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嫘祖应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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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5 20:50: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嫘祖应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
                         郭  超(黄淮学院  河南 驻马店)

            摘  要:设立中华母亲节,就应该有自己的形象代表,它是设立中华母亲节的一个重要前提,对弘扬传统美德起着模范标杆的作用,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目前关于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学术界有孟母、女娲和嫘祖之说。相比嫘祖而言,把女娲和孟母作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都缺少一定的条件,只有嫘祖作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是最为合适的。
关键词:嫘祖;中华母亲节;形象代表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关于设立中华母亲节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相关活动也越来越多。然而,人们在争取能早日过上中国人自己的母亲节的同时,对于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问题,却产生了严重分歧。从孟母到女娲,再到嫘祖,争论越来越激烈。设立“中华母亲节”是否需要形象代表?成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回答谁能成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问题,这是设立中华母亲节的一个重要前提。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设立“中华母亲节”是否需要形象代表
目前,学术界关于是否应该设立中华母亲节,已经没有太多的异议,而关于谁可成为中华母亲节形象代表问题,争论却越来越激烈。中华母亲节尚未设立,申请成立的各方意见出现分歧,这对中华母亲节的设立是十分不利的。那么,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就必须回答两个重要问题:设立“中华母亲节”是否需要形象代表?成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以前,这些问题很少被人关注。不回答这些问题,或者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中华母亲节的设立就难以落到实处。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设立“中华母亲节”是否需要形象代表?我们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其理由有:
第一,设立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是弘扬中华母亲精神的需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与“家”是相辅相成的。家国情愫,先有家后有国,家稳则国稳,这是道家的思想;国家至上,先有国后有家,国强则家兴,这是儒家的思想。不管哪一种思想文化,都提倡“母贤子孝”,“母贤”在前,“子孝”在后,母亲担负的是养育子女、教育子女、和睦家庭、振兴家庭的社会责任,推而广之,家睦而国兴,家教而国强,在家尽孝,在国尽忠;爱家方爱国,尽孝方尽忠。一个个家庭蒸蒸日上、兴旺发达,则整个中华民族才能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母亲的素质与教养不单单关乎一个家庭的命运,而且关乎我们整个国家的未来,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母亲容易,做个合格的母亲也不难,做个优秀的母亲不容易,做个成功的母亲则难上加难。
黄海先生曾经把我国当代母亲分成四类,即朋友型母亲(对孩子不过多干涉的母亲)、完美型母亲(优秀的称职母亲)、谨慎型母亲(处处保护孩子的母亲)、模范型母亲(一切为了孩子转的母亲)[ 黄海:《“母亲节”说母亲类型》,兰州日报,2006-05-12。],其实,母亲按照类型来说至少应有五类,上述四种类型外,还客观存在一种“失败型母亲”,甚至少数祸国败家的“孽嬖”,如商朝的妲己、秦朝的赵太后、汉朝的吕后、西晋的贾后、明朝的万贵妃、清朝的慈禧等等。在我国古代社会,有《女诫》《内训》《女范》《闺范》《女论语》《女四书》以及《礼记》等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和儒家行为去规范为妻之道、为母之道。而在当今社会,不仅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母亲,也存在一些溺爱孩子、不重社会公德、自私自利、唯利是从的母亲,当今的家庭道德失范现象不只存在于男人之中,也普遍存在于女人之中。一个母亲的优秀与否,对于一个家庭乃至社会,其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叶小文把当前存在的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归为“迷心逐物”的现代病,他指出:“何为迷心逐物的现代病?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缺少了关照。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如果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人,靠什么安身立命?”[ 叶小文:《从母亲节想到孝文化》,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05 -12。]这种现象的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于中华母亲精神的缺失造成的。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引起党和政府以及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当然,我国传统母亲文化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糟粕思想应该剔除,但以知书达礼、贤惠贤达、宽厚仁慈、勤劳简朴、乐于助人、坚强任性、温柔敦厚、节俭持家、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教子有方、深明大义等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母亲精神,则应该保护和继承、创新和发展。因此,以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母亲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对弘扬中华母亲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确立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母亲形象”,对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每个人的母亲都是一个具体的个人。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之外,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母亲。这种爱的程度和表达的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爱母、敬母、孝母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则是相通的。正因为如此,设立中华母亲节,让大家都来热爱自己的母亲,报达自己的母亲,才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只有确立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才能把中华母亲节的节日活动,具体化为对母亲的尊敬和母爱的表达,才会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非常重视亲子之情和仁爱之心的民族,孕育出许多伟大而且很有影响的母亲形象,如:“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女娲,植桑养蚕、缫丝制衣的嫘祖,实施胎教、母仪天下的太任,“择邻三迁”“断织喻学”的孟母,励子从戎、精忠报国的岳母,等等。每一个母亲形象,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人物,她们或者有着丰富的教子故事,或者在历史上做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一个充溢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的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不仅能激励一代代母亲教子爱子,成为千万中华儿女的母亲典范,更是激发天下儿女们对母亲的爱心、孝德,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精神。
