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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评周明生长篇新作《古蜀宝墩》//杨税张 林傅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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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8 07:46: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评周明生长篇新作《古蜀宝墩》
                               杨税张 林傅钱       

      一部反映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力作
      周明生先生是四川新津县宝墩本土的老作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成都市第二届文联委员、成都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曾任新津县文化局副局长,现任新津县文联副主席。他的新作长篇历史小说《古蜀宝墩》,由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发掘,尤其是面积达276万平方米的宝墩大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基础,是目前唯一一部演绎史前现实的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长篇小说力作。

     宝墩大遗址的考古发掘并不理想,出土的实物较少,普通游人认为缺乏可看性。有人提议,既然《古蜀宝墩》为宝墩文化博览园,提供了后远古联合国文化规划设计的崭新的思路,如作品在后远古联合国文化中挖掘,其恢弘、瑰丽和神秘,与现实观照契合,是耐人寻味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一部遥远成都平原的史诗,何不在未来的宝墩文化博览园中,设立一个以《古蜀宝墩》为内容的“宝墩遗址衍生文化陈列馆”,借此吸引游人,使之身临其境。如在该陈列馆中,以情景雕塑、蜡像、绘画和文字的方式,展示长篇小説《古蜀宝墩》的主要人物、相关故事的主要场景,给人以过目不忘的深刻印象。

     尤其是注意设置情景雕塑,采用全景式油画展示其背景,塑造各具情态的人物圆雕,配上逼真的现实场景,并辅之以渲染氛围的音响,足以造成震撼心灵的艺术效果。还可以请画家进行连环画《古蜀宝墩》创作,根据《古蜀宝墩》的内容,创作油画和中国画,进行以《古蜀宝墩》为内容的美术作品的竞赛和展览。与影视公司合作,将《古蜀宝墩》拍成长篇电视连续剧,在相关卫视播出。这样名扬天下的宝墩大遗址博览园,便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广大游人的旅游目的地。

     那么《古蜀宝墩》到底写的是什么?周明生写的是有纭国的王子纭鳌,为了逃避夏王朝的追杀,带领一帮残兵败将亡命天涯,被三星王国的国王蒲峣收留。由于纭鳌带来的先进中原夏文化帮助三星国,建起一支使用新式青铜兵器的强大军队,建的祭祀神殿在蜀西平原也无以伦比。这使仍在用石器的宝墩王国拉颇,更显固步自封。他坚持修筑巨大的城墙外郭,以炫耀国力。岂料当年即遭遇特大洪灾,造成宝墩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蒲峣乘机要挟拉颇,令其将爱妃、绝世美人儿依娥,让给他为妾,否则兵临城下。为避免生灵涂炭,依娥自愿离嫁和亲。
三年之后宝墩王国平息了内乱,恢复到大洪水之前的富饶。三星国却遭遇旱灾和蝗灾扫荡,于是发动战争,转嫁危机。宝墩国大将军尔铁原,本是依娥的初恋情人,率领部族与侵略者展开大血战,壮烈牺牲。在内奸的协助下,三星国将宝墩国灭亡。依娥为了报仇雪恨,忍辱负重,以美色相勾引,挑起纭鳌向蒲峣争夺王位的内乱。为了掐断敌国的根脉,她纵火将神秘辉煌的三星国神殿化为灰烬,以至在烈火中献身。曾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宝墩王国,以后被大雪所覆盖,最终毁于特大洪水,一切人类活动的痕迹尽被泥沙掩埋。

    史前宝墩古城的兴亡,成了千古之谜。到湖广填四川,还兴亡轮回为啥?周明生先生阅读了典籍和今人历史文化方面的多部著述,以及许多论证史前古蜀文化的考古文章,总字数有数百万字之巨。对此的评论,杨骊教授是川大文学人类学博士,川大锦城学院文学与传媒系副主任,文学产业研究所副所长,他说,他是研究文学人类学的,更喜欢从人类学视角,来进行文学批评。

     杨骊教授认为:从宏观层面,从一个时代的潮流和脉络当中来看,从整个世界的潮流来看,当今世界是文化遗产时代,文化寻根成为文学创作的诉求。目前世界上文学艺术创作方面有一个趋向,就是从远古文明里吸取创作元素。我们国家更希望能够充分利用中华文明的资源,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化的博大丰厚。最近桐华的《曾许诺》,虚构了黄帝与蚩尤的故事,正在筹拍电视剧。王晋康的《古蜀》,以科幻小说的形式重构奇异瑰丽的古蜀历史。《古蜀宝墩》的诞生显然切中了时代的脉博,成为重述中国远古文明的先行者之一。

     杨骊教授说得很对。但中国远古文明,要分远古联合国文化和后远古联合国文化,杨骊教授也许并未研究过。杨骊教授虽是搞文学人类学,也许并未认真研究过分子人类学。因为即使像复旦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的金力院士,培养出的研究分子人类学的学霸和杰青的王传超博士,2012年以第一作者,在国外《科学》杂志上发表《反驳‘语音多样性支持语言从非洲扩张的系列奠基者效应’》一文,成为反驳语言非洲起源论而提出早期人类及语言“亚洲扩张”新假说的学者,问对远古联合国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有一个统一的基因样本吗?也难回答。虽然在这第二个孵抱期,是游团、部落、酋邦组织形态都有的集成体,类似今天的联合国的民族组成,但前者的地域毕竟只是古巴蜀盆塞海四周及其扩散地区;在这四方都有如王传超博士的中国人有三个超级祖先的争论。然而起底王传超分子人类学真实观,也能提供远古联合国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的DNA基因考量。   

     问题是,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教授,在《华夏上古神系》一书中说:“刘邦推翻秦帝国之后,在互相兼并和大统一的价值观支配下,一种全新的血姻叙事开始启动,大批重要史书被‘意外地发现’,《五帝德》和《帝系》应运而生,这些文本利用残剩的神话传说资源,编织出统一的上古帝王传承谱系……顾颉刚嘲笑和批判了这种制造‘伪史’的行径”。朱大可的《华夏上古神系》是把中国古代史,具体化为踏上新大陆的非洲移民群落期为“游团”;半坡和姜寨之类的原始村落期为“部落”;把夏朝视为“酋邦”;把从商朝和周朝起才划为“王国”期。由此朱大可教授认为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等各朝统治者,都是外国种或印度移民;墨子、庄子、惠子、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著名文化人;都是留学外国的“海归”或印度移民后代;《黄帝内经》《道德经》《周易》以及阴阳五行等中国古代著名学说,都是“取经抄袭”于国外印度等古经典。

