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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丁维兵及高也陶上古史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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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7 22:25: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回应丁维兵及高也陶上古史辩
雷凯冲
丁维兵先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业余上古史研究学者,读丁维兵先生的《丁维兵的空间》和《丁丁哥的家的博客》上的多篇博客文章,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但我们没有交流。最近丁维兵先生突然因一件不相关的私事来信,在我们回答后,勾起我们对他业余上古史的研究的回忆,因此说了有一些凭印象的话。
我们说:丁维兵先生说“把自己家乡的考古发现凌驾于历史之上,我认为心理是有毛病的”时,实际丁维兵先生才是个典型的“把自己家乡的考古发现凌驾于历史之上”的人。我们曾经读丁维兵先生用卫星图像定位,把广州等地说成人类文明起源之处,倒感到他“心理是有毛病的”。丁维兵先生立即给予回应:“你搞错了吧,我什么时候说过祖先在广州或广东?我从较久之前就发现人类5000年的历史原点,是在北方、在东北、在呼伦贝尔附近。然后从这里出发南下,先进了中原;然后是有点继续往南,和中途有些分支往西。比如蚩尤极早就从山东,被黄帝追杀到山西、以及到更南方时,有些分支在长江、在南海边转而向西等等。广东及广州是只有到达和经过之后,才开始于上古史相关,这比中原是略晚一些的,根本不是5000年的原点。另外,我也不是广州人呀。”我们感谢丁维兵先生的回应。
我们把丁维兵先生看成国内的“朱学渊”,是从写《评朱学渊的上古史大统一》时,就产生的印象。2014年8月9日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学院陈其翔教授,转给我们一封电子邮件,是朱学渊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他说“或许您有兴趣”;其意思是叫我们评说看看。因为陈其翔教授说:“关于‘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我很有兴趣,中国古代文明,真是博大精深,就是不善于继承和发展。” 可见陈其翔希望我们评说的套路很明显。
其实这不是什么秘密,今天乌克兰、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的内战,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等人类战争现象,都与国际背后的宗教、政治、经济等势力的利益相关联,而考验着人类的智慧。而朱学渊先生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和他的《夜郎国在哪里?》,含有政治争论。因为朱学渊先生说:“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社会是同祖不同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在历史上的一次次入侵,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变相‘返祖’”。这里即使不把此看成是美化“侵略”的话,那么朱学渊的所谓“返祖”年代,是可以追溯到“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时期。这项研究,起源新中国一解放邓小平同志从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方向,领导发现了轰动世界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直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中国革命的道路定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18大以来继承发扬这种和平发展共赢的全球化。