第三,确立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对弘扬传统美德起着模范标杆的作用。
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母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位女性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母亲,能够教育出杰出的儿女。德国著名教育家德里奇·福禄培尔曾经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纵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启发母亲——人类的教育者。”每个可以成为中华母亲节形象代表的历史人物,都是母仪天下、教子爱子的典范。这些母亲的教子经验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教育哲理,在中外家庭教育的历史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她们的教育智慧和成功经验,在今天的教育实践中,仍然在不断地发挥作用。所以说,今天的母亲向她们学习,就等于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可以效仿学习的好榜样,也等于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教育孩子的最佳途径,这也是提升自己家庭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作为子女,通过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很容易与自己的母亲联系起来,母亲所给予自己的母爱也就变得高大而神圣,从而激发起对母亲的尊敬、热爱、和回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确立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树立起传统美德的模范标杆,人们才能更好地学习榜样,效仿榜样,学会尊重父母、关爱母亲。节日是人们祈愿的生活状态,具有丰富的理想因素,具有提升精神的作用。它具有广泛性、群体性、周期性、欢娱性等特点,通过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努力营造“感恩母亲、崇尚母爱、重视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有利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四,确立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有利于民族文化或宗教信仰的传承。
教子爱子,孝敬母亲,这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世界各国都设有自己的“母亲节”,虽然时间不一,设立的缘由有别,但节日的本质涵义是一样的。然而,世界各国之所以要设立自己的母亲节,就是因为,不同国家的母亲节形象代表,在表达教子爱子、孝敬母亲这一共同主题的同时,其传承的是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近代以来,设立“母亲节”作为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重视和倡导,有的还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如今,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设立了“母亲节”。世界各国的“母亲节”,都非常注重传承民族文化或宗教信仰。为母亲过节最早源于古希腊的民间风俗,古希腊人每年春天都要为传说中的众神之母——赛比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英国人是把四旬斋封斋期的第四个礼拜天作为母亲节,人们在这一天回家探视母亲,并致礼表示敬意。美国不是照搬英国的“母亲节”,是而顺应国民的意愿,以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美国独立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贾维斯夫人的忌日)为“母亲节”。法国人过“母亲节”,则更像是一个为全家人举行的生日会,全家人聚在一起享用晚餐,餐毕端出一个为母亲而做的蛋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母亲节,是纪念心地善良、乐于救人的圣母玛利亚的日子,与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了解,世界上设立“母亲节”国家,除丹麦、芬兰、意大利、土耳其、澳州和比利时等少数国家,跟着美国一起过“母亲节”外,都具有各国不同的民俗文化的特色,与本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紧密相联。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母亲节促进会会长李汉秋所说:“不同文化的母亲节形象代表都有不同的文化个性,流淌着自己民族文化的血液,承载着自己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样,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母亲形象,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同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传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它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许多人却只能通过借用西方的“母亲节”,来表达自己对母亲和祖国的感恩之情。“当中华儿女吮吸母亲节的文化乳汁时,这位母亲代表却是洋妈妈,这样的事不宜再继续下去。”[ 李汉秋.中华母亲节五答‍[J].前进论坛,2008(3).]由于中西方传统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外国的母亲节既难以体现中国的母教传统,外国的母亲形象也难以表达中国人对母亲的感情,更难以传承中国文化的孝道。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母亲节,应该有自己的母亲形象代表。
设立中华母亲节,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在今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就提到了设立中华母亲节的民意基础:“十多年来600余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过20多份设立中华母亲节的议案、建议案、提案;从连续4次在人民网社会频道、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中国网、新浪网的民调和九省市5000多份纸媒的调查结果看,2007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赞成设立中华母亲节的比例分别达到75.2%、80.9%、98%和88.18%。”[ 王俊:《两民主党派中央共同呼吁设立中华母亲节,建议定在孟子诞辰日》
http://news.163.com/18/0303/14/DBVSAV0200018AOR.html.]