    支持类似说法的年青学者很多。例如河南洛阳的苏三女士,主张中国文明西来说,甚至是第三等文明,即人类文明单起点具体为:中东文明是子宫;印度、希腊、埃及等是外围文明;中国是第三梯队文明。2016年4月1-12日出团在印度深度旅游,看到印度的很多古文明遗址及文物,与西方古文明更相似;就连瓦拉纳西的佛陀四圣地之一的鹿野苑,其遗存都呈西式建筑风格,而与我国佛地风貌不同。陪伴我们的国内导游,是成都一家旅行社的小青年胡菊女士,在议论到成都三星堆文明的一些文物与西方古文明相似时,她说成都学者也研究不下去;她的意思是怕把三星堆文明说成来自西方。读《古蜀宝墩》,周明生先生回答了这个难题:他虚构了从中原地区逃出来的有纭国王子纭鳌及残部,带来了中原文明青铜冶炼技术和玉礼器制作工艺,帮助三星国建立起使用新式青铜兵器的军队和祭祀神殿,并且写出了羌人、三星王国、宝墩王国,围绕着青铜冶炼技术,进行的曲折争夺,描绘出一幅多元文明融合的历史画卷。

     这没有错。任何人来演绎这段历史,无论怎么写,结局历史已都是定下的:这些前后发生的先进文明,都被湮灭了。而且延伸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巴蜀地区繁荣和湮灭,几经反反复复。但周明生先生说三星堆文明来源于中原夏文化,又似乎有悖论:如为什么三星堆先进的新式青铜文明会超过中原文明?因为既然中原文明是三星堆青铜文明的母地,就应该更发达,和能保持下来,但为什么在中原和巴蜀两地都失落了?
其次,为什么三星堆先进的新式青铜文明和后来的西方古文明相似?古文字和史前古蜀史研究学者钱玉趾先生说:宝墩古城存在的年代相当于大禹的年代,4000年前的社会形态、生产力水平,有没有青铜器,有没有黄金制品?应搜寻各种资料,尽力做到没有硬伤。4000年前,一般人认为当时太原始。但是实际上当时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文明要先进。例如,在黑海的西岸保加利亚的一个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总共6公斤黄金,时间是4500年前。学术界提出历史上与“丝绸之路”相对应的,还有一条从西到东传送的“金铜之路”。

    看来钱玉趾先生和朱大可、苏三等学者的中国文明西来说,是暗合的,胡菊女士说的没有错。为什么成都学者走到这步?因为新中国成立开初,他们就卷入成都与重庆的政治之争。1951年修成渝铁路,邓小平领导发现的“资阳人”,证明人类文明与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时的远古联合国文化有关。而这个远古联合国文化是在巴蜀盆塞海干涸后迁移到世界多处的,在夏商周秦汉生长出的古自然国学就来源于此。如毛主席1953年开始讲自然国学的物质无限可分说,隐含的无标度间隙弦膜圈应用实际在提醒,现在自然国学被许多“洋科学”占领。

     但从历史看,我国人民保存的固有远古联合国文化,没有被撼动过,可以说在心灵里是恒古不变的。然而,当时政治与科学纠缠,“层子模型”和“北京猿人”包打天下似乎可行。2001年成都画院艺术交流中心副主任黄振富先生,在《文史杂志》第6期发表《贾兰坡和资阳人》;类同的文章《四川日报》上也发表过。他说“资阳人起起落落”,张圣奘教授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后,并没有在手上停留,而是很快直接交到了北京他认识的著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专家贾兰坡手中。原因是当时就存在有重庆大学张圣奘教授,与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等关于“资阳人”头骨化石的管辖权之争。因为主政川西行署的李井泉书记和他主管的成都专家,认为资阳距成都近,应由他们管辖处理,对在远在重庆的西南局插手有意见;从而对张圣奘发现“资阳人”有意贬低,造成了后来的混乱。

     杨继绳先生2016年5月21日在清华校友2016年校庆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历史的河套象征黄河一样;中华文明本来是向东流,流向大海,融入世界潮流,但又拐回形成有河套。当初走进这个历史的河套时,有着良好的愿望,有着当时的“合理”逻辑,有着国内外的动因。一只在弧线上爬行的蚂蚁以为自己在沿着直线行走,在高处鸟瞰才看清蚂蚁在走弯路。历史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学问,对走过的道路的回顾和反思是历史学的责任。社会思潮出现了分裂,甚至出现了各站立场、壁垒分明。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人彷徨、苦恼,迫切需要历史经验指明方向。这是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原因之一。

     显学,是指一时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显赫一时的学科、学说,学派。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今显学?是因为当今社会对历史有着强烈的要求。有些人通过说假话,来取得利益和维护利益。揭露真相,会伤及这些人的利益,会引起这些人的恐惧和反扑。这种较量,有时是非常残酷的。追求真相的渴望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理,而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当一个民族经历了重大曲折,需要重新选择道路的时候,就需要重新审视走过的路,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瞭望前进的方向。但杨继绳先生说:人类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这个轨道发展的。然而他的这种死板的“轨道论”,也许是错的。何拔儒先生就提出,中华古文明是先有海洋文明,后才是农业文明的。

    但《古蜀宝墩》的作者好像是支持杨继绳先生的这种“轨道论”的,小说停留在农牧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资源争夺上,以三星王国和宝墩王国的不同命运,反映因革新而强大和因保守而落后的历史逻辑。周明生先生用的很多细节,自然来自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真实材料,比如依娥与尔铁在春社的狂欢细节,来自远古人们的高禖之礼、《诗经》中的野合诗,以及四川出土的汉画像砖,可印证这一礼俗的流传。又比如宝墩古国的通天古柏、古蜀人的祭祀场景、夯筑的城墙,甚至青铜和玉器的制作过程,也有考古学材料作基础,而重构了关于生存、爱情、战争的壮丽长卷。但这就是神秘古蜀历史文明湮灭的寻根吗?我们一方面向周明生先生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想到家乡2008年大地震倒下又建起的盐亭笔塔。

     2008年5•12大地震,盐亭县城中31米高的笔塔垮塌,当晚电话传到绵阳,笔者到盐亭两次前往笔塔地点察看,粉粹性垮塌仅余约9米,实际只有一层半多,只是东面至第三层还完好,露出一副完好的对联,约长两米,字约小碗口大。其中左联是:“火候文章光北斗”。我国从古至今都是地震灾害最深重的国家,从人口死亡指数上看,地震又是群灾之首。因此,“火候文章光北斗”似乎说的是,从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翻译介绍西方科技知识,东西方科学文化开始交流碰撞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用大地震引发堰塞湖到盆塞海的非高斯性古史“精确研究”,就已经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也许有人难以理解,为什么120年前的盐亭人,就能占到这样的高度?那么就看看建筑笔塔的背景和受到的影响吧。

    1888年也称作光绪十四年,有人说那一年是濒临死亡的满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做了最后一次挣扎。外敌不远千里驾驶着军舰,到中国肆意蹂躏,民生不聊。 广东才子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吁请“变成法”。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县榉溪河畔珠瑙沟人,生于1862年,此时受到很大影响。他自幼家境贫寒而自励刻苦读书,30岁一举考中秀才,1885年因其成绩优异而补为廪生,一时名噪盐邑,誉满潼川。1903年他作为盐亭县历史上第一个公派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与黄兴、张澜、陈润霖、杨怀中是同班同寝室同学。
  
