自行解散,以张澜为首,大多数成员后来没有个人单独申请参加“上海组织”,而转入搞教育或把西式普通教育和科技教育相结合,如张澜自己。张澜是有考虑的:“强君”与“强军”分不开,但是“强军”与“科技”分不开的;然“科技”除有“强军”-“强君”的一面外,却还有造福人民和民生的一面。刘永谋教授说:“不尊奉科学西方就不再是西方”,“科学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盘和根本点。西方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最大的就是科学和民主,这两点乃是西方社会最深的烙印”。当然刘永谋教授也说:不是说“不能批判科学,而是说不能走到极端的反科学主义上去,以诋毁科学为主业、为主旨,闭口不谈科学的巨大贡献”。其实这就涉及科学里,有马列主义的“东西方交流”。其实苏俄以欧拉为标志,也是搞科学“东西方交流”起家的。
在“以苏解马”年代,中苏关系密切,中苏科学交流作为主流,双方也各所收获。但“以苏解马”的核心,是“东西方对立”。所以那个年代自然科学,在纯理论方面也就存在“东西方对立”的错位事例。我们赞成中俄关系正常、友好,承认俄国科学家和人民对科学、社会的贡献。但“既然是朋友,就不是喽啰,可以有诤言,可以有批评,但根本上还是友善的,还是要做朋友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强大,主因就在于此。如2018年3月5日顶级科研刊物《自然》(《Nature》)杂志,连刊两文报道石墨烯超导电性的研究新突破及相关专家----为啥这两文的第一作者,是同一位中国科学家,而且论文发表时年仅22岁的曹原?Nature发布2018年度十大科学人物,为啥其中位列第一的也是这位年轻科学家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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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21:23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列主义的真谛是“东西方交流”----曹原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例如改革开放仅中科大少年班,就产生了张亚勤、陈晓薇、马东敏、庄小威、胡伟武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为啥中苏友好时期没有这类“井喷”?从马列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是“东西方交流”----不是喽啰,可以有诤言;还是“东西方对立”----是喽啰,不可有诤言?小平同志有诤言:1991年1月他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几篇社评,转述邓小平的意见。但这些文章招致了来自北京的围攻,质问改革“姓资姓社”?而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1991年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
自1990年12月起,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显示马列主义的真谛没有含糊。但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在国内外政治气氛下,小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创的改革事业,面临半途而废的危机。他不得不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捍卫显示马列主义的真谛没有含糊----“东西方对立”不是“以苏解马”一家的独创,早在自诩为“第三罗马”的俄国,异曲同工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怀,就为“以苏解马”所继承,这大大促使了后来对抗性意识形态的“东西方对立”,形成今日世界难逃“三国演义”难题。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还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早在1835年就预言:“当其他国家受到限制、或者无所作为之时,唯有美俄两家,一个自东向西,一个自西向东,迅速扩张。两个版图急剧拓展而‘似受天意密令指派’的新兴大国,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半世界的两大霸主”。这种法律根据何在?难道20世纪中期美苏首先拥有核武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国的“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法律理念,就是“核威慑”、“核恐怖”?
各个国家虽然有权根据各自国内的情况,制定法律,别国无权干涉。但这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国的“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大法律”比起来,仍然属于“小法律”,不能超越“反人类罪”。例如,2003年俄国加强联邦中央权力,抓捕掌控国家能源命脉的最大私营企业家赫特尔考夫斯基。这是俄国自己根据国内的情况制定的法律,别国无权说三道四。冷战终结后,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俄国已不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俄的紧密关系,属于平等和改革开放不停步的元首外交,别国也无权说三道四。即使像世纪之交的科索沃危机,中国驻南使馆被美国导弹轰炸,中美两国也能根据国际法理予以解决,走出90年代转型的艰难,印证了中国新时代“大国外交”,惊涛拍岸风鹏举,同步推进中俄、中美,加强法治建构的实践。
所以讨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涉及未来“法律”的完善。这是必备的----冷战时代,即使在各国间的共产党交往,也有“法律”理论的交流和分歧。例如,2019年1月10日《晚霞报》刊登杨敏教授文章《“伦敦版”英译毛选诞生前后的那些事》中说:“伦敦版”是1953年1月外文出版社起草《初步意见》建议在伦敦出版英译本;版权属英共劳伦斯出版社。对此《毛泽东选集》印出来后要全世界卖的,当时中国的印刷水平各方面都还比较落后,没有把握自己来印刷发行。5月25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代表人与英国劳伦斯出版社代表人在北京签订《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出版与发行的合同》。1954年3月29日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选》第二卷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5月11日中宣部起草了中共中央复信稿,表示同意。8月13日中宣部陆定一收到毛泽东的批示:不同意删去。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按毛主席的意见重新起草了复信,表示不同意删去。“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但是,英共最后仍然删掉了这两段,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起印1.2万册。这里就存在国际上两党之间的“法律”与理解现象: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的:“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和毛主席给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不同意删去”的指示,也并不就等于----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复信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推翻政府,“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马克思读大学是专攻学法律的;列宁读大学也是专攻学法律的----这在各国共产党创始的伟大领袖中,还是少见的情况。他们一定会知道“推翻旧政权”在法律中是一种常态,但是否绝对用“暴力”推翻就是“普遍真理”,而根据各国的具体实践不用暴力能推翻的,就不是“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原话原文,被其他各国语言翻译时,是否也有类似陆定一部长那种理解的翻译宣传,至少“以苏解马”是这类。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强世功院长说:“中国在全球提出‘共建共享共治’的政治理念,这与中国古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理念一脉相承。落实到法治上,就是包容并鼓励自我立法的多元主义法治,用国家法治来鼓励和包容多元群体,自我立法来推进多元自我治理”。强世功,1967年生,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1990年中国人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96-1999年北大法学院获硕士、博士学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01-2002)。借调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研究部工作(2004-2007)。2011年被聘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