这也使我们看到“伊斯兰国文化”与“乌奸文化”,是20世纪以后人类社会发展诞生的一对怪胎。“伊斯兰国文化”是指与伊斯兰国组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文化,也叫“伊恐文化”;全称为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文化。目前科学家们通过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研究恐怖主义根由,从而为精准“伊斯兰国文化”注入了科学分析的曙光。
把“伊斯兰国文化”与“乌奸文化”作比较学研究,涉及目前世界关注的极端组织、恐怖组织、民间武装组织、合法政府、反对派、温和反对派等敏感性话题。刘慈欣先生获2015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三体》,是一部用长篇科幻小说反对“乌奸文化”的书。“乌奸文化”是今天国际上由前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争论,造出的专用名词:小说主人公保尔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但时代的造化,却被演化看成类似中国的“汉奸”。刘慈欣在《三体》,开头第8章“寂静的春天”中,写程丽华是文革时某地中级法院军管会的军代表,她类似解释了“乌奸文化”和其泛滥的原因:“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我说我们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了……幼稚啊,可谁没有幼稚过呢?” 。
朱学渊先生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绕了一个大弯子,实际是把上古史大统一于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女真人远古与朝鲜族人,也许都分布于中国北方到朝鲜半岛,语言方面的交流事所难免,极易把上古史大统一扯到朝鲜半岛。朱学渊的母亲是朝鲜族人,这种血统遗传使他的文化基因语言天赋,容易把乱七八糟语音混淆在一起。这不同于今天有的西方学者,把世界上所有语言,追溯到遥远过去说的源语,强调源语是指或是在第一匹马被驯服,第一只狗不畏缩地被带到营火旁以前很久,就再也听不到了的最古老的那些原始母语的研究方法。
朱学渊,1942年生于广西桂林。父亲朱其培,是铁路工程师,。朝鲜族的母亲宋莲卿,也是一个知识妇女。朱学渊自幼善学,196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于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余年。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并曾亲聆彭桓武、李政道、黄昆、李佩等著名学者的教诲。1980年,朱学渊移学美国。1983年在蒙大拿州立大学,以多篇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前在美国能源部属下的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课题涉及“过渡元素表面的磁性现象”等理论固体物理学问题。所以朱学渊是一位很特别的科学家。他学的是物理,得的是物理学博士学位,可他却闯入人文学科搞起研究探索。
把丁维兵先生看成“朱学渊”,主要是丁维兵先生和朱学渊先生的远古史研究,在语言文字上做文章方法的相似性。诚然,人类的多元种属和语言的分裂与形成机制,始终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最艰深课题。但朱学渊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夫人张宁华的支持下,探索人文科学的疑难课题,是通过从中国史料中的星星寥寥的语言记载切入,在解决世代争论不休的人类文明起源的难题,洞察许多重要线索的。
丁维兵先生说他不是广州人,也没有直接说过人类的祖先在广州或广东,这也许是事实。但我们之所以说丁维兵先生,类似“把广州等地说成人类文明起源之处”,是从他的多篇文章感受到的印象。这里不妨举出一些例子。