      由于盐亭当时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的山寨聚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他读遍的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何拔儒学贯中西,以93岁的高龄于1955年辞世,人们传说他留学归乡,一生未做官,以受聘教学维持生计;他支持革命;鼓动乡绅贤达办机械化的丝绸厂。另外传说他的奇谈趣论很多,如他猜想四川盆塞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中国西部的部落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五千年前联合国的总部就不在美国东部的纽约,而是在中国西部的绵阳地区。

     何拔儒在出国期间,尽最大的努力,很快学会了日语、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为的是破译家乡的“盘古王表”。追求和平与完善的世界基础科学,古老到来源生活高于生活,也许在原始的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的远古联合国时代,在《盘古王表》记载的约公元前5070-4170年立足山海时期的女娲氏和伏羲氏的两代中,就已经确立。例如,古籍《淮南子》一书记载女娲氏成就的“桑林生臂手”的变化,说的就是货币类似无形之手,对社会有拉动作用影响。为什么女娲氏的“桑林”意指“货币”,是因有专论说当时的养蚕抽丝织出的绸布,类似今天金融界的“黄金”作用。而伏羲氏成就的“太极、阴阳”等传媒思维,以及古代自然国学的“无中生有”,也类似“0”量子力学的量子起伏的“正负虚实数对”,以及陈省身纤维丛的对称破缺的平凡圈和不平凡圈。