二、女娲、孟母担当中华母亲形象代表不合适
设立中华母亲节,就应该有自己的形象代表,它是设立中华母亲节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弘扬传统美德起着模范标杆的作用,有利于民族文化或宗教信仰的传承。目前,学术界关于是否应该设立中华母亲节,已经没有太多的异议,而关于谁可成为中华母亲节形象代表问题,争论却越来越激烈。那么,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一个重要问题:成为中华母亲的形象代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以前,这一问题很少被人关注。不回答这些问题,或者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中华母亲节形象代表的选择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历史出现的伟大母亲数不胜数。如果没有严格的标准,哪位母亲可入选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就会长时间争论不休,这对中华母亲节的设立是十分不利的。刘清珍教授提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最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她必须对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融合、发展做过他人不可替代的贡献;第二、她必须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和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认同的一位母亲;第三、她从古至今享受官方和民间隆重而高规格的大型祭典,并有大体通行规范的祭奠仪式[ 刘清珍:《嫘祖应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驻马店日报》2012年8月20日。]。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
按照上述三条标准,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母亲中,只有女娲、嫘祖可堪其任。鉴于目前社会上及学术界也有不少支持孟母的呼声,下面就女娲、孟母和嫘祖究竟谁最适合成为中华母亲形象代表问题,略述管见。
首先说女娲。
2006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先生提出,以女娲诞辰日即每年农历三月初十为“中华母亲节”[ 孟繁仁.建议“女娲”诞辰日为“中华母亲节”考辩‍[EB/OL].
http://www.daynews.com.cn/sxrb/cban/C1/130583.html.]。201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邯郸摩罗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致慜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的建议中指出,把传说中的“女娲诞辰日”(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定为“中华母亲节”[ 陈维松:《人大代表建议将女娲诞辰日定为“中华母亲节”》
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 ... ontent_37954498.htm]。
众所周知,女娲不是一位具体的历史人物,就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一样,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氏族部落,即“女娲氏族”。女娲氏族的活动时间应该处在我国“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亲氏族公社末期或父系氏族公社初期。古典文献记载的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发明笙簧”“初创婚姻”等重大贡献,在西汉以前除“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外,其他神话故事均为后世增加,东汉时期才有“女娲置婚姻说”,唐代才有“女娲为伏羲之妇说”。唐代卢仝在《与马异结交》诗中写道:“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天公发怒化龙蛇。”
遴选母亲节的形象代表的重要标准是“母教有成”,即教育后代成功。根据《山海经》记载:女娲身后,其肠化作十神人。但“十神人”却到西方的大荒广粟之野守护去了。女娲氏族实际上没有关于教育子女的成功事例,甚至也没有留下显赫的后代。这与嫘祖繁盛的后裔以及被后世尊为“中华人文女祖”的历史地位是无法相比的。
再者,女娲的主要功绩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但这些事迹纯属神话,不可当真,它只是远古时代的一种女神崇拜而已。从其对后世历史的影响看,远不如嫘祖发明植桑养蚕、缫丝制衣对人类生活影响深远。
再来说孟母。