强世功教授说:在今天的中国,法治如何包容其“大”?法治如何推动“文明”?随着“道路通向城市”,这种法律多元局面也会最终消失。且不说清帝国面对满、蒙、藏、汉所建构起来的庞大的法律多元主义结构,仅仅其内在的礼法结构,就应当被视为一种法律多元主义的典型。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主流法治理论一直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国的法治理论往往无法有效指导法治实践。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条件、多种文化传统、多个族群和宗教信仰,而且这样的帝国或大国往往深度参与到全球秩序的建构中,这必然要形成法律多元主义,并建构起多元一体的法治秩序。西方文明走向全球,从而与非西方文明的法律之间构成了法律多元主义局面。“空间的法律多元主义”和“精神性的法律多元主义”,实际上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中,属于任何国家建构法治秩序都必须面对的常态。中国的法律已经告别了移植法与本土资源之间对立所形成的“转型的法律多元主义”,从过去强调国家法一元论转向常态的大国法治的建构,乃至全球秩序建构中的“空间的法律多元主义”,转向在重建核心价值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有更高道德追求的“精神性的法律多元主义”。
强世功教授还列举“乌克兰宪政危机与政治决断”,从“朕即国家”到“主权在民”的转变就是政治权威正当性的转变,说明什么是政权?什么是法律?----乌克兰的选举悖论,来自所谓的选举,即通过社会契约,来缔造新的政治权威;因为没有政治权威就不可能形成政治秩序----通过单个的选民投票完成的,甚至是通过党派有组织的投票完成的,意思是“主权在选民”或者“主权在党派”。如果选举的结果不符合某些选民个人或者党派的意志,那么,他们就不会服从选举结果,由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也就不能确立其政治权威。由此乌克兰选举中失败的反对派不承认选举结果,认为选举存在着舞弊。这样尽管民主化的乌克兰希望通过民主选举总统作为国家的政治权威,但目前选出来的总统恰恰是最没有权威的。但即使选举中不存在弊端,那么选民难道能不承认选举结果吗?强世功教授说迷惑人是,人们把政治问题理解为真理问题,以为不存在选举舞弊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承认选举结果。但事实上,这种想法恰恰忽略了政治的特殊性。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做对也错”。因此,所谓的选举舞弊不过是不服从选举结果的理由或者借口。因此,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选举是不是舞弊,而是是否承认选举的结果。
强世功教授从“党争”撕裂政治权威,解读为什么美国当年的联邦党人,对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他们为美国选择了共和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并高举“法律至上”。典型例子是2000年美国大选,也存在计票上的问题,但是最后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重新计票也就中止了。民主党也就接受了选举结果,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在美国比计票数字的科学真理更具有政治权威。其实“法律” 、“道德”、“共和政体”仍然是一种“社会契约”。2018年中信集团出版清华大学王绍光教授的专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一书,从批判西方践行的民主,没有做到选举和抽签两开花,释放法治想象力----避开强世功教授的“政治”、“党争”,最高法院的判决一锤定音办法,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选举制度”----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们都各怀鬼胎,让他们改革自己从中受益的选举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公民大会经过反复商议形成的改革建议,最后需要经过高门槛的全民公投批准。与以前的试验相比,近年来的抽签试验适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抽签的理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国家政治人物的关注。例如,香港中文大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代议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
其实“抽签”决定选举,仍然是一种“社会契约”----“契约”的背后,也存在有比看比“暴力”的,包括“核威慑”、“核恐怖”也在其中。但英国作家,深度调查记者尼古拉斯·萨克斯森说:“全球协调与合作是值得做的,我们不需要非等着大家一起行动才好。通过呼吁实现国家自身利益,我们可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者”。他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表示:“一个执着于竞争意识形态的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经济政策,就像一个致力于创造主义的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科学政策一样”。问题是联合国的“契约”有国家不遵守咋办?例如,中国人讲究和为贵,也不希望四面树敌,但树欲静风不止啊。如果对这样的行径还能大度容忍吗?
例如,有人说,现在的波兰,不是以前的波兰。以前建交的是共产党执政的波兰,和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兄弟;苏东剧变后,现在的波兰,是“新欧洲”的领头羊。一个很有意思的地缘政治现象是----老欧洲,就是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美国的老兄弟,但也是美国最讨厌的对象,经常不大听话,还喜欢对美国指指戳戳。新欧洲,就是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克罗地亚等,曾经是美国的敌国,现在是美国最亲密小兄弟,自然,他们与俄罗斯关系也最糟糕----俄国还是产党执政,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吗?俄国去掉“核威慑”、“核恐怖”手段了吗?当年乌克兰事件后,波兰追随西方制裁俄罗斯,俄罗斯立刻反制,道理仍类似“以苏解马”;由此,禁止进口波兰的苹果和蔬菜----波兰是世界上最大苹果出口国,其中三分之二出口到俄罗斯。但俄罗斯理由也“翻新”:抽检的 90%波兰苹果,杀虫剂水平超标。
没办法,当时波兰苹果不好卖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波兰苹果还努力开拓中国市场。但2019年1月12日晚间,波兰突然对华为下手,华为波兰代表处员工王伟晶,因个人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而被逮捕调查。该事件对华为的全球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波兰,不看今年还是中国和波兰建交70周年。由此有人说:华为公司发出的最新官方中英文回应不对----华为的波兰代表处员工王伟晶,因个人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而被逮捕调查,依据公司劳动合同相关管理规定,华为决定立刻终止与王伟晶的雇佣关系----这是华为公司用乱用“法律”吗?波兰的指控王伟晶,是“间谍罪”----这个罪名即便能证明纯属子虚乌有,也是对华为形象的狠狠一刀----华为公司就不能事后在国际上,采用“法律”追回公道吗?这类似像回到了为“重庆组织”正名的意义问题,以及对“叛徒”、“投降”定义的法律问题。
也许在张澜1955年世纪前,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谈过“重庆组织”成立的情况,以及盐亭1934年10月“西山坪事件”数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游击队员,在解放后被打成“叛徒”、“投降-反水”现象。杨尚昆(1907-1998),重庆潼南县人,1920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后转入附中。当时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是吴玉章。杨尚昆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入上海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要职。1988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父亲杨淮清,家里人丁兴旺,族中的叔伯就把孩子“寄养”到他家,希望“托福免灾”。所以杨尚昆有11个兄弟,9个姐妹。但杨尚昆的亲叔父杨宣蔚却没有子女,所以,杨尚昆四哥杨闇公便被立为他的嗣子。杨淮清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喜欢读书,并主张子女都要读书;男孩子书读得越多越好。杨尚昆的大哥杨剑秋、二哥杨衡石、四哥杨闇公都曾涉洋过海到日本求学。
杨尚昆的四哥杨闇公(1898-1927),本名杨尚述(1898-1927)。