而延伸到老子《道德经》里讲的“道,可道;名,可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道”可视为“科学原理”,“名”可视为“科学概念”。其“玄之又玄”就类似藏象、格物致知、标度无关性。有这些基础,现代自然国学没有西方现代弦论、圈论的传播,也能在中国传统与现代科学的结合学习上,生长开来。即远古联合国文化是科学的纲领,后来科学的发展竞争比试,都是类似工匠精神。如中医,正是因有类似工匠精神,才保持到今天,在量子医学上不让西医半步。
      那么从远古联合国文化,东西方的科学是怎样分开的呢?这是后来约5000年前巴蜀古盆塞海干涸,远古联合国解体,大部分上层向埃及、伊拉克、叙利亚方向迁移。在干涸之前约公元前6210-5770年之间的叩向自身时期,也有苦修行的远古联合国上层,向印度方向迁徙,成为古印度文化的先声。这解释了“朱大可难题”。而所有在干涸前后,留住的下层多数,主要是向中原、东南方向迁移。他们属于“汗族”,近似于后来的汉族。因为“汗”有“汗牛充栋”、“汗流满面”、“汗马功劳”,含有广大、多数、劳苦、下层之意。这也解释了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三星堆文明来源于中原,但中原文明也来源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难题。
                谜托邦与周明生和他的《古蜀宝墩》
       人类及中华文明起源于两个孵抱期的统一学派,开山的学者是出生在四川盐亭县的何拔儒先生。他说“山海”就是“盆塞海” ,《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提出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汉水出汉江,汉江发源于陕西省西南部秦岭与米仓山之间的宁强县,在湖北省武汉市入长江等古楚汉之地。汉朝能捡回盘古传说,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必然。
     今天已能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古巴蜀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此由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巴蜀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工匠与老板不同,老板是权威,少干粗活。何拔儒的远古联合国文化思想的形成,一是他地缘在盐亭大围坪地貌环境,他有干“工匠”的机缘。而此论证实,就在5•12大地震的国家地质考察上。
     古巴蜀盆塞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游团、部落、酋邦组织的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今天联合国的这种多元一体,因是战争对抗的结果,其功能松散,就比不过那时。那时是团结救灾、抗灾的结果。这是约公元前8000-3150年在川、甘、陕为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引起长江断流,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古蜀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
     而在约公元前4170-2070年相反的组合,如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而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巴蜀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以此类推第一次长江三峡上面的盆塞海地裂大溃坝,发生在良渚河姆渡文化产生之前;第二次同样的长江三峡大溃坝,发生在江汉湘楚文化产生之前。
      第一次盆塞海大溃坝后,组织救灾、抗灾巡行天下,成为远古联合国的“秘书长”,作“行神”、“道神”就是一种责任和任务习惯。今天能找到远古联合国形成前后多堰塞湖事件的硬证据,是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张岳桥教授领军作的青藏东缘考察取得的新成果。张岳桥是温总理亲点的科学家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科学家。张岳桥研究团队2009年以来在野外的一些考察工作,发现岷江上游,在史前7-1万年(主湖期可能是3~4 -1万年)期间,存在一个大型的堰塞湖,其规模远远大于唐家坝;对比当时地震的级别,绝不会小于5•12大地震。张岳桥研究团队还发现这一时期,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中,仍有很多大型堰塞湖规模均很大。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堰塞湖在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了。溃坝,意味着大量的水,被卸载到盆地里面。
       张岳桥作为博士生导师,是科学权威也是“老板”,下面有很多“工匠”。2010年在《第四纪研究》杂志第4期上,李海龙和张岳桥、李建华等发表有《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论文。他们提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包括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等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河段,这些南北向河流系统的形成演化,具有构造和气候双重意义。因为.晚更新世以来,南北向河流系统发生多次堵江事件,形成数套堰塞湖沉积。
      他们选取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上游3个古堰塞湖进行沉积、构造及年代学研究。才20多岁的博士生李海龙是陕西人,他查到我们发表在网络论坛讲何拔儒巴蜀远古堰塞湖、盆塞海,在盐亭形成有海啸地貌遗迹的文章,联系上我们。我们本以为是好事,后才暴露“工匠精神”在中国有难处。因为我们无经费和科研立项的权利,能做嫘祖真相研究的长期“工匠精神”,靠的也是地缘盐亭人和有一点工资收入。我们没有力量派车陪同考察,李海龙困难很多。来盐亭考察海啸地貌遗迹是“大工程”,他只身自费来,不是本职工作,“老板”也不喜欢。对急需升职评级的博士生来说,不能短时间完成的任务,意义就不大。
     所以李海龙先生只是从绵阳到盐亭县城坐车的路上,看了看窗外的两岸。再在盐亭县城,转了几圈就回去了。他对我们说,盐亭不存在远古海啸地貌遗迹。争论弄得大家不欢而散。如果李海龙是盐亭人也许不同;陈龙先生是绵阳市嫘祖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和秘书长,他的《盐亭闲话》书中第七章《盐亭嫘祖文化研究论辩》,是我们和他的争论。陈龙是一个杰出的热心盐亭历史文化研究的年青人,当时他才大学毕业工作不久。他提出的疑问是:嫘祖研究到底是科学还是文化?因为嫘祖即使是真人,但历史久远,又缺乏当时的文献和文物材料;今天的年青人,连自己母亲和奶奶的历史都搞不清楚,何谈能说清楚嫘祖的历史?其次是,为什么嫘祖研究不是由盐亭县文化馆、县志办等文化部门或宣传部门承头,却由盐亭县科协首先发表文章才打开的局面?其实当时盐亭县志办的一些领导,是反对1989年《四川日报》发表的《嫘祖是盐亭人》一文的;当绵阳市市长王金城同志派人来盐亭了解此事时,他们还说是编造的;这里不想再多谈此事。
       2016年华夏母亲嫘祖故里祭祖大典暨嫘祖文化旅游活动周,作为国台办批准的海峡两岸交流重点项目在盐亭县举办,3月17日举行的专家学者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出席的有来自全国的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副会长,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20余人,面对多处对嫘祖故里的争夺,认真听他们的发言,会发现多数专家对嫘祖的出生地和出生时间,是模糊的,原因也是缺乏何拔儒那种数十年工匠精神的《盘古王表》的考证研究。其实我们在回答陈龙先生的疑问时就说过: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教的方法,年青人连自己母亲和奶奶的历史都搞不清楚,但总可以对同时代自己的姐姐和妹妹在外打工的情况多少有了解。把她们作为嫘祖研究的“社会的化石”,总可以感悟嫘祖巡行天下的辛劳。其次,古史作为科学还有计量历史学;宇宙起源于138亿年前,科学家连宇宙起源之时的分分秒秒,都搞得很清楚,嫘祖出生不过约5190年,有多难?
      记得1966年9月,我们大学组织全院红卫兵第一次到北京接受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的检阅。在北京期间买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这是我们读完马克思的3卷《资本论》和《列宁全集》1-33卷本,准备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精读。今天历史教科书中,写的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等现象,确实存在,但不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死板定下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恩格斯虽然根据美国早期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指出人类家庭的发展经历过四种形式,但恩格斯实质是叫研究人类古史的学者,应该学摩尔根那样亲身到一些还保留有原始部落状态的地方去观察,把类似氏族制家庭母系、父系等现象,作为“社会的化石”来研究。但苏俄一批“懒马克思主义者”,却把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作为教条规律,强加给参与共产国际的各国,使其不重视国际通行的远古王表年表的研究。这种马列主义的走样,也类似黄河的河套现象,但黄河毕竟东流去。此事作为一种文化,也可以借鉴目前的新词“谜托邦”来描述。
