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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段渝:巴蜀文明的深犁者2012年09月03日 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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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4 15:23: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段渝:巴蜀文明的深犁者2012年09月03日 04:26



来源:成都日报


原标题:段渝:巴蜀文明的深犁者

主持人语

“支那”(Cina) 一词是印度人对先秦时的成都的称呼,古蜀与南亚、中亚、西亚文明乃至西方都有着交流……立志原创性研究的段渝教授开掘颇多,对古代巴蜀城、乡在对立中的一体研究,颇有启示意义。

本期嘉宾

段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巴蜀历史文化、长江流域古代文明、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1953年生于重庆,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民族学会副会长。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0部,合著14部,主编学术专著5部、学术丛书5套、论文集6部,在国内及海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300篇。

采访手记

(2012年7月24日)

我购买过段渝的好几本巴蜀文化研究专著,读而有感,一直想采访他,电话约了七八次,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出差在外。7月底,我们在“陶苑”露天茶坊终于见面。那里有一座“秦汉馒头窑”,是青羊宫窑址发现时代最早、保存比较完整的陶窑。1986年夏天,在一环路二段扩建工程施工中发现,次年迁入“陶苑”予以保护。在这样的环境里采访,颇有意味。

段渝体格精悍、神清气爽,他笑称这是当知青、当钳工、当兵锻炼多年的结果。有了这一段经历,让他在转身致力于学术研究时,拥有了一般文人所不具备的好精力。“记得是1969年12月,我16岁,到西昌会理县红格公社下乡,那里距攀枝花有90公里,我目睹了攀枝花这座工业城市的崛起。一次我下河挑水,好不容易挑到山坡中途,突然一个马失前蹄,水桶咣当咣当滚到沟里,彻底散架。我在箍桶时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我一生经历了数所成都最好的学校,从后子门成都实验小学到成都4中,我出黑板报练就了一手好字,会拉小提琴,作曲,喜欢唱歌、打篮球,这些爱好后来都被学术研究湮没了。现在的爱好,除了思考就是散步。在部队时我每天手提打狗棍跑10公里,现在每天都会到浣花溪、文化公园走上一两个小时,风雨无阻。”

谈到往事,谈到自己从军队回到省机械厅这段历史,到1978年考入某财经学院后主动放弃、次年考入四川大学这段历史,段渝觉得,恰恰是如此的经历,给了他体察民情、理解生活的机会,使他的学术获得了异常坚实的基础。古代学人讲究格物致知,唯有在推究事物道理的过程里,知识才可能获得一种会悟于心的体认。我在他的作品里,深感其“智者究理而长虑”的特点,他善于分析和应用史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尤其将历史、考古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中融会贯通,深入分析各种相关因素及其互动过程,从中归纳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现代性启示。对巴蜀文化、三星堆文明多年的潜心研究,他率先提出并论证的“古蜀文明”“古蜀王国”“巴蜀古文明”“古蜀文化区”等理念,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他所提出的三星堆文明与商文明平行发展说、巴蜀城市起源不同模式说、巴蜀青铜文化系统说、巴蜀古文字两系说、巴蜀文化转型说等创新见解,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著名历史学家李绍明称赞他的见解“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回首30年前的大学时代,段渝很感慨:没有徐中舒、唐嘉弘、童恩正等先生对我的严格要求和热心提携,我很难想象自己的现在。薪尽火传,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必须花大力气在前辈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古代巴蜀的种种谜团,才对得起脚下这片土地。

对话

拨开笼罩巴蜀史的迷雾

刻苦治学,要争一口气

记者(以下简称记):进入四川大学后,你的读书生活如何?

段渝(以下简称段):那时,我读了大量五六十年代的期刊,读名家论文,读顾颉刚著作、郭沫若《古史辨》,苦苦摸索治学门径。徐中舒指导我读《左传》,我硬是一字一字读了3遍。我相继把《史记》《汉书》细细读过一遍,并自学古文字学。因为我研究蒙文通先生的大量文章,我意识到,一个历史学者不懂古文字学,治学肯定要吃大亏。所以大学期间我除了正常的功课,几乎就泡在图书馆里。有过我这种经历的人,就明白学习时间、治学机会来得多么不容易,因而很发奋。

记:大学期间写文章吗?

段:我的专业是先秦史。一次偶然地看到一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史要由日本人来写。我十分气愤,发誓刻苦治学,要争一口气。那时我逐渐摸索出一个规律,大凡要在历史学领域出成果,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这四门功课必须下大工夫。大二时,在多位老师指导下,我写出了论文《楚为殷代男服说》,《江汉论坛》1982年第9期全文发表了,由于本文提出的主题当时史学界还没有专文论述,即使有所涉及也语焉不详,因而得到徐中舒先生的表扬。1983年中国先秦史学会在成都举行成立大会,著名史学家李学勤、甲骨研究专家胡厚宣以及赵俪生、金景芳、徐中舒等大家均出席,唐嘉弘老师带了我去,鼓励我发言。我在楚文化研讨会上做了《从中原甲骨看西周祖先》的发言。李学勤先生大感惊奇,这样的文章竟然出自一个在读本科生之手,他有意收我为研究生。他听说我前一篇论文已被《新华文摘》转载,更是鼓励有加。

记:后来研究生为什么未去读呢?