杨闇公15岁时便远走他乡求报国之策,1916年杨闇公因策动江阴水师反袁,在南京遭追捕。1917年后他赴日求学,先后在成城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又因响应五四运动而入狱。1920年杨闇公自日返回四川时,在3月12日“重庆组织”已经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四人公开的名义成立。1921年8月30日自行解散后,杨闇公继续投身革命,按程序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正式党员,任中共重庆地委执行委员会(相当于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与吴玉章、肖楚女、童庸生、朱德、刘伯承等合作,为“上海组织”在四川建党建团,促进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策划顺泸起义,策应北伐,为推动国民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1927年“三三一”大惨案中,杨闇公自会场脱险后复落敌手。军阀震惧割其舌,剜其目,断其手,1927年4月6日杨闇公牺牲于重庆浮图关前。
张澜为啥向杨尚昆主任谈“重庆组织”,也许关系杨闇公是他的亲四哥,有些事情杨闇公曾向杨尚昆谈过。也许像“西山坪事件”,上千共产党游击队及其追随者,被田颂尧的军阀部队包围,后来田颂尧临解放起义又融入新中国----“重庆组织”的自行解散,也是世界革命的大潮为“以苏解马”左右而被包围,作出“以退带进”的决策。“西山坪事件”数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游击队员,被打成所谓的“叛徒”、“投降-反水”,是因被包围的共产党游击队成立临时的党组织决议----300多游击队员以愿意集体被县保安队收编的名义解围,法理是即使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军委书记王克明党内“暗线”曾密告他已“叛变”,不是“叛徒”,但他的决策让上千共产党游击队及其追随者被田颂尧的军阀部队包围,也有错。为了避免上千人的同时牺牲,被收编解围是不得已的办法----这也许是何拔儒1955年世纪前,又通过辗转关系向张澜求解“口传”的消息,或者张澜在1935年盐亭300多共产党游击队员壮烈牺牲后,就知道次事件情况。
杨尚昆主任当然知道,“重庆组织”和“西山坪事件”的复杂性。难解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交给后人去解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击鼓传花”,法治有正反两种说法----也许这是“重庆组织”和“西山坪事件”留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法律”,必然涉及探讨的案列意义,能不能解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法律”不要在留言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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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21:58 | 显示全部楼层
八、“击鼓传花”到“三张”
笔者是孤陋寡闻,直到2019年初才从网上搜索到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1996年至2002年间与中国社科院合作,个人出资140万元,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等搜集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4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简称《选编》)。沈志华教授1950年生,北京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还担任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等职务。《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是经中央书记处决定内部出版发行的大型档案资料汇集,国家““九五”重点研究课题,经中国社科院组织近百名专家多年翻译整理、编辑加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选编》内容丰富,涵盖上起1917年初下迄90年代初,近70年期间前苏联内政、外交、军事、社会、国际共运各个方面,有会议记录、电报电话、往来公函、请示报告及批示、审讯案件及申诉、日记及回忆录、私人信件等10000余件档案文献。这些文献来自俄国10余个档案机构的原始卷宗以及美、德、荷兰等有关国家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机构,弥足珍贵。
1992年苏联解体,苏联档案可以开放给外国人复印。可当时中国各院所都没有研究经费,沈志华于是立即个人筹集资金,最终也得到中国社科院的支持。随后他成立“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组建《选编》编委会,在1995年10月沈志华带领一行人飞往俄罗斯。可到了俄罗斯后才知,俄罗斯开放档案最繁荣时间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去时已经开始收紧,而且外国人想复印的话,费用极贵。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且国家档案局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为了复印档案,沈志华毫不犹豫地一掷千金。事实证明就在他拿到档案后不久,俄罗斯政府就下令封存所有国家档案,不再开放。当然美国在1995年时,对俄罗斯档案可说是开放最规范、档案收集最便利、档案利用最有效的。
所以沈志华还又两次跑到美国,收集美国早期获得的苏联档案。两次下来带回复印的苏联档案十多箱,比从俄罗斯带回的还要多。至上世纪末,沈志华已收集、带回的前苏联档案共计15000余件之多。他把这些文献复印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同时沈志华教授在全国组织翻译编辑队伍,一起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译成中文,经历了整整7年终于一套34卷的《选编》问世----但查遍34卷的目录,却没有类似杨尚昆主任1956年从莫斯科拿回的实际是俄国人自家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以及分析俄国人综合整理参考有《“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和《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两组等内容的、早期国际共运和苏共与中国共运交往的文献档案----但网上有《选编》是36卷的说法,是否“重庆组织”-“上海组织”原件秘史文献档案作为中俄世纪难题,仍被封存不对外开放,或者沈志华教授等专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历史意义而放过。
其实看沈志华教授早期遭遇的几次不幸打击,从第一次遭遇1966年“文革”爆发开始,就与搞“文革”宣称的两个口号----“打到走资本主道路义的当权派”和“反修防修”两个目标产生的误区有关联。同时也与“重庆组织”-“上海组织”相连相似的“击鼓传花”有关----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是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独立自主成立的。同样,“重庆组织”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独立自主成立的。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俄国与日、英、美、德、法、意等列强为争夺“远东共和国”等接壤我国地方的控制权,开始在外国复制克隆自己的组织模式----当然这是那时世界革命洪流发展出现的必然和必须。“革命”发生武装“暴力”,是矛盾双方的争执不可能一开始都以“和谈”解决,不然需要“革命”干什么----毛主席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出现的必然和必须。
问题是,“革命”,不可能是蒋介石说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人改革开放后到美国旅游,在华盛顿国会广场看到有关朝鲜战争历史情况的石碑介绍,其中美国兵参军的开头教育,就有讲在哪种情况下----如在重兵包围下,胜利无望时----可以“投降”----使人十分难解和不能相信。但这是美国一种“法律”判据。其实,到上世纪60年代苏俄国外“击鼓传花”,克隆复制自己的模式已不灵验。更何况各国兄弟党之间出现互相建议、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情况----类似1954年3月29日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选》第二卷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毛主席对“修正主义”斯大林特供体系模式分配的批评等,国际上也难用第三国际共运的办法,去压制压抑解决。
“击鼓传花”是我国的一种民间游戏。玩法如,数人或几十人围成圆圈而坐,另有一人背着大家或蒙眼击鼓,鼓响时众人开始依次传花,至鼓停止为止。此时花在谁手里,谁就表演规定的行事等;偶尔如果花在两人手中,则两人可通过猜拳或其它方式决定负者。“击鼓传花”引申到非法集资,或者即使如前段时期的所谓合法集资----各地成立的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是由国务院出文件,各级政府部门审批,国家银行管钱;但如果国家没有对此的“破产”或“资金链断裂无以为继”的“法律”规定处理办法,就类似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共治”遇上其中有一国政权更替出现较大纷争,而事先没有对此的“法律”规定处理办法一样,问题很多,显示人类头顶仍悬杀气。