       这是朱大可教授在《类型小说的“鹰翼之醒”》一文中说:“东方出版社新近推出的类型小说《鹰翼之醒》,它是‘谜托邦’书系中的一种”。他又在《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一文中说:“去年东方出版社出了我的《华夏上古神系》,算是一次学术性小结吧,接下来是工作室把这些学术成果转化为小说。我工作室的一些90后的小朋友,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叫做‘谜托邦’的写作计划,每年大约推出16~20本类型小说,大部分属于幻想小说”。朱大可的“谜托邦”一词,实在用得太绝:这是一种值得共同探求的与人类生存意义相关的消亡或未知的领域,不是在建树了一些文化纲领后,有的就会吸引产生的延伸发展的很多东西吗?当然朱大可也许来自在类比“乌托邦”一词,但乌托邦是更偏重社会的实践追求,而谜托邦则偏重在文化、文艺和科学的演绎。
例如,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建立的公理化纲领,几乎成了后世一切基础科学建构的准绳。然而乌托邦也是先写成《乌托邦》一书的:这是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摩尔,1515-1516年出使欧洲时期写的的一本“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他虚构了一个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官吏也是公共选举产生。可见乌托邦影响过马列主义,如果人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存在远古联合国,它被想成像世外桃源的一个世界完全理性的共和国,摩尔是寄希望于后世,试图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实践出现理想的国家或社会。中文翻译也高明:乌托邦为Utopia,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中文借此翻译理解“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乌托邦原提出者同欧几里德一样也出自古希腊,叫柏拉图。但人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存在远古联合国是空想吗?也许四川的大多数学者和群众,还类似在黄河的河套中前行吗?
      正常人的逻辑也合理:今天的人连自己母亲和奶奶的历史都搞不清楚,能搞清楚宝墩、三星堆、嫘祖、黄帝的历史?而且类似书记、县长,也不可能去作工匠式的数十科学研究。面对各方争论,现实的还是抓点旅游、产值经济。所以后来类似嫘祖研究会,从下到上通通改为开发会、促进会。其实这是一种选择。例如,不赞成朱大可教授《华夏上古神系》的中华文明外来说的纲领,但他也挖掘提供了很多可供参考的历史材料。周明生先生是2015年签约成都文学院,出版的以古蜀史前文明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古蜀宝墩》。但他可能没有像我们以上想的那么多。不管作为哪种“谜托邦”作品,能通过国家出版,都有创新,都有贡献。周明生把文学的目光,从当代回溯至数千年前,使这个曾经在远古的成都平原上喧嚣一时,却又谜一般消失在历史星空中的古蜀王国,以一种鲜活而充满人性温度的笔触姿态,已经走进了我们当代读者的视野,有贡献。
       但只要想到近代还有过“湖广填四川”,从而将这部作品构建成一部从古蜀社会到“湖广填四川”,再到未来的历史大镜像,那么巴蜀地域未来还会不会出现繁荣与衰败振荡?《古蜀宝墩》完满的上古传奇,不仅用文学故事解读了三星堆与金沙的联系,而且也解说了宝墩的覆亡。但真实的历史情景,并不是不重要。这个暗示会有“湖广填四川”类似的前远古故事,其片段化组合既为古蜀的生活画卷,也是古蜀的英雄诗篇。它类似《三国演义》中刘备蜀国的英雄诗篇;战国春秋楚汉、吴越美人与国王交织的生活画卷,也类似延伸重演。远古联合国的消亡,不是缘于战争、人祸、内乱,而是当时科技不可能抵御的大自然灾难。所以科技成了永恒主题,包括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崛起。
      《古蜀宝墩》虽说是三个部族的矛盾冲撞,直至最后的统一,揭示出了中华古代部族要融合的普遍事实。然而三组叙事线索最终汇聚在一个美女身上,通过她导致了宝墩国和三星国的毁灭,也使三个部族的故事最终揭示出一个兴亡轮回的古蜀,是既浪漫又悲壮的英雄传奇。这应是笑还是泪?旅游丰收,眼光是放近还是远?有人说《古蜀宝墩》火补尔铁是宝墩古国的悲剧代表,沙玛依娥就是三星国毁灭的象征。那么不让这类悲剧重演,近代从“湖广填四川”以来,有志不让分裂、内乱、战争、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重演的中国人,也许20世纪初开始就一直在努力探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到文革结束揪出林彪和四人帮,才认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然而要成为所有人的共识,还需时日。
      《古蜀宝墩》写历史演变的根本所在,是从有纭氏族从外的进入,彻底打乱了古蜀国守旧的宁静,人心思变,人心大变。有纭氏族带的让蜀人震惊的青铜器具和中原当时的先进文化,可以看成他们原从巴蜀迁徙出的,但此时是回侵巴蜀。因此也难逃为朱学渊先生的历代外族“侵略中国有理论”,提供文学注脚之嫌。
      朱学渊先生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和《夜郎国在哪里?》等文章说,中国历史从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大的统一朝代中,除秦朝政权人物的祖先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外,商、隋、唐、元、清等朝代的政权人物的祖先,也都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即占50%的朝代是北方少数民族领导汉族,还不算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朱学渊是从搞物理学的大统一,转向人类上古史的大统一。他的“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社会,是同祖不同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在历史上的一次次入侵,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变相‘返祖’”。 朱学渊这种美化“侵略”的话,我们不赞同。
      事实是,如果远古联合国文化存在,朱学渊的所谓“返祖”年代,可以追溯到“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时期。2014年8月9日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学院陈其翔教授说:“关于‘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我很有兴趣,中国古代文明,真是博大精深,就是不善于继承和发展”。可见陈其翔教授希望厘清反驳朱学渊美化“侵略”的套路很明显,其实这不是什么秘密。今天乌克兰、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的内战,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等人类战争现象,都与国际背后的宗教、政治、经济等势力的利益相关联,而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不内斗的联合国,才是“药方”。
       周明生先生《古蜀宝墩》写的有纭氏族外侵,尽管他们是带的被保护的一批工匠,他们怀着一股复杂心态,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古蜀国,除了寻找立足之地,更多的是挑动了古蜀国的文化、经济、军事的动乱。这与今天声称国家利益,帮助叙利亚等打内战,造成数百万难民涌入西欧虽有不同,但周明生先生在不能挑明存在远古联合国的文学解读下,三星堆文化的被解读,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宝墩文化,这给所有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留下的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是几千人类历史到如今的类似叙利亚,真理何在?公理何在?有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其实远古联合国文化早已昭示,解决大量难民、移民办法是向未开垦又可开垦的地方搬迁;这种办法甚至保留到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尧舜年代。参照远古联合国文化办法的谜托邦,今天世界未大量开垦又可开垦的地方,是西伯利亚地区可以安置数千万难民、移民,联合国总部也可以搬迁去。各国按负责任和国家利益的平衡,分配出资来帮助这数千万难民、移民重建家园,天下也许可保平安。