提出以孟母作为中华母亲节形象代表的,主要是山东邹城。早在2004年,李汉秋教授提议以孟母为形象代表创设中华母亲节。2007年12月13日,中华母亲节促进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孟子故里——山东省邹城市举行,会上发出了《创建中华母亲节》倡议书,提出以孟母可作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以孟母生孟子之日即农历四月初二为中华母亲节[ 《创建中华母亲节》倡议书‍[EB/OL].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8217/79317/79328/5463617.html.]。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提案,奔走呼吁。特别是李汉秋先生,更是大声疾呼,并多次做客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今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致公党中央和农工党中央共同呼吁以孟子诞辰日(农历四月初二)设立“中华母亲节”。
目前,提出以孟母作为中华母亲节形象代表的呼声较高,但仔细考量,以孟母为形象代表有其无法克服的缺憾:
第一,孟母教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有限的。的确,孟子能成为“亚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人,得益于他母亲教育的成功。从慎始、励志,到敦品、勉学,数十年如一日,既成就了孟子,更为后世的母亲留下一套的教子案例,留下了“孟母三迁”、“断机教子”、“买肉啖子”等教子佳话,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也是有些人提出以孟母作为中华母亲节形象代表最主要的理由。然而,从历史上看,孟母教子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至少与孔母比起来,要逊色得多。其一,从教子成功方面来看,孔母不亚于孟母。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孔子是“万世师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目前在海外已有 200 多个国家成立了孔子学院,联合国立有孔子像。这些,孟子能与其相比吗?从孔母与孟母生活的时代来看,孔母也早于孟母。如果选择以孟母为形象代表,对孔母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其二,孟母教子的对象仅限于孟子一人,而没有实现教育的大众化。孔母不仅把孔子教育成了一位思想家,还把孔子教育成一位教育家。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中很多人后来还成了东周时期各国栋梁之才,因此,孟母也不可能赢得孔子那样的教育家的美名。由于没有实现教育的大众化,孟母的遗迹也就局限在孟子的诞生地山东邹城。尽管当地也建有孟母庙、孟母林,也保存有孟母故宅、孟母井、孟母断机处等遗址,但那不过就是一处名人故里罢了。虽然孟母后来也受到皇帝的加封,但更多的是封建统治者出于宣传孔孟儒家思想的政治需要。其三,孟母教子虽然为后世留下一套的教子案例,但没有任何教育思想的总结或升华,更没有自己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因而,孟母也未能成为一位教育思想家。那么,一位既不能成为教育家,又不能成为教育思想家的人,能说她的教子成效大吗?
第二,社会上反对孟母为中华母亲节形象代表的声音过于强大。孟母教子的事迹主要是“孟母三迁”。从孟母的主观目的和出发点来说,是为了给孟子提供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其教育方法和教育效果,孟母为孟子不停地“择校”是否适当?自2000年,质疑与批判孟母“择校”的声音不断。如2001年,潘玉明署名文章《“孟母三迁”质疑》:“我认为孟母三迁也有值得斟酌的地方,尽可能地优化孩子的教育环境,从古到今无可后非,但企望把孩子与生活环境隔离,实施理想主义的净化教育,显然不切实际”[ 潘玉明:《“孟母三迁”质疑》,《群众》2001年第10期。]。2004年,《中国教师报》发表署名田大璜的文章《从“孟母三迁”到“择校热”》:“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升学竞争和就业压力,许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进入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甚至上名牌大学享受优质教育,不惜血本挤进名校、重点校、示范校,这就使得本不富足的教育资源格外显得僧多粥少”[ 田大璜:《从“孟母三迁”到“择校热”》,《中国教师报》2004年2月4日。]。2006年,《现代语文》发表署名李岩的文章《孟母“三迁”批判》:“孟母为教子而‘三迁’,充分体现了一个母亲培养、教育孩子的良苦用心,令人敬佩。但是,时至今日,再去宣传孟母‘三迁’的故事,就大可不必了。仔细想想,笔者认为,不仅不应宣传,还应进行批判。理由是:第一,孟母‘三迁’体现的是环境决定论;第二,孟母‘三迁’有泯灭孩子天性之嫌;第三,孟母鄙视商贾;第四,孟母信奉的教条是学而优则仕”[ 李岩:《孟母“三迁”批判》,《现代语文》2006年第5期。]。2007年,《教学与管理》发表署名李康耀的文章《“孟母三迁”是孟母自毁形象》:“‘孟母三迁’并非明智之举, 是堪称世代母亲楷模的孟母在自毁形象,一、‘孟母三迁’凸显了对儿童天性的蔑视;二、‘孟母三迁’凸显了错误的环境观;三、‘孟母三迁’凸显了片面的人才观”[ 李康耀:《“孟母三迁”是孟母自毁形象》,《教学与管理》2007年第6期。]。2009年,《成都日报》发表署名陋言的文章《孟母不迁又如何》:“孟母偏偏没有选择这个一举多得的善举,而是以有‘自私’之嫌的行为,不计成本、不嫌麻烦地带着孟子搬了三次家。毫无疑问,孟子每和母亲换一个新环境,他都得在适应新的人际环境、地理环境等方面做出时间和情感上的付出,这难道不影响他的学业吗”[ 陋言:《孟母不迁又如何》,《成都日报》2009年10月12日。]