“以苏解马”出现的中、俄世纪“击鼓传花”,看“重庆组织”研讨传到的“三张”----一是指“张澜”;二是指“张秀熟”;三是指“张军锋”。这里首先说人们为啥很难把张澜,与1920年3月12日带头成立“重庆组织”联系起来?一是大家习惯“以苏解马”,这与张澜不符。二是提“重庆组织”,怕也会与历史上忌讳说“陕北救了中央红军”一样,必须批判和阻住----据习仲勋著《红日照陕甘》记载,1945年秋在延安一次西北党史座谈会上,原陕北根据地有人谈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精疲力竭、衣单被薄的情形说:“是陕北人民给他们发了皮袄,送去粮食,不是中央红军救了陕北,而是陕北救了中央红军”。他的这个说法立即被在场的习仲勋制止。他严正地说:“这句话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习仲勋列举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说:“当时陕北外受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习仲勋说的指陕甘根据地开展错误肃反,指责刘志丹同志等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和牛羊,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说同杨虎城有联系,是““秘密勾结军阀”----这跟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通南巴错杀旷继勋一样。
据齐心著《仲勋,我用微笑为你送行》记载,刘志丹等人被关押起来后,陕甘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习仲勋等100多人也被扣押。起初,他们被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人一起关在两个旧当铺里。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他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陕甘地区的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他们枪杀、活埋。刘志丹和习仲勋也被他们挖好了坑,准备活埋。习仲勋后来告诉夫人齐心说: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
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提出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方略,纯粹是他们根据在四川1911年的保路运动,特别是在盐亭了解“陕西会馆”的厚重历史启发想到的。盐亭县城“陕西会馆”,是明末张献忠60余万农民起义军在张献忠战死西盐边境后被打散,留在盐亭的陕西籍张献忠和李自成的伤残与脱队士兵,利用隐藏的资金在唐朝的昙云庵和严震的家墓地看守房及家庙附近修建的同乡联谊馆留下的基础。这里唐朝的昙云庵,李白、杜甫都曾在这住过。李白的老师赵蕤,也在这里昙云庵读书、著文生活过。清初时的“招民填川诏”,陕西来盐移民定居的也比较多----其中不排除同乡中有工商业者,以及由各种行帮,扩建商品房,以“商业开发”做掩护和交流,来此活动的。正是这些缘故,到1929年5月1日范弘先、侯伯英、余国正等,建立中共盐亭特支时,也把这里作接头地点。在这前后盐亭“陕西会馆”,都是他们的一处秘密开会活动处。更不说早之前,袁思尧等还是“重庆组织”成员时,也把盐亭“陕西会馆”作为一处秘密开会的活动地点的。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时,张澜和罗纶等回南充西充老家路过盐亭,也曾到盐亭“陕西会馆”与盐亭本土的保路同志会领头人聚会过。而江油出生的王右木在青少年时代,在读书后得知出生江油的李白,教他最近的名师赵蕤是盐亭人,于是也曾到盐亭“陕西会馆”李白和赵蕤活动遗址探访过。特别是王右木从日本留国归国后,教到袁思尧这位出众的盐亭好学生,也同袁思尧一起来过盐亭。当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开始商量成立“重庆组织”时,因为他们都是国外留过学的,懂得西方的法律和国内情况的差别----更重要这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完整践行耳目一新的马克思主义----“马列”是一本科学书、法律书,书要一页一页地翻开。马克思是打开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科学的第一页;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那时还是一种“理想”和一种“实践”,这本书也要一页一页翻的。
如果用“数学”和“物理”来描述,这不是一页书能装下。例如,追求未来社会“大同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类似数论的“虚数”、“复数”。这在物理类似“真空”、“真空量子起伏”,可引出虚、实对等----“实践出真知”。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蓝图,从“湖广填四川”历史,看中国、世界当时和过去最为现实的,是治理“难民、灾民、饥民、移民”。这种干劲干大“革命”,才是最能和减少牺牲,追求推翻反动政权,及一切不合理旧制度的办法。以数论投影映射,可类比似“自然数”“实数”的正负“量子起伏”;此间的物理“物质”、“实在”,只类似停留在原子、分子和实在粒子和量子----成功的“革命”,也容易断送“革命”----“马列”承认“虚数存在”对应的“物质”,它不承认。当然“革命”不是“绣花”----不是像以上映射的数学、物理做文章;参加者也像“马列”全懂“法律”。
看“以苏解马”,只拿“马列”讲“实在物质”教育。如推论存在“实数超光速”,以错反对“马列”的虚数存在及“虚数或复数超光速”----“马列”的书,是要一页页地打开。1918-1920年从俄国救灾、考察回来的李大钊和瞿秋白“打开”的是,与张澜和吴玉章密商成立“重庆组织”。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类似全球化治理“难民、灾民、饥民、移民”的理想及实践持久战。这自然是也把“湖广填四川”苦难历史兴衰轮回的巴蜀,作“革命根据地”的首选对象。
张澜和吴玉章从北京回来,再与王右木和袁思尧等忠实成员规划,又把“巴蜀根据地”具体收紧为“川陕根据地”----原因也跟四川和陕西有“盐亭陕西会馆”类似的群众历史基础;也有秦岭和大巴山等大山脉迂回,可作革命武装进退攻守的屏障。更重要的是,李大钊与张澜和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为成立“重庆组织”还研讨复制克隆列宁俄国十月革命发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加起义的“军运”经验,因为张澜和吴玉章早有组织“保路同志军”的经验教训。
所以“重庆组织”把搞“川陕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纲领,在其成员中秘密灌输,也首选保密----这本“马列”的书,他们曾早翻过了几页;即使与“以苏解马”发生撞车,也“自信”:一是看作为“上海组织”输送人才;二是类似也许影响到毛主席和刘志丹、习仲勋等,产生根据地思维。四川出了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和小平同志等,就是证明的事实说话。
“以苏解马”不能完整地对待马列主义,所以这本“大书”它翻不下去。即使它对待科技,只从唯物的“实数”出发,也能研制出原子弹、导弹。但“翻下去”的,是以“东西方对立”为本。类似疑对方打导弹怕“首先使用原子弹”----把“核威慑”变成真。
张澜和和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看成是“法理”;因此坚持自己“遵守”,也希望别人“遵守”。所以他们反对单纯只为了夺取政权,不顾死伤无辜群众,盲目使用搞“爆炸”、“恐怖”等手段----这类记录,夺取政权后即使不允许公开,但“法理难容”。张澜后来参加其它爱国民主派,也许也是他想隐藏组建过“重庆组织”的身份,不让他先前的“判断”、“预言”干扰别人“翻书”,而被作为“翻不下去”的借口。
其次,张澜为啥1921年8月以后不再申请加入“上海组织”,也有对与他共同负责带头成立“重庆组织”的战友之一的王右木,参加“上海组织”后的1924年去出席会议,回来在贵州被地方武装杀害,认为安全没保证“上海组织”有一定的责任。继后,指导成立“重庆组织”的李大钊,在苏俄大使馆及其兵营又被张作霖的军警逮捕杀害,认为苏俄有一定的责任,况且事后苏俄没反应,他有意见。特别是李大钊1918-1920年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苏俄的饥民甚至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穿越边境的苏俄难民,中间混杂着数不清的武装分子和间谍;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李大钊等号召中国各界捐款捐粮,合力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集粮数百车过境救济俄国灾民无数。当时李大钊和彭泽湘等人,最初就是以“俄国灾荒赈济会”的名义,奔赴苏联,对苏联一片真心。但苏联1927年对李大钊的不负责任,张澜终生难以释怀。
四川经历明清时代的“湖广填四川”,但现在一些四川年轻人,只想到川外去问祖寻根,对于“马列”如何去治理全球的“难民、灾民、饥民和移民”等真谛无动于衷,这也是今天对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不理解的根本原因。“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到今天,为啥还要说二是指到“张秀熟”,不是别人?