丁维兵的《华夏及祖源地线索汇集与研究》说:不要以为华夏祖源仍然是虚无缥缈,现在已经有很多重要线索和证据。
丁维兵的《上古史与新历史观》说:近五千年前,当时的人类主体是在比中原更高的纬度,这就是西伯利亚(锡伯)。人类走向文明的起点是在西伯利亚。这有很多遗址和西伯利亚古玉器证明。
丁维兵的《用卫星和汉字看华夏源于女真》说:“华夏”的族源,应该是“女真族”。不过,“女真族”并不是“女真族”的正名,“女真族”原本应该是一个被叫作“真”的部族。“女真族”很长时间都在东北存在。东北说现在的普通话的原住民,应该就是老“女真族”的人。满族的族源,与老“女真族”有重要的关联,但不是纯“女真族”的人。老“女真人”的语言特征,应该是讲现在的普通话。华夏是源自于“真部族”,所以,凡做事都要“认真”,不“认真”的不行。“真部落”的头头,就是“真命天子”的“真龙”。由于“真”字与“贞”字是相通的,甚至可以直接写成“女贞族”。中国人所讲的“贞洁、贞节、贞操”等等,实际上都是源自于“真部族”的要求。而且,在先夏大迁徙的一支,进入广东的时候,其最高领队“华胥氏”,不仅将珠江上游的北江两大支流之一命名为“武江”,而且将另一支流命名为“浈江”。“浈江”应该就是“真江”,所有这些历史遗留都是一致的。“浈江、武江、北江”的三江汇流之处,是广东的韶关市。“锡伯族”可能也是东北与先夏有关的民族,从族名上来看,“锡”就是“五行”为“金”的“易”,这是共在先夏“易”旗下的一员;而“伯”就是后来分封的爵名的一种。“锡”于先夏大迁徙之后,在江苏留下了“无锡”;在青藏高原南麓留下了“锡金”和“锡兰”。东北的“锡伯族”,后来很多被清朝调往新疆。不过,因祸得福保留了民族的特性和语言,而且还是保留了“满语”。
丁维兵的《用卫星看华胥氏终老于梅州》说:4600年前先夏核心集团的一支大迁徙来到梅州,这应该是梅州人文的最重要起点。“梅州”的“兴宁市”的“兴宁”,可能也是先夏留下的名字。“兴宁”这两个字,在全国也有很大范围的分布。就先夏在广东-广西-云南这个方向的迁徙来讲,“南宁”就有“宁”,而且还有“兴宁区”。在云南也有很多“兴宁”的地名,在“昆明市”西边不远,还有“安宁市”。“梅州”是一个特别多“龙”的地方,其带“龙”字的卫星地图搜索项有650个。其中像是原始地名的,至少有:龙虎、龙田、龙公坑、龙虎石坑......根本就无法完整的抄录。
丁维兵的《用卫星看广州城始建于先夏》说:现在发现,广州市建城的起始时间,实际上是在大约4600年前,这是原来估测时间的两倍还多。广州祭拜“菠萝诞”的习俗,就是证据。什么是“菠萝诞”?如果没有卫星考古的方法,何为“菠萝”确实非常费解。不过在经过卫星地图的搜索之后,发现好像是突然间峰回路转。“菠萝”真实的根由,可能是先夏的一个重要部族的名字,其很可能是父系社会初期“波”部族与“罗”部族婚配而成的部族,完全跟水果的“菠萝”无关。其祖源地,应该是在吉林省长春市的“波罗泡、波罗湖(笸箩泡子)”。在卫星地图之上,吉林省通化市的“东菠萝芽沟、西菠萝芽沟、菠萝芽子沟”,以及附近延边市的“黄菠萝歪”等地名,就可能都是“菠萝人”的遗留。实际上,广州本身在天河区和萝岗区,共有至少五座“菠萝山、菠萝岗”。如果顺着“菠萝”的地名往北回溯,与广东北部韶关市紧邻的临武县,就有“菠萝井”、“菠萝坑”。所有这些“菠萝”地名形成的年代,应该都是在距今4600年左右。从“华胥氏”在吉林省磐石市的雷青村受孕,和在附近生下“帝俊”,“帝俊”和“常羲”,正好就是极尽一生的时间。从北到南,万幸有中国地图为他们作证,也为广州建城的历史起点作证。“帝俊”和“常羲”是中华人文之始的最重要人物,其当然最有资格,为广州建城奠基。
丁维兵的《用卫星看盘古在"舟山"终结》说:盘古是上古史最重要的人物,是“龙”的真身,其出生于约近5000年前。当时的地球在之前刚经过了连续约3000年的超高温期,正常的人类多在较高纬度生活,盘古具体是生活在黑龙江省与内蒙古的交界地域附近,具体地点是在黑龙江主河道右岸穿行在大兴安岭的“盘古河”,以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根河市”一带。“根河”原称“艮河”,“艮”一直代表盘古的位置。
丁维兵的《尧王族源线索汇集和分析》说:华夏上古史的第一段是盘古时期,由约近4500年前盘古部族联盟在华夏祖源地形成,到进入中原后联盟涣散,历一代;华夏上古史的第二段是黄帝在中原崛起重聚联盟,由山东率领联军追杀蚩尤到山西并号令天下,盘古带部分部族离开中原先向南后转向西,历几代。
