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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壮歌 ----20世纪初东京弘文学院始闪光 叶眺新 九龙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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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4 07:35: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盐亭壮歌
----20世纪初东京弘文学院始闪光
                 叶眺新  九龙闲人
一、盐亭与东京弘文师范学院新闻
四川盐亭县原八角学校张志溏老师,近年主修一部《张氏族谱》,找到的原始材料系其曾祖父张维川著的《书橱遗训》,其记录张维川→张光远→张伯良这样的世系。并找到张公维川的半截墓碑,有字迹“…本弘文师范学院前清…”,由此找到认定盐亭张维川曾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的一个证据。
这是一个重要新闻。这不是说张维川留学东京弘文师范学院重要,而是说它加深了我们对20世纪盐亭揭示的秘闻的认识:东京弘文学院不但联系中国20世纪的革命史,而且还联系中国真实远古史的挖掘。2005年3月20日《绵阳晚报》第六版有文章《百年海啸话嫘祖——嫘祖发掘者的故事》说: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县榉溪河畔珠瑙沟人,1903年至1906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留学,一次他随同弘文师范学院师生到三鹿实地考察,在一座山头,何拔儒指着大海,正讲解他的上古四川盆塞海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与海啸关系的地理动力学研究时,海啸又发生了,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全文请看附件)请指正
       盐亭壮歌
----20世纪初东京弘文学院始闪光
                  叶眺新  九龙闲人
一、盐亭与东京弘文师范学院新闻
四川盐亭县原八角学校张志溏老师,近年主修一部《张氏族谱》,找到的原始材料系其曾祖父张维川著的《书橱遗训》,其记录张维川→张光远→张伯良这样的世系。并找到张公维川的半截墓碑,有字迹“…本弘文师范学院前清…”,由此找到认定盐亭张维川曾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的一个证据。
这是一个重要新闻。这不是说张维川留学东京弘文师范学院重要,而是说它加深了我们对20世纪盐亭揭示的秘闻的认识:东京弘文学院不但联系中国20世纪的革命史,而且还联系中国真实远古史的挖掘。2005年3月20日《绵阳晚报》第六版有文章《百年海啸话嫘祖——嫘祖发掘者的故事》说: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县榉溪河畔珠瑙沟人,1903年至1906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留学,一次他随同弘文师范学院师生到三鹿实地考察,在一座山头,何拔儒指着大海,正讲解他的上古四川盆塞海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与海啸关系的地理动力学研究时,海啸又发生了,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对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考古大发现,激发了人们对古代东方文明的浓厚兴趣;但鉴于中国当时的封闭,很多西方人就云集临近中国的日本搜寻情报。其中有一位捷克姑娘,长得像俄罗斯女子,人们叫她“赫罗兹尼娃”。她哥哥赫罗兹尼20世纪初,先后破译成功了赫梯楔形文字和亚述泥版文书,蜚声世界,还埋头苦钻印度河流域的印章文字,破译出125个文字符号。他认为,中国的象形文字与古印度印章文字有共同之处。他鼓励妹妹到日本留学。当赫罗兹尼娃知道何拔儒见过“盘古王表”时,不惜愿以身相许。还有一位叫施里曼娅的女子,心地善良,学识渊博。她是发现特洛伊宝藏的施里曼与希腊少女索菲娅生的女儿。1873年他父母在土耳其考古,发现《荷马史诗》所说的普里阿摩斯宫殿,找到了精美绝伦的普里阿摩斯金冠、寒光四射的青铜武器等大批宝藏。施里曼娅对何拔儒说:“父亲在特洛伊的发掘,证明了《荷马史诗》并非纯粹是诗人的浪漫幻想,而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