在张秀熟之前,北京的当事人或知情者为啥没有一个说破的?或为啥不指认是重庆“适社”和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他们不想乱说。张秀熟表面也采用北京类似的办法:“待查,暂不宜发表”。但改革开放后,他一直是自己或让下属宣传自己解放前对敌斗争的壮举,而对曾跟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袁思尧烈士、亲近老师王右木烈士等,即使不尽名誉保护和公正评价的责任,他完全可以把“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推给张圣奘(1903—1992)。因为张圣奘也在成都,作为省政协副主席的张秀熟,是知道“万能教授”大名的张圣奘,是四川省政府参事、省文史馆特约馆员----张圣奘20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上天津南开中学即与周恩来同学;进北京大学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结识毛泽东;在法国留学经周恩来介绍又与邓小平认识;张圣奘是知道“重庆组织”1920-1921年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还活在世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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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22:33 | 显示全部楼层
但张秀熟主席指导和何盛明主任,都没有这样做。也许他们不理解自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和马克思总结的《法兰西内战》等“时政要闻”,民间“口传”和“书报公开”传入我国的147年间,先进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一批中国早期和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跟跑”,到1920年成立“重庆组织”和1921年成立“上海组织”的“赶跑”,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领跑”,充分地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成立的“共产党”,是一件合理合法的大好事。这本可把1921年国际共运及苏俄指导帮助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和为“重庆组织”正名妥善处理结合起来。不像苏俄远东共和国书记处和情报处“小心眼”,得知1920年成立“重庆组织”后,搞个“适社”1920年在重庆等处干扰。
张秀熟主席是知道“适社”的,旁证是:“重庆组织”成立的疑难1982年底传给“张秀熟”后,正遇上改革开放后何盛明主任报道张秀熟主席《刑庭激辩震山城》等文章公开发表,谈张秀熟主席曾在敌人的法庭上舌战 “王灵官(王陵基)”的壮举。一位网名“向北堂主”的先生写的《访张秀老》的网文说:他还看到张秀熟的在大革命失败时,说在成都报纸上与社会民主党党魁孙倬章,关于“国共之争”论战的文章。“向北堂主”1985年5月24日为核实这场论战,便上张秀老在成都的宅院专访了他。当时张秀老已是90高龄,但思维还非常清晰。他留下张秀老回忆内容的记录是:“1926年3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和孙倬章经常见面,是好朋友。孙倬章主办的《民力日报》的态度越变越坏,就有《评国共之争》的文章发表。虽然面对的是好朋友,但在当时的成都,社会舆论一般认为他是革命的,广大的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受其影响;我的文章发表后,对他的看法就不同了。我一共写了两篇文章,我的第二篇是针对他的答复写的,直接寄给他,要求在《民力日报》发表,他没有发表”。
再从何盛明主任介绍“适社”1920-1921年在重庆建立搞宣传,与1926年社会民主党党魁孙倬办的《民力日报》宣传,性质也差不多。张秀老多次与“孙倬章经常见面,是好朋友”,区别只是“原则问题不能让”。这当然使人联系到王右木,1922年在成都办《人声》报,是否跟回击1920-1921年“适社”在重庆办《人声》杂志有关----因为“适社”与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前后的活动指导有关----王右木加入“上海组织”后,为了挽回“适社”对“上海组织”的不良影响,不惜再采用《人声》这个刊名曾被“适社”使用过,也要一而再再而三用《人声》这个刊名,发正面文章改变社会对“上海组织”的负面记忆。这正是“王右木精神”的“爱党”、“护党”精神。
在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上,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原副校长冯铁金,发表的《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沿革考》文章说:“此前他还创办过《新四川旬报》,最后创办了《人声周报》”。冯铁金校长说:“王右木成为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起草的《本社(<人声>报)宣言》提出的八条主张可以得到证明……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作一致的行动。七、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的及实际的一切问题。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
但也有别的文章说:“这一时期有《人声》独树一帜地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人声》报创刊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成都思想界仍然是比较混乱的,各种主义都在社会上流行,最有代表性和拥有较多青年支持的是无政府主义,连王右木也曾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王右木是“无政府主义”?创办《新四川旬报》时,王右木已参与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重庆组织”不是准备参加议会竞选的党派;作为秘密革命组织成立,为避免敌人的打击,“重庆组织”没有对外公开宣传自己的名称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种策略不是“无政府”。
其实王右木1921年底已经加入了《上海组织》,这是他直接写信给李大钊和陈独秀解决的----“重庆组织”中王右木是第一个最早加入“上海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而且一加入“上海组织”后,就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担负起解决“以苏解马”搞“单极化”的误区,把“重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到“上海组织”的方向中----也许这遭到党内外极端左、右翼的不满,是他1924年遇害的一个外因----“以苏解马”极端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划分左、右两翼,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集体分析”的方法解决----停住“两条路线斗争”说法,是到1979年我们党的11届3中全会才确立的。王右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从他写的《<人声>报宣言》中“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来分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说:“前苏联经济改革----就是没有改革。最后只能来一个休克疗法,而且休克不是疗法,光有休克没有疗法。因此苏联经济那时候是一个急剧的滑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啥不搞“以苏解马”?也许与李大钊等先于“上海组织”指导张澜等出头成立“重庆组织”时,就引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在革命的延安时期“南泥湾生产大运动”,是其端倪之一。
“以苏解马”在苏俄的革命,上层有“特供制度”;下层是“计划经济”。“重庆组织”虽然存在时间才一年多,但受到它影响的情况----笔者在家乡盐亭县天垣场看到1950年刚解放初的景象,问其原因听说,即使解放前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天垣场这个极其贫瘠的离河又远的在山半坡的一块山垭口狭长台地,由于这里有“盘古故里”的传说和“盘母石”及“龟碑”等遗迹,何拔儒等“重庆组织”在盐亭的一些成员,策划要在这里搞“重庆组织”的乡村“工业园”、“经开区”等纲领的实践。1921年8月后“重庆组织”虽然解散;以及1929年7月在天垣场申家沟成立的盐亭县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到1935年3月后盐亭龙潭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扑灭。但胸怀马克思主义理想存活下来的成员,在没有政权、没有组织的有限的条件下,仍然坚持鼓动“工业园”、“经开区”的探索。
笔者1950年刚解放虽然很小,才5岁,也还能亲眼看到天垣场这条狭长不到半里,人户不到20家的小街,最显眼的就有董连周的调味品生产厂、董怀德家的染布厂、王永祥家的面粉厂等。在天垣场周围附近乡下农村,有寇家坡的榨油厂,董家河坝的烤酒厂,何家坪的纺纱片区、姚家湾的纺纱与织布片区、文家观的纺纱片区等。这类厂和家庭“工业作坊”,虽然规模、产品,与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现在各地县区城镇及周围普遍开好的“科创园”、“工业园”、“经开区”比起来,小和初级,但它是“重庆组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联系当时贫穷山区农村解决“难民、灾民、饥民、移民”实际的产物。解放后受“以苏解马”的冲击,天垣场变成农业户口化搞合作社、人民公社外,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到目前当年那些调味品厂、染布厂、面粉厂、榨油厂、烤酒厂、纺纱织布作坊等,时过境迁已不能再恢复,农民到外面上上大中城镇打工,比在家乡务农收入更丰。
但是当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联系实际的“工业园”、“经开区”探索,对盐亭天垣、玉龙那一带人们及后代还是留下影响。例如,在笔者初中同学和认识的人中,就有天垣的黄辉煜及儿子黄强、黄斌目前,办在绵阳市的劳动保护品有限公司,黄辉煜先生说他们办的口罩厂在川也算大的。玉龙三星的王云白和儿子,21世纪初到南非打拼,到现在他们在南非与在国内江浙联合办厂,生产厨房金属餐用具制品,也干得不错。黄辉煜、王云白等虽然与华为总裁任正非的规模、气度不能相比,但他们跟着新时代的步伐,前进是一样的。而任正非与吴大辉教授、苏晓晖研究员等一批精英学者相比,也不同----任正非显得更懂“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和对“以苏解马”的批判。