丁维兵的《盘古是汉字的原始主人》说:上古史盘古的时代,是盘古部族联盟在前走离中原,而黄帝的部族联盟守住中原,并在后面步步紧逼的超远大迁徙。这段历史为汉语创造了有“很远”的意思的一些词:其一,盘古联盟中的瑶族“遥遥领先”,走得非常“遥远”;其二,盘古联盟中的有穷氏走到了“穷途”;其三,盘古联盟中的末部族走到了“末路”;其四,盘古联盟中的束部族走到了“结束”之地;其五,盘古联盟中的那部族走到了“那边”;这些地方大致上都是在西南山区的最偏远角落。
丁维兵的《越秀公园是有规制要求的古城》说:不知道为什么,越秀公园的游览地图不是以正北为上正置的。如果将越秀公园的地图正置,不管其内部道路怎么受山形限制而蜿蜒曲折,其实很容易看出,这是一座有形制要求的古城,而且是级别很高的宫室之城。从越秀二字及周围的其它地名来看,这应该是与盘古母亲华胥氏有关的古城。越秀古城西边,还有一条路直对着“盘福路”的便门。“盘福路”的名字,也很值得玩味。不知道“盘”,会不会跟“盘古”有关?越秀古城的南门西侧不远处,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关元素,这就是“三元宫”。什么是“三元”?从根本上讲,盘古的三个妻子,就是“三元”。这就是“常羲、娥皇、羲和”,再加上盘古也叫“伏羲”,这里面一共有三个“羲”字。
丁维兵的《华夏上古史原始世代的逻辑轮廓》说:华夏上古史应该是华胥氏、盘古、炎帝、黄帝(共三代)、蚩尤、尧、舜、禹这些人的有机过程,所以还是以叫华夏上古史为好。部族联盟的发育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血缘部族联盟(盘古),第二个阶段是地域部族联盟(黄帝)。之所以人类会在约4600年前升级到以部族联盟为单位生活,是因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没有部族联盟,就无法生存的超级自然压力。在上一次冰河期之后,人类开始随冰期后的地球升温,在欧亚大陆不断扩大空间生活和繁衍。而在经过了大约两千年后,地球曾有一个连续三千年的超高温期。在上古史开始之前,几乎所有人类都走去了较高纬度。最高可能去到北纬60-70度上下(主要是西伯利亚,有最古老的遗迹,还有最古老的玉器)。盘古(从长成后到黄帝崛起后,独立占位约37年)——华夏上古史的第二人,出生地点可能是吉林市区的一个山上。当时盘古相关的所有人,可能都在长春市和吉林市一带有过较长的停留(甚至可能近40年)。这可能是大降温的一个缓和期,华夏常用的最褒义字眼,几乎都来自那一带的地名,比如:“吉、喜(长春)、德、惠、兴、旺、昌、同、福”等等。而且,盘古可能在这一带结婚。嫡妻“常羲”的“常山”和“蚁族(可能是现在的佤族)”也在这一带。她为盘古生了十二个女儿(十二个月亮、十二支),另外还有“娥皇”,生了几个男女;和“羲和”生了十个儿子(十日、十干),其血缘系统发育得非常健壮。也许因为又来了大降温的逼迫,盘古的部族联盟紧紧的聚成一体继续南下,先是试图从辽西(红山地域)南下,但因故(史前大洪水?)没有成功。不过后来竟能从大连,渡过渤海进入山东(中原)。渤海正中间很多岛屿及珠玑的名字,被带到远方就是明证。划龙舟的民俗,也是明证。盘古几乎一直都在大迁徙之中,其初始痕迹是在吉林市磐石市一带。后来到浙江衢州,这是江山时期,龙游石窟,可能是其准备的墓葬。但其最终可能在衢州附近过世,死后可能葬于磐安县的某处。估计活了60多-80岁,后期形象,多是老态龙钟,太极拳可能就是盘古所创的老人操。顺便说一下,不要以为比盘古更早时,还另外还存在一个叫“喾”的人。“喾”字,是在盘古之后造的。盘古生在“成纪”,所以也叫“成”。其部族联盟内外,谁立了大功,要去找盘古邀功,就得扛着一头牛去跟盘古说,这叫“大功告成”。在河南登峰市,甚至还有“告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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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7 22:26:23 | 显示全部楼层
丁维兵的《用卫星看苯教和世界宗教源流》说:徐江伟先生提供的“楚辛”和“都辛”,可能也都不难理解。“楚辛”的“楚”,就是湖北。而“都辛”,可能就是陕西另一个近邻省份的四川成都。成都的地名,过去没人理解。“成”其实就是盘古,盘古生于“成纪(成起)”。先夏之时,部族联盟中凡立了大功,都要去“大功告成”才能讨得封赏。当然,盘古本人并没有去到成都,但与盘古很近血缘的一些部族,确实立了“成都”。非常讨厌现在成都旅游广告,无厘头胡诌的“成都都成”。 四川不仅有成都,而且还有大邑。什么是大邑?从道理上讲,大邑应该就是盘古嫡妻常羲相关部族的都邑。以前四川众多的古闽南语方言岛,是哪里来的?就是常羲的相关部族带来的。“辛”应该也是常羲相关部族带来的,常羲是商系的第一老祖母,所以“辛”也是常羲相关部族带来的。