段:大学毕业时我是川大学生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分配到四川省社科院后,我又参加了中央党校第一届研究生考试,成绩是四川第一名。院领导不同意我去读书,建议我安心学术。这样我才决心在历史所从事巴蜀文化研究。后来我下派到茂县出任县委常委、党校校长,教学之余也从事羌族历史调查。1986年回成都,出任历史所副所长。这段时间写了涉及羌族历史的一些文章,还有一个研究贵族序列的长文《论公侯伯子男》,至今还在推敲。

记:那时正是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代表的“理论热”时期。

段:我受到《走向未来丛书》的较大影响,非常关注历史学的理论走向。史学乃史料学,理论统摄史料,可以解释“为什么”的结论性问题。解决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必须依靠理论,这不是资料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人类学理论涉及人的体质、语言、习性文化等,我从绫部恒雄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里获得很多启示。

古蜀城市格局发展沿革

记:你先后承担了《四川通史》的“先秦卷”以及大型通史著作 《成都通史》的《古蜀时期》的写作,你的观点自成一家,集中体现在论文《古史研究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以巴蜀古史研究为例》当中。你对成都的城市格局十分重视。

段:我研读了汗牛充栋的古文献,但古蜀本地的文献记载都是汉晋之后的,且往往残损;中原文献的记录虽有,但极为零碎。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我择善而从,结合其他的材料引申出新。距今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掀起了“城市革命”的浪潮,出现了以城墙、城壕围筑的最早“城池”,为中国城市起源的标志。最早生活在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地的族群“蜀”,应是数个族体,在五帝至夏之间,辗转从岷江上游高山峡谷迁入成都平原。族群间对土地和资源的争夺,导致成都平原大规模聚落群产生。约在公元前2500年-1700年,成都平原上出现了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古城群落。

记:你在《成都通史》里认为金沙古城一带是成都古城所在地。

段:成都的城市形成于商代中晚期,公元前1300年。古蜀文明已迈入青铜时代。早期成都依江山之形,沿郫江古道呈新月形布局。城市聚合之初的核心部分是位于今天成都市区西部的金沙村、十二桥一带,分布面积约5平方公里。当时城市不存在中轴线,最显著的特点是一无城墙,二不呈矩形,这与三星堆和华北商周城市有别。这是地理决定了城市的格局。因为成都为扇形冲积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从成都市区考古实证看,早在3000多年前,古蜀人就已掌握了行之有效的治水方法,成都位于岷江与沱江两大水系的低分水岭,地势稍高于周围河流,既有利于解决城市供水,又能防止水灾侵害。

记:历史界认为,古蜀国在杜宇时期定都郫县,到开明王朝(约2500年前)才定都成都。

段: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让我和一些学者看到了迷雾所在:十二桥遗址中庞大的建筑群、羊子山高大的土台、指挥街3000多年前的治水设施遗址……无一不在说明,商代的成都是一座古城。《蜀王本纪》中有一条著名记载:“岷山下邑曰郫”。过去解读为“岷山下,邑曰郫”,作为都城定于郫县的证据。我反复推敲,如果断句是“岷山下邑,曰郫”呢?后来的考古实证了我的断句是准确的。郫县应是古蜀国的别都,都城核心区就在金沙遗址。

记:如何看待秦并巴蜀后出现的城市体系的新格局?

段:秦灭巴蜀前,川东巴地曾先后以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枳(今重庆市涪陵区)、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垫江(今重庆市垫江县)、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为都城,并形成以都城为中心的早期城市体系。川中和川西的蜀地,则以成都为中心,形成辐射整个四川盆地及盆周边地区的城市体系网络。这两个城市体系,带动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奠定了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市体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那时成都平原形成了蜀、广汉、犍为三郡,号“三蜀”。各辖数县,成为三个相互接壤而连续分布的城市体系网络。三蜀虽区划不同,经济独立发展,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内外交通的扩大和发展,因此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往来。

三星堆将改写中华历史

记:你在三星堆文明研究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

段:我写过长文《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总结了这一研究谱系。从文化内涵看,1986年前提出的三星堆文化概念,通常作为早期蜀文化看待,还认识不到它是一个古代文明的概念。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现后,出土上千件青铜器、金 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加上后来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址,这些重大考古新发现立即突破了以前的认识,使学术界最终充分认识到,三星堆文化(不包括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 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随着世界对它的关注与研究日渐深入,它将改写中华民族的历史。

记:你曾在《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里提出“支那”一词与成都有关。

段:将支那指为秦国或楚国的观点是错误的。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传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说明了古蜀丝绸对西方的巨大影响。任何一个文明不可能独立发生,必有外来文明的刺激。三星堆城市文明、人体装饰艺术、神树崇拜,以及象征南亚热带丛林文化的大量象牙,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关系。

记:你涉及三星堆文化的不少文章里,非常重视“城墙”。

段:三星堆古城的形制根本不可能适用于战争防御,同时从地形来看,城墙也难以起到防洪堤坝的作用,三星堆城墙是具有宗教礼仪性质和神权象征性的建筑。这些观点都有其可信性和考古资料的证实,因此至今对于中国古代城墙的起源尚无统一的意见。但城墙的另一种功能,即分割内外或者说分割城市不同身份的居民的功能似乎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认识。

“故纸堆的寂寞”

记:目前还有什么研究计划?

段:一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课题《西南夷政治社会的演进》,单是文字就在两三百万字篇幅,参考的版图简直无法统计。估计在一年后可以完成。另一个是国家社科重大科研项目《西南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需要5年左右才能完成。我立志原创性研究,教师的理念是讲授一般学理,这也是学者与教师的最大不同。这个社会太浮躁了,又有几个人耐得住“故纸堆的寂寞”?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9/03/17291393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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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4 16:57: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罢此文,我记住了:段渝,一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先秦史、巴蜀文化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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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4 18:13:1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毛雨 发表于 2017-3-24 16:57
阅罢此文,我记住了:段渝,一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先秦史、巴蜀文化史学者。

也是省促进会的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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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31 22:02:19 | 显示全部楼层
拜读!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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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5 16:02:3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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