吴大辉,1967年生,吉林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990年本科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99年调入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2002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俄罗斯外交专业,获博士学位;2005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晋升研究员。曾任总参谋部某部中校团职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兼任全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俄罗斯方向高级顾问等职务职称。苏晓晖,1981年生,北京人。2004年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2009年获外交学院国际政治系硕士学位。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从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可看未来。
吴大辉教授2017年11月7日在“凤凰国际智库”,发表的《中国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讲话中说:“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我们虽然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是我们要以不结盟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亲兄弟明算账,市场原则,同等优先,适当照顾。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存在长期性。如果说存在一个反俄、仇俄的阵线,只要中国不加入,这个阵线的性质也不会改变。俄罗斯的外交始终谋求建立一个反西方同盟,中国不愿意与俄罗斯合作形成反抗西方的地缘政治同盟”。看来吴大辉教授的头脑还是清楚的:“亲兄弟明算账,市场原则,同等优先”----其实俄国也是这样干的。
例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专家委员会主席张国宝主任的新书《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说:石油部门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与俄罗斯方面接触,探索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油田建设到大庆的管道,以弥补大庆原油产量下降造成的供应不足。最初双方商定的是从俄罗斯的萨哈、恰扬金等油田建设管道到大庆的“安大线”。但俄罗斯后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亲兄弟明算账,最终谈判时俄方说:“安大线”只是将管道建到中国,向中国出口石油,应该考虑面向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管道方案。俄方推说,“安纳线”的方案是由日本提出的。线路走向从伊尔库茨克州安加尔斯克油田出发,沿着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和中俄边境地区,通往俄罗斯远东港口纳霍德卡。即“安纳线”全程都在俄境内,而不是只通往中国。俄罗斯可以从太平洋岸边的纳霍德卡港,将石油输往东亚其他国家的“大手笔”----2003年日本两次与俄罗斯专门讨论能源合作问题,日本为俄西伯利亚油田开发和管道建设,提供75亿美元贷款。说白了就是要搅黄“安大线”。中国不改“照顾”、“不吃亏就是占便宜”的头脑秉性,“安纳线”胜利;2004年12月31日将“安大线”走向,向北推400多公里,解决了俄国内争论的贝加尔湖环保问题。
但吴大辉教授毕竟不如,任正非是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干实际工程的人,懂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美俄中”、“俄日中”的精髓,不搞类似“三国演义”象棋的“三归一”。吴大辉教授说“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是够出格了。而苏晓晖所长更甚,2013年11月4日她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日本能把俄罗斯“撬走”吗》文章中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牢固基础。日本试图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只能自讨没趣。但从俄罗斯的反应来看,日本的一厢情愿已然化为泡影”。看来与张国宝主任说的事实不符,苏俄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吴大辉教授和苏晓晖所长为啥要这样宣传?吴大辉教授2017年11月7日说得很清楚:“俄罗斯通过强调周边安全威胁,力推独联体地区安全一体化----俄罗斯原西部军区司令,被任命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参谋处参谋长,想打造成与北约对抗的小华约组织。乌克兰危机给俄罗斯外交带来了转换的机会,一个被迫的机会----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建立了强大的特别军事防御区。而且俄罗斯不接受以土地换和平,克里米亚默认了,但是要求在其它地区保持高度自治的和平局面。关于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矛盾点在于,第一,俄罗斯想与欧盟搞合作,但是俄罗斯被迫与东扩的北约搞对抗。第二个矛盾,俄罗斯的老朋友是德国、意大利这些老欧洲国家。但是新加入北约的这些成员国,原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把俄罗斯当成了死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存在长期性。如果说存在一个反俄、仇俄的阵线,只要中国不加入,这个阵线的性质也不会改变。俄罗斯的外交始终谋求建立一个反西方同盟,中国不愿意与俄罗斯合作形成反抗西方的地缘政治同盟”。
按吴大辉教授的说法:俄罗斯谋求建立反西方同盟,是“被迫的”。可见中国“默认”的种子很多,在过激的21世纪国际潮流左、右翼对立的难分难解的难题中,把准方向不容易:把“东西方的对立”等价于对方“瓦解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要回到像任正非总裁讲的“进攻性马克思主义”上来难。例如,苏联“和平演变”了,但并没有改变“俄罗斯谋求建立反西方同盟”,“以苏解马”是“进攻性马克思主义”吗?1921年苏俄帮助成立了“上海组织”,实现中国大部分领土解放,为啥没有完全解放?甚至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核威慑”罩在头顶亚默认了,“重庆组织”解散了,但为啥改革开放的声音又重现祖国大地?“以苏解马”能呼唤强起来、富起来的祖国吗?21世纪国际潮流左、右翼对立难题,没有“反俄、仇俄”的说法。要像苏俄曾经帮助中国建立“上海组织”一样,中国也要义不容辞回报帮助俄罗斯,走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未来。

九、结尾:历史智能人工智能
国际上传说左翼是提倡照顾穷人,也对。但掌权后为啥遇到经济不顺和腐败?是“西方捣乱”?是“以苏解马”搞“特供制度”----实权人物与他们提倡照顾的穷人,长期收入相比差别很大?是不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放在抓穷人的教育等方面,只宣传是右翼抢夺了穷人的财富,只有抢夺回来一条道?但右翼像我国“八九风波”中的科技代表人物,把近现代科学都说是来源西方及至古希腊;中华民族古代科技发现,如“有生于无”、中医经络、元气、阴阳等超前的量子起伏思想,都反“唯物”;中国现代科技创新,只能完全跟从西方的步子等。那么,只能说“八九风波”的处置,中央是正确的。
在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上,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简奕主任,发表的《王右木与“四川三人”》文章说:“以王右木方案为起点,以四川早期党团组织改造民团为革命武装的过程和结果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考察,得出一个结论,即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简奕主任说的这件事与“重庆组织”密切相关,是证明“重庆组织”存在过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王右木方案”来自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提出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方略,以及李大钊与张澜和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为成立“重庆组织”时就研讨过俄国十月革命发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加起义的“军运”经验。
特别是张澜和吴玉章就有组织过“保路同志军”的经验教训,所以“重庆组织”把搞“川陕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纲领,在其成员中秘密灌输有关----“民团”和“军运”是一个内容的两种说法,即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重庆组织”1920年3月12日成立时,就主张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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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23:08 | 显示全部楼层
2013年1月13日 新浪网《何盛明的博客》上,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文章中,何盛明主任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那时笔者正在张老身边工作,张老嘱我回信说明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此件(指《报告》)待查,暂不宜发表。张秀熟是五四时期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四川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四川学生潮》主编,通过学联与刊物和各地先进青年都有联系,张老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他的话应属实可信”。由此从张秀熟主席嘱咐何盛明主任“属实可信”,佐证“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到张秀熟,也“属实可信”。
那么“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为啥还要说是到“张军锋”呢?张军锋主任是河北电视台高级编辑、文学硕士。河北人,70后资深纪录片制作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也是一位优秀的党史研究专家,目前已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笔者与他打交道属偶然----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和3月13日《光明日报》长篇发表有关“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的报道后,是当年《晚霞报》对此的转摘报道。笔者看到后才引起关注和知道张军锋的。