丁维兵的《将盘古和常羲称为我们的潮汕人》说:在潮汕话里,“我”和“我们”的自称,也是藏着华夏族源的族称。而且是华夏的原始族源,盘古和他的妻子。广东潮汕人,至今仍将盘古和其嫡妻常羲,称为“我们”的人。普通话的“我”的读音,就是源于广州话的“禾”,丝毫没有差异。而“我”的字形,就是“禾”拿着“戈”。这说明,说广州话的“禾”部族,在华夏初期地位,曾经非常之高。甚至可能曾经是最高,这有可能是在炎帝和黄帝时期形成的。炎帝和黄帝可能是讲古粤语的部族,他们的母亲是羲和。羲和也就是“羲禾”,这就是“禾”。羲禾是盘古的第三个妻子。“禾”字,有语音和字形的双证,这在历史学上是立得起来的。潮汕人是将“我”说成“瓦”,这与现在的“佤族”的说法完全一样。而现在的“佤族”,是盘古嫡妻常羲娘家。潮汕人将“我们”,说成“允”。“允”这个字,就是盘古的名字。盘古的名字“允”=盘古;现在的学人,都知道盘古的名字叫“俊”。而“俊‘的字根是“夋”,可惜没有人知道“夋”的字根是“允”。潮汕人的“允”,是将自己与盘古视同为“我们”,。这也许就是常羲,嫁给盘古之后的事。在盘古那个面对生死存亡的年代,盘古的部族联盟,是常羲的望族人的靠山。望族将盘古称为“我们”,理所当然。而且至今仍每天都挂在嘴边,不停的念叨。除了“望”和“允”,潮汕人还将“我们”称之为“nang4”。不过这个字音之前已经破解了,这个字音的字眼,其实是“难”。“难”这个字,源于常羲后裔的商族人的“难国”。以前郭沫若先生曾经猜测,在四川与湖北交界的地方可能存在一个难国。现在发现,“难国”的地望,在陕西省渭南市甘井镇合阳县,现在的“护难村”,其存在的时间,是在周灭商之前,潮汕人也将我们说成“难”。
丁维兵的《发现广州“安阳国”的“淹城”》说: 广州的文明史,绝不是以前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绝对不是由秦军的南越王“赵佗”的到来而开始,也绝不是由安阳国的“泮”而开始。特别是“泮”在广州,最多只有几十年,其文明社会的经营起点应该不是零。广州的文明史,应是从更早的4500年前开始的。据百度的资料介绍:“古蜀国由蜀族的鱼凫氏建立第一个蜀国开始,经历了‘望帝’杜宇建立的杜宇王朝,到蜀王杜芦(开明氏)瓦解,共十三位君王在位,存在七百二十九年,后人称作古蜀国”。 古蜀国仅存的一位王子“杜泮(蜀泮)”,率部南逃到交趾(今越南北部),灭掉了文郎国,建立起瓯雒国,自称安阳国,后被秦末将领赵佗所灭”。 “泮”其实是先到了广州立了安阳国,等后来秦军南下到广州之后,先与秦军对峙取胜。后来秦军首领采用计谋,将儿子倒插门嫁给“泮”的女儿,而在其掌握了“泮”得以取胜的秘诀后,秦军才攻破广州的安阳国。之后“泮”逃往越南,很可能“下龙湾”就是其到了越南,而湄公河就是“泮”后来过世之处。而这样一来,广州的“泮溪”就有了主人,因为“泮溪”应该就是“泮”的住地。而安阳国王“泮”的住地,应该就是王宫。安阳国的历史,在越南的汉文古籍里有所记载。由于其先帝叫“望”,其族源应该是盘古嫡妻常羲娘家的“望部族”,跟现在西南的佤族和东南的闽南人、潮汕人的族源很近。
丁维兵的《古蜀国末代王子泮的王宫在广州》说:广州泮溪公园连同周门社区,在秦以前就是古蜀国亡国后,古蜀国末代王子“泮”南下所立的安阳国王宫。古蜀国由古蜀族的鱼凫氏建立第一个蜀国开始,前后分为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几个阶段,历史极其悠久,最后的开明氏王朝是由‘望帝’杜宇建立,到蜀王‘杜芦’(开明氏)被秦国所灭瓦解,共十三位君王在位,存在七百二十九年,后人称作古蜀国。古蜀的历史并不是以前以为的由西向东或只在原地,其已知最远的痕迹可追溯到中原时期山东济宁汶上县的“蜀山”和“蜀山湖”,当时离盘古住的“南旺”非常近(传说黄帝子娶蜀山氏之女),之后是安徽合肥的“蜀山区、蜀山湖”,然后是“开明氏”从荆楚漂到了“蜀地”。 “开”应该是商周时代在湖北的荆州一带(“荆”的字形就含有“开”,“开”更是古老),传说也讲“立荆州一个传说死而复生的人鳖灵(杜灵)为丞相”,所以“开明蜀”应该是属于商系的,其在周灭商时开可能是站在周的一边(微子开,负荆向周武王请罪,这是“荆”和“负荆请罪”的原出,后来蔺相如借用此典),之后不知因何故逃到了“蜀”,而在秦灭蜀之后,“蜀”的余脉辗转从广州进入越南,之后就被历史完全融化掉了,很可能在湄公河“没”了。广州不仅要发现秦以前的历史,而且更应该努力找到近五千年前的历史。今天翻看卫星地图发现,四川大邑县有“切逢庵”,这可能也是与古蜀国太子相关。广州市也有“逢庆涌、逢庆大街、逢江口、逢垄岗、排逢洲”等地名。