何拔儒真被施里曼娅和赫罗兹尼娃迷住了。出国时,何拔儒带了他临摹家乡“盘古王表”石龟碑的碑帖,他多次想把它拿出来,让她们看看,但他一想到家里的妻儿和老母,还是忍住了。他虚心向赫罗兹尼娃和施里曼娅等外国友人请教。在大海的涛声中,他慢慢破解了“盘古王表”的秘密。何拔儒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中,有四位对他影响很大的朋友。一个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黄兴,一个是后来领导四川保路运动的张澜先生,两个是教过毛泽东的他的岳父杨怀中和长沙第四师范学校校长陈润霖。何拔儒那时曾和他们讨论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问题。但黄兴、张澜和陈润霖的年纪,分别比何拔儒小12岁、10岁和17岁,他们当时的兴趣在于介入反清斗争,而与孙中山、宋教仁等发起的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为基础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的筹建上,
再说张维川,由于八角《张氏族谱》没有考出张维川的生卒,但有张的同学何拔儒可参照,估计张维川出生年月是在1862年后。然而有人据张维川的《书橱遗训》抄本,推得的生卒是1853年生,1920年去世。这比何拔儒出生早,但联系他在51岁才公费去日本留学,就有疑问的。张维川还有著名史学家蒙文通的伯父蒙公甫可参照;蒙公甫1856年生,跟张维川、何拔儒一样,都是盐亭籍优秀的生员,对儒学经典相当熟悉。张维川1904年被选送入日本弘文师范院公费留学,学成归国从事教育工作。但蒙公甫没有选入公费留学,就因年岁大了。
张光远(又名张镜秋),在《书橱遗训》中有:“长子远屡属名列前茅,惜不第。”后从事私塾教育,人称镜秋老先生,在八角庵子上等地教书,育人很严格,育出不少人才。很受赞誉。推测张镜秋老先生出生在公元1870—1878这个区间,因做过59岁的生日,故享寿至少也在六旬余。
张伯良(1900--1951),八角镇会龙村二道垭人。张维川在晚年著《书橱遗训》提到张伯良“于绝无仅有之余,而天资聪颍,儒雅轶伦”。自幼聪明,跟父读书学业优异,或惜生逢乱世,朝代更替,家境不裕,15岁就任私塾教员。后陪富家子弟王澄波伴读。1927年双双考入四川大学(1902年,清廷下诏“废科举,兴学堂”,川督奎俊奉旨将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合并,组建为四川大学堂,年底又奉旨改称为四川高等学堂。原法政、农业、外国语、工业、国学五大专门学校于1927年组合为公立四川大学,设文、理、法、工、农5个学院19个系),毕业后才华出众,曾任大邑区长,后因家庭变故回盐任教。1941年,任盐中国文教员,参与校编、增删、润色盐亭县志。后任盐亭县参议员,八角乡乡长等职。伯良多才多艺,爱好诗词歌赋,能填词作曲,作有八角、会真小学的校歌。有川北才子之称,他的习作很多,因各种原因散失。今存有其《巴中道上》、《生平贯别离》、《七绝三首》(1928年春赴四川大学读书途次附家书三首)、《感时》、《沈阳事变二周年感赋》(1933年9月18)、《讽粗流文人》、《安父母》、《七律》、《修过岗楼景捐诗代序》”(丁亥「1947」正月甘四张伯良草于祖师堂)等二十余首诗词。
1、说盐亭革命老区的苦难辉煌,要联系到金一南先生的《苦难辉煌》一书说孙中山和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史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20世纪中国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和新中国的缔造者、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先后都与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的清朝留学生发生过重要的联系。特别是,1950年何拔儒吐露过:“1913年受湖南省教育司的司长陈润霖邀请到长沙从教,曾教过毛泽东,有师生情谊,张澜先生可以作证”。
何拔儒是否教过毛泽东,是个“盐亭之谜”。因为知道的人很少,原因是多方面。2014年6月一位姓江同志从成都打来电话,了解何拔儒老先生关于四川远古盆塞海大围坪地貌研究的情况。他说他对此感兴趣。他在成都的新华社工作,老家是盐亭三元镇人。他的婆婆是何拔儒的三女儿。他只听过他父亲谈过一点外曾祖父何拔儒老先生的事情。他说大家都晓得,1950年那时土改斗争如暴风骤雨,何拔儒和他的儿子被划为地主,财产没收。何拔儒有3个女儿,其大女儿嫁在盐亭富译镇秦家,二女儿嫁在盐亭金孔镇王家。只有二女儿条件差一些,土改才没有被没收财产。由此何拔儒解放后寄居二女儿家养老,直到去世。由于这种情况,何拔儒的后人之间交往很少。他出生得晚,更不知道情况。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何拔儒的二女儿做80岁的生日,他随婆婆到王家才见过二姑婆一面。由此,我们也理会到何拔儒为何在盐亭多年中,很少有人提起。何连光是何拔儒四弟的儿子,我们采访他,何连光说,何拔儒结过两次婚;他听自己的父亲讲,何拔儒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就没有参加活动了。
1950年解放我们还童年,“毛主席来接何拔儒到北京,他教过毛主席”的消息,只在盐亭天垣乡被政府选派抬送何拔儒到盐亭县上的村干部家中有摆谈,但也仅此而已。伴随此的,还有盐亭是革命老区的传说。但大人们对他们亲人中因参加革命斗争,所受的苦难,也仅偶尔说上几句。这是为什么?