张军锋主任的90余万字的书《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虽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才出版的,也许张军锋的书稿在交出版前没有看到《重庆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公开报道。但从《开端》中588页“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文章,他已经知道2010年夏天北京开过《重庆日报》和《光明日报》报道的研讨会,以及,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杂志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和杨奎松教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2期发表的《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等几篇公开的文章。
杨奎松,1953年生,重庆市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从张军锋主任书中的《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一文介绍,全国最早公开发表文章否定1920年3月12日重庆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的专家,第一个就是解放后了解采访过张秀熟主席的何盛明主任。她公开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是我国最早否定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影响很大,直接带动了如杨松奎、杨世元等出生重庆的学者“知难而上”,依样画葫芦“进行了分析破解”。
但为啥认为只有何盛明主任的分析,具有“综合”的重大价值呢?第一,她采取的是用“书报公开史”考证的传统党史研究方法,据理力争,是重庆当时的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所为。这实际把她说的参考有领导她的老前辈----张秀熟讲解的“口传地方史”,考证升华“整扎实”了。也许跟着张军锋主任书中也说:“由此可以推知,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这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很可能就是廖划平等四人在途径伊尔库茨克时提交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
2017年在江油市11月12日召开全国“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前大约一个多月,笔者联系上了张军锋主任。在通电话中,笔者问张军锋主任:“廖划平等四人提交《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认定,你作过亲自考察吗?因为1935年前盐亭革命老区地下党的当事人,有知道“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原因是它还遗留与张国焘等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及解放初开展的‘肃反’扩大化有关。何盛明主任再三发表类似《1920年重庆究竟有无共产主义组织 》等文章,指名道姓矛盾直指1920年代的盐亭袁诗荛烈士,说他混迹‘无政府主义’等,与背景的真实有出入。她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适社’廖划平等1921年所为有失公允”。
张军锋主任在电话中回答说:他没有去作过核实的考察,他依据的研究结论只是“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上发表的资料”。2017年11月12日在江油市召开的全国“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刚好过去一年,2018年11月11日上午绵阳市社科联的《绵阳论坛》杂志特约编辑刘文传先生,给笔者打来电话告诉:“绵阳市党校刘仲平校长说市党校要成立‘王右木烈士研究中心’,晚上刘仲平校长要约几个人一起作一些交流”。晚上见面后,只有刘仲平校长、刘文传先生和笔者三人,主要是研讨中央民族大学姜秀荣教授在《光明网-学术频道》,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翻译之梳》文章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无疑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笔者认为姜秀荣教授的观点,只属于党史研究中归类于“书报公开史”的考证结论,不属于“口传地方史”的考证结论。
到此时刘仲平校长才告诉说,不是绵阳市党校要成立“王右木烈士研究中心”,而是在绵阳的西南科技大学在筹建“王右木烈士研究中心”。进而刘仲平校长问笔者:“王右木烈士参与过成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你哪里知道的?”。笔者回答:“是‘口传’知道的”。聚会此时结束,但笔者过后不断思索:为啥很多人怕把王右木烈士与成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联系?才意识到张军锋主任,他也许类似发现石墨烯超晶格中“魔角”火红的曹原。
在“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最后发现了“张军锋魔角”----《在魔法角度下石墨烯超晶格中的半充满关联绝缘体行为》和《在魔法角度下石墨烯超晶格中的非传统超导性》两篇论文,是21岁的博士研究生曹原,把“超导”和“石墨烯”联系起来----石墨是一种碳的单质,由一层层的平面层叠而成;石墨烯,就是单层的石墨。曹原的“石墨烯超导”针对单层的石墨烯取两层石墨烯,让它们之间偏转1.1度左右,在这个偏转角下,双层石墨烯的体系表现出了惊人的性质,所以把这个角度称为魔法角度,简称“魔角”----马克思主义是一本“大书”,实践是要一页页翻开的。但“张军锋魔角”把马列主义的“两页书”不用再翻,而是“偏转”一个“角度”----张军锋主任虽说的是以“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为准----这最保险、最可靠,有问题也是别人的,但“张军锋魔角”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真实的一页----马克思主义从历史智能,向人工智能升华中还能看到的----像王右木1924年在贵州,被反动派杀害,反动派应该被消灭;但王右木烈士的血,不会白流。
一种源于古代中国、却不局限于中国的概念,它能处理“全球化动态形成过程中”的普世性问题。这个概念像桥梁一样把古代中国,与21世纪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受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和霸权争夺,定义的各种政治概念,正在逐渐失去意义;主导未来的新兴力量,是全面的、包容的、普惠的全球网络。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它把在王右木烈士牺牲的地方出生成长起来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总裁任正非,即使在不惑之年43岁才开始创业,也能一手把山寨公司变成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并且能同时创立开中国企业先河的企业治理大法----“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他甚至概括成“狼性的文化”,实际这是“与狼共舞”。
我们把任正非等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简称为“进攻性马”。
由此可知“张军锋魔角”的另一页,是“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2019年1月20日任正非,在接受央视和国内外媒体采访中讲的主旨:“我是永远地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但是绝不会做伤害世界任何国家的事情。比赛是和平的竞争,技术竞争是和平竞争。我们有很多东西,欧美国家最终非买不可。我们是市场经济,当他们要买的时候,我还是会卖给他们的。但是我重点,把想买我东西的国家做好。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工业的强大。没有基础研究,产业就会被架空”。联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汀阳,2016年出版的新书《天下的当代性》中说:“深入探究中国文化根源就会发现,天下之外再无他物,因为‘天’笼罩全球。正如儒家理想所说的那样,天下要大同,才是顺应于天”。可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任正非,对“进攻性马”的广度认识,是何等的深刻。
因为任正非对这种“进攻性马”,联系华为的实际的解释是:“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是为了财务报表,我们是为了实现人类理想而努力奋斗。华为过去30年,为世界偏远和贫困地区的进步做出了努力,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不要忘记华为为人类社会做出了贡献,更不要用猜疑来诠释事实。华为的文化是以进攻性,高要求著称……华为卖的是一个裸设备,这个设备上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设备是由运营商来掌控的,不是华为。所以,我们不要回到工业革命砸毁纺织机的时代。华为公司的政策和基本商业准则,是遵守业务所在国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的法律法规”。
对“进攻性马”的这种可见证,任正非说:“在日本海啸引发福岛核电站泄漏时,与难民逆向前进的是华为员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两周内恢复了680个基站,为抢险救灾做出了贡献。印尼海啸,我们有47个员工,在13小时内就把海啸灾区668个基站恢复了,支持了抢险救灾。非洲不仅有战争,而且是疾病频发的地区,我们有很多员工都得过疟疾,大量员工在这些疾病和贫穷地区穿越。人类信息社会未来的膨胀是无限巨大的,所以任何一个市场机会都不可能由一家公司独立完成,需要有千万个公司共同承担。随着人工智能大规模在工业和管理中的使用,过去工会问题、福利问题、罢工问题……都会随之而解。现在西方有些人认为华为设备运作有阴谋,这种意识形态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砸坏纺织机一样,认为先进的纺织机破坏了世界。又比如,美国突然不采购华为手机这种大事件出现时,中国有些民众提出要抵制苹果手机。我们的态度是不能为了我们一家公司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国家的开放改革政策。当我们近期在西方受到很严厉的挫折,我们还是支持我们国家继续走向更加开放。因此我认为,中国只有更加开放,更加改革,才会形成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
任正非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参过军,入了党。任正非用的什么办法把“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历史智能引向人工智能的呢?实际仍是马克思主义功能的本身----2018年9月17日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正在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小平同志说得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际这不仅是科技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在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途径。“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各国之间形成左、右两翼的“东西方对立”,以及一些国家内部也形成左、右两翼两翼的“东西方对立”等世界性、世纪性难题,也能从加强科技产业界和社会各界的协同创新,促进各国开放合作,得到逐渐解决。即搞革命,也需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