我们问:以上丁维兵先生的这种《王表年表》能成立吗?因为729除以13得56,即平均每个蜀国国王在位当权有56年,这有可能吗?丁维兵先生还有例子。
丁维兵的《现在分子人类学的两大错失》说:现在的分子人类学在解释人类历史时存在着两大错失:其一,分子人类学只知生物和人类进化是单源性,不知文明也是单源的:其二,分子人类学只知人类之始的西来东渐,不知文明是东来西渐。分子人类学为生物学的一个重要的原理性发现,提供了精确的支持,这个发现是人类只能是单源进化而来的,即只能是从露西来的。虽然现在的分子人类学,能够证明人类进化的单源性,但他们以技术性自信,对人类迁徙和分布所做的种种结论和议论,却因为不知现在人类分布(除了非洲)的基础,主要是源自于5000年前由北向南、由东而西的一次大迁徙,而常常大错特错。那一次的人类大迁徙,从头到尾大概只用了一百年时间,想要辨明一百年左右这么短时段里的谁先谁后,明显不是分子人类学的所长。
我们要说:用分子人类学类似的科学方法,去建构的人类上古史,以及不管分子人类学有无错误,判定人类上古史的王表年表有无错误,有一个古今中外,人人都能明白的可靠标尺,就是一个人一生的寿命和生育的年龄。例如,一岁的嫘祖,不能与成年的黄帝结婚生孩子;其次,黄帝和儿子、孙子,不能代代人死后接皇位,都能是在位50年以上。
接着丁维兵先生对分子人类学的错失发问,是高也陶先生也对用分子人类学类似的科学方法建构的人类上古史有疑问。高也陶先生是我们2009年在第二届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参加会议认识的医学专家和主任医师。高也陶教授出版和发表过多部医学专著和数十篇论文,五脏相音/闻诊研究就是其重要成果之一。
高也陶先生给我们发的邮件中说:“我读到媒体相关论述,觉得逻辑有点问题。但有几个问题,我觉得似乎还有必要深入探讨。1、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说,这里面的最根本证据,应当是DNA序列的特性。这一序列不仅是排列上的,还是时间序列上的。这一论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似乎被许多人忽略,就是此论所说的人类,是指现代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而不包括地球上曾经生活过,后来灭绝的人类/。2、好像印尼有一种矮人,现在还生存,似乎有印象读到可能其DNA有所不同。但没有保存。3、欧洲的尼安德特人,据说也才在25000年前左右才灭绝,而且认为是与非洲走出的现代人竞争不敌而灭绝有关。4、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周口洞)与“直立人”是两回事,不可能转化,或说前者不可能进化为直立人。类似的猿人或其他非直立人都与直立人是不同的种属。因此,出土的化石,只要不是直立人,逻辑上都不可能作为人类进化的一环来讨论,包括尼安德特人与直立人、以及上面所说的可能不同基因的“印尼矮人”,都是直立人的不同种属,可能有相互交配,形成新种,但不会形成由此进化至彼的关系。5、因此,我个人觉得,近年发现的10多万年前的“牙齿化石”和“许昌人化石”,以目前的证据来看,还远不足以证明“现代人起源于7万多年前走出非洲的一位女性”之说是错误的!或者说,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证据证明当下的、以DNA证据对人类种属的研究是错误的;或者不能找到其他的DNA种属特性,我们就难以否定上述结论”。
我们的解答是:第一,“人类起源于非洲”说的DNA序列的特性,是指现代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而不包括地球上曾经生活过,后来灭绝的人类/。这里有一个把西南的蜀山之王贡嘎山,从远古“贡嘎山人”,搬到现场解释非洲多贡人,需要的“高科技”浓缩历程的探索。我们考察非洲多贡人与巴蜀远古贡嘠山人的关联,不是因“贡嘎”和“多贡”在上古读音相近,而是用类似DNA序列特性的研究。
非洲多贡人,是马里中部高原地区到布吉纳法索边境,居住在尼日尔河河湾处的一个黑人土著民族,人口约有60万。多贡人大多数还居住在山洞里,没有文字,只凭口授来传述知识。多贡人玄学的思想体系,要比绝大多数的其他非洲民族来得更为抽象。这方面包括给自然物命名,以及仪式要在天狼星出现于两座山峰之间时举行。远古巴蜀智人也许在约200万年前走进非洲,就加入到人类及文明起源第一个孵抱期,与非洲多贡人的建设和杂交。所以非洲多贡人矮小,类似你说的现在还生存的印尼的一种矮人。