                              《古蜀宝墩》连杨绍森的《千古丰碑》

       周明生先生的新作长篇历史小说《古蜀宝墩》,我们说是演绎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力作,那么一定还有演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长篇历史小说吗?
事情是肯定的。认识“远古联合国”盼和谐一统的赞歌,就是杨绍森先生长篇历史小说的《千古丰碑》的主题。如果把盐亭农民杨绍森先生和新津籍作家周明生先生作比较,从这两种不同环境的人出发,可以看出他们都在各展其能。
     周明生在出版《古蜀宝墩》之前,曾把抗战中的新津机场,写成长篇报告文学《马塔角行动》,之后又以此为题材成功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机场》。周明生还先后创作出版了反映成都工业文明的长篇报告文学《沉浮东方》和长篇小说《大梦沙河》。但杨绍森先生可比的,就是他的农民精神。他出版的《千古丰碑》长篇章回小说,是去抓展历史的精神,盼和谐一统;这也许是勤劳农民的愿望。
      杨绍森先生是1954年生于四川省盐亭县富驿镇雄关太平村的一位农民,只读过三年半书。2003年他在河南新郑市打工,在该地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关于黄帝与 嫘祖传说的书,书中写到嫘祖诞生地古西陵在今河南省西平县,他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在他家乡四川盐亭近一百年来有一批学人,一直在研究嫘祖,阐述中国早期文明真正的辉煌,而不是灾难、分裂。与河南西平、开封、荥阳说;湖北远安、黄冈、浠水说;山西夏县说;山东费县说;浙江杭州说;四川叠溪说等,声称是嫘祖诞生地的不同,是60万盐亭人,妇孺皆知一个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金二伯射黄帝》的远古传说。但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所共知的人文始祖,能射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远古政治传说,使近代一百多年来,盐亭的学人难以理解;但它却揭示了中国早期文明为什么是辉煌的,它的光辉在于什么地方?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一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长度,起点于约公元前6390-6210年的法天法地时期。二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广度,地处四川5000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说明它孕育了后来的东西文明。三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高度,地处四川5000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说明它曾诞生过一个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类似和谐一统的“远古联合国”。因为《金二伯射黄帝》远古传说,使何拔儒先生对大禹在盐亭天垣盘垭村立盘古王表的传说深信不疑。1903年他携带着早已临摹在手的天垣龟碑上的“盘古王表”文字出国,在异国他乡向众多国际友人讨论和寻求破译盘古王表的智慧。1906年何拔儒从日本学成归乡,继续通过实地对四川5000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察,终于破译了在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
      今天这个天垣“盘古王表”也不是孤证。如浙江学人钟毓龙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公布的尧年王表也与此多有相似。现从天垣流传的盘古王表能整理出:(一)五方区系时期,约公元前8000-6390年: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布的原始社会。(二)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6390-6210年:1、盘古;2、天皇;3、地皇,4、人皇,5、五龙纪,6、摄提纪,7、合雒纪,8、连通纪,9、叙命纪。(三)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6210-5770年:1、巨灵氏,2、句疆氏,3、谯明氏,4、涿光氏,5、钩陈氏,6、黄神氏,7、巨神氏,8、犁灵氏,9、大隗氏,10、鬼隗氏,11、掩兹氏,12、泰逢氏,13、冉相氏,14、盖盈氏,15、大敦氏,16、云阳氏,17、巫常氏,18、泰壹氏,19、空桑氏,20、神民氏,21、倚帝氏,22、次民氏。(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5770-5070年:1、辰放氏,(共4代),2、蜀山氏(共6代),3、虺傀氏(共6代),4、儿遽氏,5、希韦氏(共4代),6、有巢氏(共2代),7、燧人氏(共4代),8、庸成氏(共8代)。(五)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5070-4170年:1、浑沌氏(共7代),2、葛天氏(共4代),3、女娲氏,4、伏羲氏,5、赫胥氏,6、东户氏(共17代),7、皇覃氏(共7代),8、启统氏(共3代),9、吉夷氏(共4代)。(六)城邦之美时期,约公元前4170-3150年:1、仓帝史皇氏,2、柏皇氏(共20代),3、中皇氏(共4代),4、大庭炎帝氏(共5代),5、粟陆氏(共5代),6、昆仑氏(共11代),7、西陵氏(共5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3150-2230年:1、轩辕氏(共3代),2、祝融氏(共2代),3、昊英氏(共9代),4、古皇有巢氏(共7代),5、朱襄氏(共3代),6、阴康氏(共3代),7、无怀氏(共6代),8、神农氏(共8代)。(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2230-2070年:1、黄帝有熊氏(共3代),2、颛顼,3、帝喾,4、尧,5、舜,6、禹(接夏朝时期)。
      根据盘古王表,参照国际上对古埃及古王朝历史的分期,古埃及与古中华文明的对应是:①前王朝时期对应五方区系时期。②早王朝时期对应法天法地时期。③古王朝时期对应叩向自身时期。④第一中间期对应重铸烟火时期。⑤中王国时期对应立足山海时期。⑥第二中间期对应城邦之美时期。⑦新王国时期对应跃起中原时期。⑧第三中间期对应大同王土时期。⑨后埃及时期对应夏朝时期。2000年四川省出版的《文史杂志》第2期发表的《"绵阳第一碑"与盘古王表石》一文,摘录了该年表。历史学家王立说,在没有更好的证据出来之前,《盘古王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金二伯射黄帝》更有传闻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是盐亭地区西陵氏金二伯的后代。还传说金二伯就叫金落下,不但会冶金,而且会观天象。金二伯反对嫘祖与黄帝轩辕完婚,反对嫘祖把“远古联合国”政权交让给轩辕氏 、把“远古联合国”总部迁移到中原,企图射杀黄帝。因实践证明金落下是错误的,所以传说后来金二伯,自觉找到嫘祖和黄帝,跪在他们面前“负荊请罪”。
      令人震惊的是,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初定为“金二伯铜像”。原绵阳市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颜晓亚摄影师,认为很有价值。后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已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由此杨绍森先生写出了由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的《千古丰碑》一书。从他个人来说,杨绍森失学于“十年动乱”,他父亲因有“历史问题”而冲击到他们,但他没有怨天尤人。他在农村勤俭持家、勤劳致富、团结乡里,受到党组织的重视,把吸收为中共党员。和其他农民不同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他离开学校后,书从未离过手,使他逐渐积累了知识,为后来创作《千古丰碑》打下了基础。
       他在河南新郑市打工,看到嫘祖诞生在今河南省西平县的另一说有些困惑,只是一个触发点:自约公元前91年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开创纪体史书范例的《史记》问世以来,历朝历代都没有搞清楚黄帝是一个人还是不同代的几个人?任凭谈四千年前有黄帝,五千年前有黄帝,六千年前有黄帝,乃至近年还有学人说三千年前有黄帝,七千年前有黄帝----中国的历史科学不怕人笑话,已成为中国“特色”。杨绍森不服这口气,他在河南灵宝、新郑等地暗暗搜集资料后,又毅然回到家乡,在劳动之余深入到高灯、金鸡等地考察蚕丝山、水丝山、轩辕坡、丝织坪、锦机台、三锅桩、先猫洞等嫘祖传说留下的遗迹,还主动向一些嫘祖文化爱好者请教,多次征求意见,三易其稿,终于让14万字的《千古丰碑》面世。与近20多年来以盐亭嫘祖传说为题材创作的十多部长篇小说和戏剧、影视作品不同的是,突出了“盘古王表”中远古文明,从“城邦之美时期”到“跃起中原时期”过渡的内部斗争。
     杨绍森不是专业作家,在今天,民间搞纯文学创作或纯科学研究都是自费的,不能养家糊口。杨绍森的主要任务,还是搞生产劳动,而且他的作品主要面对的还是劳动群众,所以《千古丰碑》写得很质朴,很多用语也同今天的历史小说、戏剧、影视作品相似,而且是人间、天庭人神相应,很有可读性和感人之处。四川盆地,地处祖国西部或西南,是中国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上游的交汇处,也是东、西人类文明的交汇处,还是远古云南元谋人、陕西兰田人、广西柳州人、重庆巫山人等的交汇处。如果一万至五千年前,四川盆地因地球局部地质大灾变,曾经形成过盆塞湖(或称盆塞海),古梁州有过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而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人类文明,是它具有先进的原始生产力、先进的原始文化、先进的原始方向的话,那么以盘古文明为代表的四川盆塞海(盆塞湖)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人类社会,是如何称呼现代人理解的部落、联邦、联盟、国家、氏族等社会组织的?又是如何称呼现代人理解的国王、皇帝、酋长、头人等领袖人物的?这也许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也难弄准确的。
       杨绍森《千古丰碑》书中,把类似的社会组织称“部族”,头人称“族领”,黄帝自称“朕”等,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有书云:“将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用现代人理解的称呼去衍绎远古的人和事,也是为让现代人更好更准确地去理解远古的人和事。我们把中国的上古史以嫘祖划线,分为“远古联合国文化”和“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用语,说盘古文明类似“远古联合国”,而不类似现代人理解的部落或氏族联盟、联邦、国家,是因为它们更像部落或氏族联盟、联邦、国家类型的混合体,这恰与今天的“联合国”相似。今天“联合国”内部的国家之间也有战争,但它的大趋势是以“和谈”解决问题为主,是以“化干戈为玉帛”解决问题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千古丰碑》虽然使用的是部落或氏族联盟的用语,但较好地理解了“远古联合国”式的盘古文明。这突现在《千古丰碑》坚持表现部落或氏族要追求和谐一统的国家构思上,坚持表现部落或氏族追求“化干戈为玉帛”的波澜起伏的情节构思上。其中更不回避坚持联合国的金二伯与其他联盟的矛盾;黄帝与炎帝间坚持以我大统与自强的矛盾;黄帝与蚩尤间不同文明的矛盾。
       这类似盐亭30多年来,内部在嫘祖文化研究上也存在争论一样。其实在今天“联合国”内部的国家之间也有争论,但“联合国”的实践,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旅游文化”的实践,都对争端解决提供了启迪。其次,《千古丰碑》在文艺描写“远古联合国”繁荣景象产生的根源上,还对嫘祖传说中的教民栽桑、育蚕、治丝、兴衣等原始社会大工业劳动,进行了着力描绘,这也许很多人不理解。
      其实,这也许是对存在原始社会大工业劳动的真实描写,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外有考古学家,在新几内亚西部山区的朗达村,就看到类似五、六千远古的石斧大工业制造场情况:几百近乎裸体的新几内亚山民集中在一起,工场分采石、粗加工和精加工、磨制和安斧柄等一道道工序,把人分成若干工场区。远古落后情况下的石斧制造,已不亚于今日的铁制斧子的制造。今天绵阳市除盐亭县的嫘祖文明、盘古文明的遗存景观外,还有绵阳市北川县的大禹遗存景观、绵阳市梓潼县有《山海经》中传说的梓树神及文昌神遗存景观、绵阳市三台县有《山海经》中传说的郪国遗存景观等。2004年3月20日,中国记协组织的第三批全国各地的报刊、电视、电台夜班编辑在海南休养,笔者是其中一员。这天我坐在车后,看到前排黑龙江的张伟先生拿的《东方早报》,刊登北京学者苏三称中华文明起源自中东,“三星堆”属于古犹太文明;中东是人类“文明的子宫”,中华文明则是它的“宫外孕”的文章。说实话,笔者不赞成苏三的观点。