“以苏解马”主张“东西方对立”,左、右翼都容易产生“过激行为”的大量人群。我国改革开放,把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开的那一页,实际也类似把这种“过激行为”的一部分,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减少了对搞“改革开放”时代的压力。“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的尖锐性,1963年四川盐亭出生的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的高翔教授,在《观察者》网,发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文章中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三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揭示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南。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中国历史、国情、实践紧密结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
高翔院长说:“在新中国前30年的探索中,我们经历了严重曲折,走过不少弯路,但历史的学费不会白交”----这就是从历史智能到人工智能的升华----高翔教授不会去理会他母亲出生的盐亭高灯镇,1935年300多共产党游击队员,在高灯踏泥坝被国民党反动派砍头英勇牺牲的壮举,被冤屈为“反水”----由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错误造成1934年盐亭石狗场“西山坪事件”,解放后却把忠于革命、忠于党的盐亭本土参加革命人,看成“反水”、真“叛徒”;按杨崇汇书记的说法:“革命老区搞成不是革命老区”的冤屈----但像高翔教授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后代盐亭县人及其后代,已经不再比计较。
另外盐亭人:北邮大杨义先教授、博导,是我国著名的信息安全专家和攻破世界数学难题的专家;罗玉兵毕业于读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能物理,研究“格论”的计算机分析,成为银行方面的高级计算机专家;鈡鸣是杨义先教授的研究生,又到美国深造,成为硅谷的谷歌高级计算机信息专家等,为啥作为1935年前曾是革命老区地方盐亭出生的后代人,他们给笔者的一个共同感觉是:21世纪向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上海组织”也是“重庆组织”的继续;“重庆组织”与“上海组织”的目标,共同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到一起了,还有什么大不了想不通的事。
所以对“重庆学”作的探索,笔者只是业余,前提仍应以今后官方公开的真实事实为准。众所周知,解放后“上海学”,人们耳熟能详。而“重庆学”,仅到2011年《重庆日报》、《光明日报》和《晚霞报》等有公开报道,除外几乎是秘而不宣。解放前,提“重庆组织”话题,已是噤若寒蝉。即使到1956年,我国从苏联获得《重庆报告》的俄文翻译稿之后,至今也没有再从俄国档案中找回中文原件。今天公布的《重庆报告》,是俄文翻译稿的再中文翻译稿,也仅是部分内容。但时代在前进,在华为总部的接待大厅,我们看到任正非说的内容更新是:“我们自己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公司至少有七百多个数学家,八百多个物理学家,一百二十多个化学家,还有六千多位专门做基础研究的专家,还有六万多工程师,使我们快速赶上人类时代的进步,抢占更重要的制高点”。这是我国、也是政府的参与和相关政策的支持的结果。而且政府的参国外也如此。
例如,当初韩国的三星,能够从一个给日本代工做百货的企业,发展成现在全球屈指可数的芯片巨头,就类似。但其中影响国际各国之间形成左、右两翼的“东西方对立”,只有“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才更有出路可为。任正非说:“人工智能是什么?计算机与统计学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干啥?(就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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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10:23:36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华为的5G基站创新的科学办法,也为打下“核威慑”的霸气,提供了借鉴----用类似量子色动化学、量子纠缠等科学原理,科技创新研制“核引爆”----当代世界所有的原子弹、氢弹及其核导弹等核武器,应由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统一管理、储存。“核引爆”一旦研制成功,联合国事先通告“契约”达成的行事规则。对任何违反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和地区,那么启用“核引爆”装置,使它“归0”,做到让科技发展为人类进步发挥重要途径不说空话。
从今天科技、云计算强势出现看,美国股市也是科技股为王;板块大幅领跑,都处于涨幅榜前列。但历史智能向人工智能的提升,随着产业的深化和精细化,比如说芯片,不光是资本市场,实体经济和产业转型,很多产业的前期投入就高达几百亿需要科技的力量。在当下大背景下,中国“进攻性马”举动,没有落入美国的节奏陷阱中。
任正非总裁说的道理是:世界上做5G的厂家,就那么几家,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世界上只有华为一家能做到。基站不需要光纤,就可以用微波超宽带回传,这是一种非常经济、非常科学的方式,它特别适合地广人稀的农村。不要认为农村,就是穷的地方;美国大量的别墅区,就是很分散的高档农村。如果不靠华为,它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才能实现;到时不是这些国家禁止华为的5G,而是求华为把这种5G卖给它。
任正非说:在5G上达成了一个标准,是为迎接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智能社会,打下基础。但人为地把它分为两个世界,对世界智能社会的进步,是有害的。技术科学家的理想和政治家的智慧,会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如果问我想通过媒体对美国说一句话,那就是“合作共赢”。只要把产品做好,总会有人想买的;产品不好,再怎么宣传,别人都不会买。公司谁是接班人,不知道----在循环更替中自然会产生,因为我不是沙特国王。中国这个国家唯有开放、唯有改革,才能有希望。不能为了华为一家公司,中国不开放。
与主张“东西方交流”的进攻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一页,是“以苏解马”主张的“东西方对立”----这同西方激进派一样。任正非类似说“以苏解马”是:“随着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在现实当中变成了前苏联版,苏联版分属条块的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被固化,成为人们头脑中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代名词。本来市场主体的企业要由职业的企业家去主导,而职业企业家是要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生的。但我们是把他们当成党政干部去任命调配。同一级别的党政干部调到国企去当领导,反过来也是一样。国企领导的待遇薪酬,也要兼顾同级官员,不能市场化,必须由政府限薪。这样的企业领导,眼睛当然主要盯着书记市长,而不是盯着市场。美国有非常多伟大的领袖、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大部分出自穷困的东欧,我们为啥不能再把东欧的优秀人才引进到中国来生蛋?让他们有幸福的生活,让他们也感觉到环境,这样中国能把大量世界人才,像美国一样把科学家吸纳到中国来,这个国家怎么不能‘井喷’呢?”。
从“张军锋魔角”到“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还揭示会上一些专家有避讳,怕把“王右木精神”引向自信----但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实际“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为啥?“中国出了个邓小平”和“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本是统一的。“重庆组织”的正名,揭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能弥补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还存在的缺失。
其次,与任正非对比,有一些知名学者对存在的“核威慑”不那么自信。这也可以理解,为啥?《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中央从1956年到1983年放置了27年,都是不想包办代替;直到1982年底前才让基层的老同志出面澄清。如把《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和《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这种政治难题和敏感问题,交给四川省政协张秀熟主席处理。何盛明主任说他有这个资格:“张秀熟是五四时期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四川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四川学生潮》主编,通过学联与刊物和各地先进青年都有联系,张老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这也许正是上面对他的政治智慧的信任;也看在他是王右木烈士最亲近的学生、是袁诗荛烈士最亲密的同学面上。但“张军锋魔角”说明方向,有“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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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8 15:57:24 | 显示全部楼层
改正:
第一部分  理论与基础
一、暴露组学与口传智慧论
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于淼博士2018年11月12日在科学网的博文《暴露组学的黎明》,其中类似的“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图,有60个从1到708206的自然数中选的大小不同的数字,填写在被六种颜色组成类似多角形花瓣曲线交叉分割的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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