第二,如果你认可约20万年前走出非洲有海路,那么印尼这一种矮人,即使可能其DNA有所不同,但也含有在约200万年前,走进非洲的远古巴蜀智人“贡嘎山人”加入到第一个孵抱期,与非洲多贡人的杂交的基因。只因海路迁徙中的曲折,印尼这一种矮人,没有能回到第二个孵抱期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经历再文明建设和杂交的历练。
第三,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在25000年前左右才灭绝,也类似印尼这一种矮人,含有在200万年前走进非洲的远古巴蜀智人“贡嘎山人”加入到第一个孵抱期,与非洲多贡人的杂交的基因,只因陆路迁徙中的曲折,也没有能回到第二个孵抱期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经历再文明建设和杂交的历练,因而在与现代人竞争中,不敌而灭绝所故。
第四,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因地质第四纪大冰期,是地球生物的一场自然大灾难,然而它让人类的进化和文明分为了两个孵抱期。特别是第二个孵抱期,体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精神共同体的起源。这第二个的孵抱期,就是巴蜀盆塞海的蜀人移民或海归的后代,造就的远古联合国。这个由全球几十万年不断的自然大灾难,才自然产生的人类命运和人类精神共同体的远古联合国,也是产生的上古全球移民、世界贸易,以及神话与宗教文化,有相似的来源。其理想的大同世界和世界大同,也是后来类似共产主义的信仰,容易被感染的因素。第四纪大冰川在地球的几百万年发展中,温带地区非常寒冷,没有森林,一片荒漠。此时北京古人类即使进化到直立人,也在气候急变中,突然失去食物来源,加之寒冷等而饿死。但在约200万年前的巴蜀盆塞海古智人,不仅因他们早是来自青藏高原的雪山,有不怕严寒的基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早吃熟食的古人,如吃烧烤的笋子虫。而烧烤的“苏、苏”声,使巴蜀盆塞海古智人兴奋得常学着“苏、苏”叫嚷。
这是人类语言,起源原语中的一个集体语音。“蜀”人----吃“熟”食的人-----吃“苏”食的人----脑子会变得聪明的人----这就是类似联系最早的苏美尔人和最早最高苏美尔文明的起源----而“蜀”人、“熟”人、“苏”人,与“丝”、“瓷”的古读音相近----“丝”人与嫘祖养蚕联系;“瓷”器与陶器,联系盘古陶场文明大爆炸,等等。所以约在200万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降临全球后,聪明且耐寒的古蜀人开始迁徙到非洲。因为此期间,只有非洲赤道附近的地带,才有绿州所致。当后来古蜀人的非洲杂交后代,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移民、世界贸易,以及神话与宗教等交流的领跑者,也是其原因的所在。
第五,近年发现的10多万年前的“牙齿化石”和“许昌人化石”,能被“现代人起源于7万多年前走出非洲的一位女性”之说所否定,其实证据就来自“许昌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者。因为他们已经找到DNA证据对人类种属的特性分析。如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吴秀杰等专家说:“许昌人”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是中国北方古老人类与欧洲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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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1 07:46:17 | 显示全部楼层
拜读!获益不少!问好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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