       因为笔者多年研究发现,中国除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区难于建立八千至五千年前中华多代“远古联合国”历史实地研究的平台,原因是没有如目前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的那种远古文明遗迹。虽然那里的远古原有的生态景观和古建筑群早已被破坏,但那里的海啸地质地貌和山寨城邦遗迹结合的景观随处可见。俗称“洋港子土”的丹霞地貌的浅土崖层剖面,“低岸为陵,高山为谷”的地质突变造成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的古河床遗迹、古冰川冰臼遗迹等也有数十处。以及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能用计量历史学得出从1.2万年至8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5000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
       这可称为是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的第四部书。如果海内外的考古学家,即使英、美、法、德、意、加、日、澳、俄等多国考古队齐聚绵阳市盐亭等县区,也有平台能安置。因此把苏三的观点反过来,把1.2万年至5千年前的四川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现象,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孵抱期”,而中东文明则仅是它的“应用期”,不是也行吗?笔者敬佩海南的开放,报纸敢拿一整版刊登苏三这种有争议观点的消息。后来笔者向张伟打听,才知《东方早报》是上海办的,是上海来的同志带来的。在鹿回头山顶,笔者看见远处海边的三亚城市,如同上海的黄浦江,一种希望四川能做大做强古文明旅游工业园的念头油然而生。在从三亚回海口的路上,导游要我们每个人作自我介绍。
      笔者乘机讲了:我来自西部科技城绵阳,那里虽没有海南的海洋风光,但却有举世无双的干涸的盆塞海的风貌,和众多的海啸地质地貌和山寨城邦遗迹结合的远古文明景观,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都出生在四川盆塞内陆海。等四川学习海南省集中打造旅游,绵阳也做大做强古文明旅游工业园的时候,我请大家来绵阳报道上古文明旅游,我给大家做导游。车上是一片笑声和掌声。这使我们想到从张松献地图,刘备进川后的战乱,到张献忠农民起义,进四川以湖广填四川结束,等等造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四川先贤的思考。
      例如,张澜先生本是1921年7月想参加“上海组织”会议的“重庆组织”负责人之一,但坐船到武汉却转车到北京找李大钊先生,后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指教下,“重庆组织”自动解散。这使何拔儒先生等一批“重庆组织”成员,开始潜心于教育和嫘祖等远古文明的工匠式研究,薪火相继,这是为什么?
近代湖广移民四川,针对的是荒芜的开垦和生产的恢复,所以无论穷人和富人,还是官方和民众,都认可“勤劳”,维护本土经济的自我发展。因此保路运动不单纯是反帝反封建,还带有强烈保护本土经济自我发展的愿望,革命态势才发动得如此广泛且快。从巴蜀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到张献忠农民起义,兵败四川西盐边境山寨大围坪;从湖广填四川到保路运动;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解放;从抗美援朝到改革开放,道路是何等的曲折。依法治国、合作共赢、反对通赢通吃,也许在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时,就已是形成的共识,且在后来盆塞海干涸,文明迁徙到世界各方,但在先秦古典集大成的文献中,类似道法自然及大同世界等思想仍可见对应的保留,这与《共产党宣言》也有关。
                         《共产党宣言》引导建联合国学
       这里评周明生长篇新作《古蜀宝墩》为什么要谈《共产党宣言》一书?因为今天世界的内乱,需要精准的《共产党宣言》来解决;因为今天世界的经济滑坡,需要精准的《共产党宣言》来解决有的大国,只顾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联合国搞分裂。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四川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外留学时就读《共产党宣言》,在实践中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众所周知。
       但在20世纪前后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就有人主张以马恩的《共产党宣言》为纲领,创建“联合国学”。何拔儒先生认为还可以用来研究远古联合国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把从1899年《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文字传入中国,到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完整译本出版之前,视为该书的最初传入阶段,那么何拔儒先生等一批“重庆组织”成员更早接受《共产党宣言》,也许还有更多方面的原因。众所周知,湖广填四川到保路运动,四川从远古到近代几千年中,内乱和灾害不断。从躲避动乱中生存下来的个别大户人家,虽然住在大山和偏远之处,但他们中很早有人对汉朝刘向《说苑・指武》篇中的“抗争文化”,特别注意联系四川自身作研究,也在情理之中。
       例如,四川盐亭石牛庙乡大户人家范炳南就是其中之一。范炳南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应付和解决这类难题,就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范仲纯受父亲范炳南的影响和指派,1906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学说,并与1907年入该校的李大钊、陈独秀先后结识;而陈望道也是1915年入该校的同学。范仲纯1910年学成归国后,开始在盐亭县里的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经济学和阶级斗争思想引入“抗争文化”,推演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就是要奋斗的联合国。
       范仲纯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这也许是中国最早出现在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何拔儒受此熏陶,在重视本土“盘古王表”研究中,看到了远古联合国文化,就不奇怪。今天从三星堆、金沙、宝墩遗址到都江堰水利工程等,很容易感受四川存在上千年厚重的本土文化、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上古文明。但为什么会走到湖广填四川?也许湖广人早先就来自巴蜀,近代返回之所以要移民来“填”,仅仅因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重庆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重庆、四川人口锐减吗?津津乐道自己是“麻城移民”后代的四川人,研究过了吗?揭伤疤会痛,健忘不一定是坏事。
       从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远古联合国文化的天下大同理想,到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合作共赢、重视科技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西方“乌托邦”从空想社会主义,从实践真正发展走到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的脉络如此一致,也就不难理解。马列主义至于要建立的理想国家或社会,被称为联合国文化或共产主义社会,从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一起相处半个月,将《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合二为一,进行修改和创作,在恩格斯因事去法国后,马克思单独执笔完成初稿,定名《共产党宣言》,也不难理解。
        1848年2月24日,德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一家印刷所出版,仅24页,印数仅几百册。但《共产党宣言》作为联合国文化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却掀起大半个世界革命的波澜。这不是朱大可教授说的“谜托邦”文化,而是真枪实弹的社会实干,这就涉及到其他文本如何翻译《共产党宣言》中类似“阶级斗争”和“暴力”等敏感字句的问题。“阶级斗争”和“暴力”最终目标仅仅是为通赢通吃,一切都归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派所有吗?马克思在世时,不赞成沙俄国内少数革命者,搞单纯的暗杀及恐怖活动。列宁在世时,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也不赞成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派的通赢通吃,主张建立欧亚共和联合国,把沙俄掠夺中国的国土归回中国。所以在党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实践检验真理下的规范,最后是统一在一起的。不全是大家说了算,集思广益之词可消的。
      阶级斗争造反最终落实要建国,这不是为通赢通吃归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派所有,在《列宁全集》体现得更鲜明。事实在168年的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在昭明恩格斯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阶级造反搞阶级斗争,不是通赢通吃,最终还是为建立世界联合国的合作共赢,依法治国,管控各国分歧;由此新秩序,各国可以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公约,进行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办事。即使再看1920年8月诞生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由陈望道书记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版本结尾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体现劳动者的团结,也必然需要依法治国和合作共赢的联合国文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一定会感染有良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早在1899年2月,在上海发行的《万国公报》要刊发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片段文字介绍。而早在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留居,也要读《共产党宣言》;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要介绍马克思。而且谭嗣同的南学会和康有为、杨深秀、宋伯鲁等维新派,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就有过组建探讨世界联合国的热情。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南学会的青少年成员,后来把能公开的伦理学教学,暗中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大国关系结合做研究,也缘于那时的南学会受过马恩的联合国文化思想启蒙。而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保家卫国、反帝反封建的轰轰烈烈特点,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的马克思主义群众革命运动,它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重庆组织”及“上海组织”,都创造了部分条件。如保路运动后他们为在国内组织革命政党,受陈润霖之邀和张澜的派遣,何拔儒先生于1913-1917年在长沙第四和第一师范,以教书作掩护,就教过毛泽东。而何拔儒能提出在5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和山寨城邦文明期间,就建立过远古联合国,直到盆塞海干涸才结束,他也是受马恩联合国文化思想的影响。