?2011年,《好家长》发表署名浮云的文章《“孟母式”教育酿苦果》:“数度转学催生自卑少年”[ 浮云:《“孟母式”教育酿苦果》,《好家长》2011年第1期。]。《黄河.黄土.黄种人》发表署名从众文章《“孟母式”教育失败》:“身处‘孟母式’教育,儿子的心理在一次次的转学中变得沮丧、自卑甚至绝望。后来,儿子被英语老师批评后,竟在老师的后背写下“王八蛋”3个字泄愤,学校遂对他做出勒令退学的决定。父母为其精心策划的育才梦彻底‘流产’”[ 从众:《“孟母式”教育失败》,《黄河.黄土.黄种人》2011年第6期。]。2014年,吴江署名文章《“孟母离婚”为哪般》:“昔有‘孟母三迁’,今有母亲为给孩子择校而‘离婚’。究竟是什么让现代的‘孟母’如此难当”[ 吴江:《“孟母离婚”为哪般》,《河北日报》2014年4月2日。]?等等,据粗略统计,在各媒体公开发表的质疑或批判“孟母式教育”的文章达200余篇。“孟母式教育”是对是错暂且不问,由于目前是非争议太大,影响了中华母亲节的尽快设立。
第三,孟母缺少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孟母受到人们的敬重,主要是在教子方面取得了成功,但缺少其他方面的作为,特别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孟母教子,更多的是望子成龙,尽到一位母亲的“责任”,所收获的是“孟子成才”。所以,孟母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是间接地通过孟子成才来完成的。然而,孟子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孟母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即使仅从教子成功这一角度来看,历史上这样的母亲很多,如最早实施胎教的文王之母、教育儿子“精忠报国”的岳飞之母,还有被认为最坚强的母亲佘太君、最睿智的母亲孝庄文皇后,等等。她们中不少人都把对子女的教育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单就这一点来看,她们中的任何人都有资格成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比如岳飞之母,她不仅教育岳飞成才,还教育岳飞“精忠报国”。可以说,岳母的人格、品德、境界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丝毫不逊于孟母。事实上,人们在推选自己的国父或国母时,考虑更多的不是推选对象对其子女的贡献,而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所以,作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她必须对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融合、发展做过他人不可替代的贡献,她必须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和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认同的一位母亲。从这个条件来看,孟母是远远不够的。
第四,孟母所处的时代较晚。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教子成才和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以外,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还应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从该人物所处的时代上看,宜早不宜晚。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位“母亲”,一旦成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她就由一位“个人母亲”,上升为中华民族的“大众母亲”。按照这个条件,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必须生活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起始阶段。否则的话,抛开其为民族所做的贡献大小不说,仅从辈份上来说,作为一个晚辈,她就不足以具备一个民族“大众母亲”的资格。再者,一位“个人母亲”,一旦上升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众母亲”,那么,这个“大众母亲”就不再是一般人伦意义上的“母亲”了,就具有了抽象的意义。不然的话,孟母只能是孟子的母亲,岳母只能是岳飞的母亲。不要说全体中国人,就是孟子、岳飞的后代,按照辈份排下去,也只能把她们当作自己的老祖先,而不敢妄称“母亲”了。就象人们常说的“老天爷”,就是一种抽象的“爷”,而不是具体的“爷”。每个人不管年龄大小,辈份高低,都统称“老天爷”。这个传统习俗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今天,我们选择的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既然成为具有抽象意义的“大众母亲”,那么她所年的历史时代,应该是越早越好,越早越具有中华民族“大众母亲”的资格。与黄帝同时代的嫘祖,至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孟母呢,与嫘祖相比,只能算是晚辈了。以孟子出生的公元前372年来计算,至今不过2300多年。即使嫘祖之后的文王之母,按文王出生的时间公元前1152年计算,也比孟母早了780年。一般说来,有前辈在,哪轮得上晚辈去做“母亲”呢?
第五,农历四月初二日为“孟子诞辰日”而非“孟母日”。我国河南新郑祭祀黄帝大典时间是每年的三月三,是黄帝诞辰日;美国安娜女士倡议美国母亲节为5月10日(为了周末方便看望母亲,美国政府定为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因为那一天是她母亲的祭奠日。按照国内外节日习俗惯例,要么选择“诞辰日”,要么选择“祭奠日”。山东邹城倡议的“农历四月初二日”是民间传说孟轲的生日,实际上是孟母的“受难日”。以孟母“受难日”为中华母亲节的法定节日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不符合国际和国内节日习俗惯例。
因此,我们认为,把孟母作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也是不合适的,这或许正是山东邹城连续呼吁多年但没有获得批准的主要原因。
三、嫘祖担当中华母亲形象代表最为合适
2011年,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音乐学院张莉教授提出,应以嫘祖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 四川政协常委倡设“中华母亲节” 以嫘祖为代表‍[EB/O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1/01-20/2801810.shtml.]。2012年,河南省西平县壬辰年嫘祖故里拜祖大典,呼吁将嫘祖的生日农历三月初六设立为中华母亲节[ 驻马店西平县:壬辰年嫘祖故里拜祖大典隆重举行‍[EB/OL].
http://zmd.orgcc.com/article/2012/03/2012032928484.shtml.]。
笔者认为,相比起女娲和孟母,嫘祖担当中华母亲形象的代表问题是最为合适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中华母亲节的母体应该在“历史人物”“真实人物”中去寻找。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最重视祖先崇拜,当然,中华母亲节体现的主要应该是祖先崇拜(古代崇拜主要有天神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地祇崇拜)而不是宗教崇拜,更不是自然崇拜和地祇崇拜,即使是西方当今的母亲节也很少选择圣母玛利亚。既然是祖先崇拜,中华母亲节的母体就应该抛开神话传说人物。在“女祖”人物中,女娲、西王母、华胥、任姒、附宝、女枢皆为神话传说人物,首先应在排除之列。接下来就是嫘祖、太任和孟母等,而太任的事迹除了“胎教”以外其它较为单薄,孟母事迹则是西汉中期儒家学者出于“为圣人立言”、“为亚圣树像”之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民间故事文化,犹如古代开国帝王之母“神龙育子”一般。因此,以太任与孟母为中华母亲节之母体皆不合适。众所周知,“中华人文之父”为黄帝,“嫘祖”为黄帝正妃,又是脱离神话传说而入中国“正史”的女性,最有资格担任“中华人文之母”。
第二,嫘祖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其他母亲难以相比的。嫘祖所处的时代,正是各个氏族部落群雄纷争、走向统一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由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时代。嫘祖顺应时代的源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黄帝一起,完成了统一大业。嫘祖最伟大的功德,就在于她对于国家的贡献。一方面,嫘祖嫁给黄帝后,不仅是一位贤妻良母,更是黄帝的一位好帮手。她辅助黄帝以武力夺取天下后,还“谏诤黄帝,奠国基,统一中原”,在治理国家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另一方面,她不仅发明了植桑养蚕、缫丝制衣,还积极推广传播这一技术,为桑蚕丝绸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丝绸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远古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使中华民族步入文明时代。黄帝与嫘祖,就成为上承洪荒下启文明的伟大的历史巨人。嫘祖对于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是中国历史上其他优秀母亲难以相比的。
第三,嫘祖对于家庭的贡献也是其他母亲难以相比的。在家庭问题的处理上,嫘祖也表现出了宽广的胸怀和优秀的品质。当时中国社会虽然正处在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但母系氏族的势力还非常强大,大多数家庭属对偶制婚姻,子女一般还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连黄帝的25个儿子大多数都不跟父亲姓,而只有嫘祖的儿子青阳跟父姓,更何况普通百姓了,因此,儿子要脱离母系氏族而归属父系系族还有很大阻力。为了支持轩辕黄帝成就统一大业,嫘祖首先将自己的儿子改为姬姓,全部落也归附了黄帝部落。嫘祖还带头献出了西陵地图,劝告黄帝自始至终坚持部落联盟。可以说,嫘祖为了维护自己的小“家”,同时也更是维护社会这个大“家”,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嫘祖这样做,不但没有影响到自己家庭的繁衍,反而推动了自己小“家”的繁盛和社会大“家”的发展。