       在四川保路运动过去100周年的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说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共早期组织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可以说即使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没有列宁,中国也会有中国共产党,也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原因是1920年3月12日,在从1911年经过十年的筹划后,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四川省重庆组织共产党,就有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等相约组织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些成员的支持和参与了的。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到中国经商、传教等活动,会有人传播西方的一些文化;相反也会有中国人,到西方国家考察、打工等事情,传播中华文化。
      例如,137年前第一位走上哈佛讲台的中国人戈鲲化,是安徽省休宁县人,天资聪颖,先后通过乡试和会试,从秀才直到举人,在清政府平定太平军的将领黄开榜的身边当了五六年幕僚,后在宁波的英国领事馆当了15年的翻译生兼中文教师。1879年8月戈鲲化手执与美国哈佛大学签订的三年任教合同,携带着妻子、孩子、佣人等和一大批中国书籍,于当年8月底抵达哈佛大学。在今天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墙上,还可见这位中国清代官员打扮的戈鲲化的大照片,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痕迹。原因是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中西交往的频繁,西方人学习中文的需要越来越突出。1877年2月在中国已生活了15年的美国驻华领事鼐德,致信哈佛大学校长,建议在该大学建立中文讲座。哈佛校长便把此事托付给了当时任职宁波税务司的美国人杜德维。
       认识了解戈鲲化的杜维德,就举荐戈鲲化去的哈佛。相反,如前面说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连载题为《大同学》的文章,首次提到马克思,举出《共产党宣言》讲的一段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不同角度节译撰文的,还是英国人李提摩太。他1845年生,1919年去世,在中国度过了45年。1870年他来到中国传教,曾任天津《时报》主笔。1877年上海成立的西方基督教在华的第一个文化机构广学会,创办人是英国苏格兰人韦廉臣。1891年韦廉臣去世,李提摩太遂继任广学会总干事,直到1916年回国。在他的策动下,广学会出版了许多传播西方文化的书籍,刊物,《万国公报》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报纸(形似刊物)。
      李提摩太的思想对当时先进人士影响颇大,如1895年康有为就与他通信。同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李提摩太专程从上海到北京参加成立大会,还与他们合影响留念。同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与李提摩太的影响直接相关;李氏还聘用梁启超为中文秘书。光绪皇帝也非常喜欢读李氏出版的书籍和《万国公报》,当时光绪帝曾购买西学书籍129种,其中有89种由广学会出版。光绪皇帝为此,曾赐予李提摩太三品顶戴亦即三品官待遇。孙中山早年也与李提摩太有过交往,1894年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给李鸿章的上书,即《上李傅相书》。由此可见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传到中国,决非偶然。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陈望道翻译,问世是1920年8月。1930年《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中文完整译本问世,是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华岗译本。1938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三个中文全译本出版,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成徐译本。第四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陈瘦石译本的《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共产党宣言》是第一个附录文件。这作为大学同学写的课本,属经济学基础理论教材,194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初版。陈瘦石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908年,192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1933年毕业后在资源委员会任秘书。解放后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国外局工作。
有人说,与其他几个译本相比,陈瘦石译本或许算是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版本。译者的目的只是将它作为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参考资料,因此《比较经济制度》一书才得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出版,但该译本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共产党宣言》的作用。第五个是博古译本,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第六个是莫斯科译本。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设在莫斯科的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1949年初该版本运到中国,从6月起人民出版社和一些地方出版社相继重印该版。
       2016年2月《学习时报》发表孙建昌先生的《<共产党宣言>一段经典译文的演变》文章说:运到中国的这百周年纪念版中结尾段的译文,现在耳熟能详的定稿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但这段文字与早期其他中译文,在措辞、文风上有较大差异。为啥?
      在马克思主义译介传播史上,“暴力”、“强力”这种经典段落被一再重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才形成今天暴力的“定译”。但在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来,这个“定译”仍精准吗?今天的“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及其恐怖组织,能在今天联合国的旗帜下扑灭吗?孙建昌先生一再讲到《共产党宣言》,在20世纪早期经过一再重译,译文几经改变,其文体风格和意义阐释都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译介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由晦涩到通俗,理解阐释从模糊到清晰,译文措辞由含蓄到犀利,内容表达日趋凝练准确。以结尾的那句经典口号的翻译为例,1903年赵必振的译文中略去未译。1905年朱执信译为:“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1906年宋教仁译为“万国劳动者其团结!”,1919年陈溥贤译为:“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勿懈!”。在博古校译本中,被译为“一切国度底无产者,联合起来呵!”在莫斯科印行的百周年纪念版中,首次出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对上述经典译文历史演变的考察和回顾,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译介传播过程,从中可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演变,昭示思想的传播,革命话语的建构,意味着革命思想的唤起;反之革命思想的传播,又意味着对革命行动的召唤。那么今天众所周知的强调“暴力”、“阶级斗争”推翻现成的一切社会制度文本的《共产党宣言》,是1949年11月根据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共产党宣言》的“百周年纪念版”的中文版翻印的。1951年1月解放社又将该译本作为“干部必读”出版了单行本。 同年4月该版又改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布面精装本,作为第三版。1951年10月起又出版了平装本,从1949年至1953年期间,除了印行32开本外,曾陆续出小32开的普及本,作为第4版,印次达十次之多。此外,北京时代出版社还依据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三版于1954年7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俄华对照本。
      从新中国建立后至1958年以前,全国各地流传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基本上是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百周年纪念版”及后来作了修订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的译本翻印的,直到1958年8月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出版以后,《共产党宣言》才有了新的译本。但于1955年以93岁高龄去世的何拔儒先生,并不是从1949年以后《共产党宣言》的版本中,去学习来指导他的远古联合国文化理念的。历史的脉络是,随着19世纪50-60年代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展或完成工业革命,工人阶级的壮大,1864年共产第一国际的成立,马克思被选为德国通讯书记。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积极支持和领导各国的罢工斗争,声援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作为社会和政治新闻,已在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大户人家和开明人士之间有所耳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不神秘,还因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入侵,欧洲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来到南亚组织共产党,给中国传播原旨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如1914年在印尼组织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的马林,就是其中一个的代表。
       远古联合国文化从何说起?这是被称为20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的第二个孵抱期的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这个被叫作的“远古联合国”,能容纳所有这类多种分支和时间等的演示图;对这种各有不同的海路和陆路来回往返迁徙路线的早期现代人类的汇聚,就叫“远古联合国”,时间在约公元前6930年-约公元前2150年。远古联合国的消亡,不是因为政治和军事,而是大地震、大洪水、大山崩、大地陷、大暴风雨、大陨石流、堰塞湖、盆塞海等原因的基本不平静。盆塞海逐渐干涸,产生经济和社会压力而瓦解迁移,成为“终国”警钟长鸣。从终国到中国,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灾害与科学追求的求衡,“中国”实际包含有和谐、求衡、中立、中和、公正、和平等深意。可惜从蒙文通、徐旭生到朱大可、王传超等各派专家,不辩人类走出非洲的第二个孵抱期的“远古联合国”,而把它消亡后,出现中国上古民族三系分裂,作为津津乐道的学问。
成都平原宝墩,距今约4600年远古联合国最后消亡的一座都城,追昔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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