黄帝的25个儿子中,14人被分封得姓,共得到12个姓,分别为: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而后来的少昊、颛顼、帝喾、唐尧、以及夏朝、商朝、周朝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子孙,这些后裔在黄帝到尧、舜、禹时期大都已经脱离黄帝母族,建立了大批的氏族方国或部落,有了独立的姓和氏。今天,黄帝和嫘祖的后裔已遍布世界各地,其家族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当之无愧的是中华民族第一大家庭。嫘祖对于自己家庭的贡献,也是其他母亲难以相比的。
第四,嫘祖受到子女以及后代的爱戴和尊崇也是其他母亲难以相比的。由于嫘祖发明植桑养蚕,缫丝制衣;她辅佐黄帝,安邦定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后人为纪念她,把她祀为植桑养蚕及丝织行业的女神,也就是说,被后世当作神灵来供俸了。大约自北齐开始,人们将嫘祖作为蚕神娘娘加以崇拜,到唐宋时最为兴盛。最隆重的祭祀活动,是“皇后亲桑”,即皇后亲自采桑喂蚕。为纪念嫘祖,民众在各地修建了嫘祖庙,供俸嫘祖像,并举办庙会,每年一次,在嫘祖诞生日举行。庙会期间,人山人海,香烟缭绕。这种民间信仰的力量和规模,是其他母亲所无法相比的。
在历史上,曾经被奉为“先蚕”的,不仅仅只有嫘祖一人,还有菀窳妇人、寓氏公主、黄帝、马头娘、马明王、青衣神、三姑等等,但这些人大都是昙花一现,最后不得不让位于嫘祖。故元代学者王祯在其《农书》中已有断言:“尝谓天驱为精,元妃西陵氏始蚕,实为典要。若夫汉祭菀窳妇人、寓氏公主,蜀有蚕女马头娘,又有所谓三姑为蚕母者,此皆后世之溢典也”[ [元]王祯:《农书》,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西周至隋唐是学者争论、辩论“谁为华夏女祖”时期,至唐代基本定型。北宋以降,皇室每年祭祀“先蚕”皆以嫘祖为对象,相沿成习,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朝末年。可以说,嫘祖作为“先蚕”,作为中华女祖、中华母亲,是经过1000多年来全体国民不断讨论、不断选择的结果。我们当今倡议设立中华母亲节,能够改变千百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习俗吗?中华母亲节以嫘祖为形象代表,实际上保持了中华传统女祖文化的连续性。
第五,只有选择“嫘祖”作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才符合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进程,才能为海内外华人普遍接受。司马迁著《史记》,之所以把黄帝列为“五帝”之首,是因为从黄帝时期,我国从遥远蒙昧的洪荒岁月进入中华文明时期。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应从黄帝、嫘祖时代算起,黄帝、嫘祖时期是中国第一次知识大发展时期,在生产工具方面,实现了从原始渔猎到农耕文明的过渡;在服饰方面,实现了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在社会文化方面,实现了从结绳记事到文字时代、家庭婚姻时代的过渡;在自然科学方面,实现了从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的过渡;在音乐方面,实现了从劳动号子到伴奏音乐的过渡,等等。所以,孙中山先生评价黄帝:“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查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毛泽东同志评价黄帝:“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转引自李耀宗:《天心一柱定中华》,《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由此可见,孙中山、毛泽东都把黄帝时代作为“奠定中华”时期。当今海内外中国人皆称自己为“炎黄子孙”,黄帝为“中华人文之父”,嫘祖为“中华人文之母”,所以,我们也都是黄帝、嫘祖的子孙。因此,若以嫘祖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容易被海内外华人所普遍接受。
综上所述,设立中华母亲节必须有自己的形象代表,同时也必须选准中华母亲的形象代表,它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和道德价值取向。如果形象代表选不准,就难以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接受和认可。因此,我们认为,相比嫘祖而言,把女娲和孟母作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都缺少充分的条件,只有嫘祖是中华母亲节形象代表的最佳选择。

(作者简介:郭超,男,黄淮学院天中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电话:138396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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