2、盐亭革命老区的苦难辉煌,研究“盐亭革命老区”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土改斗争如暴风骤之时,何拔儒提到张澜,因为1949年张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在1954年又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直到1955年逝世。那时革命的领导和群众也许认为何拔儒是拿张澜和毛主席作保护伞,在逃避斗争的打击。然而何拔儒说的是否是真话,也有一个人可参照。他就是任望南(1889-1952),又名任师尚。其实,何拔儒是否教过毛泽东?革命的领导和群众手里的任望南就可以作证,而且是一个直接当事人。1915年任望南参加全国举行的第四届县知事考试后,分发作广东省振武将军龙济光行署秘书,离开藏区工作,曾同路陪何拔儒第二次到长沙任教,何拔儒在长沙的朋友、曾是东京弘文师范院的同学陈润霖和杨怀中(又名杨昌济,1871-1920,杨开慧的父亲)先生在接待何拔儒时,任望南也在场。任望南比何拔儒小27岁,与何拔儒同是盐亭县榉溪乡人。
任望南在盐亭存古学堂读书时,何拔儒给他们上过课。存古学堂是清朝政府以学堂这一新形式保存国粹的尝试,是官方“新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其对立面。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国变之后,西学如洪流般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传统的儒学却遭受到空前的冷落。1902年张之洞向清廷最早提出建立存古学堂的理念,认为新学制中出现的一味追求西化的倾向,会导致“新学”发展方向的偏离,主张“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 因为在洋务运动中,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危机加深,洋务派为了妥为处理“中学”(“国学”称谓)与“西学”的关系,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原则与方法。
所以存古学堂是清末为“保存国粹”而设立的学校,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先改武昌经心书院为存古学堂。有人说,在日益激进趋新的世风中,官方的努力遭到了在野一方的质疑和批评,即认为存古学堂“迂腐庸陋”、“窒塞新机”等,影响着时人对官方办学旨趣的认知,尤其左右了很长时间里后的研究者对存古学堂的理解和定位。这是对的。但又说“四川国学院之前期存古学堂设立于1910年”,这不对。事实上四川存古学堂1902年就有开办,最早湖北存古学堂也在其后。四川存古学堂除具有其他各省多数存古学堂的共性特征外,川省办学员绅因受张澜和何拔儒的影响,对“存古”保存的认知与张之洞等人也不尽相同,特别是盐亭存古学堂的实际办理情形与其他地方有相当的出入和有其独特之处。因为对于什么是“存古”,何拔儒和其朋友蒙公甫、王明金(又名王济钦,前清举人)等盐亭学人认为,存古的一个首要任务是,日本从隋年代起至明涌维新之前,一直是中国的学生,其后开始侵略中国,这是学生打老师,这提醒我们想改变的办法,除有社会革命的任务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拔高”儒学。
何拔儒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需要科学发展。例如人类第一个远古联合国之所以解体,不是由于社会治理不好,而是遭到特大自然灾害的冲击。但儒学的两大特点,一是把中华文明自称是农耕文明,以此的早、好自居;二是把中华文明定位在人学、仁学,以此单一的和谐早、好自居。其实这是自杀陷阱。“存古”要拔高儒学,一是要强调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二是要强调中华文明是人与自然及天下的和谐持久双赢。因此何拔儒主张盐亭学人争创留学,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何拔儒就是这样虚报不到40岁的年龄,秘密带着“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思考去日本留学的。
任望南正是从小在盐亭存古学堂何拔儒的“存古高论”的影响下,精通英、法、德等数种外语,和藏、蒙等少数民族文字。1928年生于盐亭县榉溪乡华严村,与何拔儒同乡近邻,出生时家境清贫,父亲早亡。他在何拔儒的启蒙教育下,选择四川藏文专科学校深造,16岁毕业就投奔藏族地区任教,并从那里崛起。1920年调离广东到山东,1928年官至山东省代理省长。同年北洋军败,任望南离职率家小漫游欧美。1930年任望南旅游欧美后回到盐亭老家,捐资1000元的现银,买回榉溪河龙潭庙产,支持当地学人杜佩绅等在龙潭书院旧址办起龙潭小学。1941年已是当时中央粮食部参事兼储运司司长的任望南又汇款20万元,支持在龙潭小学的基础上,再兴办“文同中学”,先后开设初中、高中班,直到1949年解放停办。文同中学开办后的九年中,盐亭各区镇普遍兴起办中小学热潮。
任望南是早在北洋军败前的1920年,在广东就暗中投向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的,1930年后又在多省做官。1948年调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1949年12月临成都解放时,任望南拒绝省主席王陵基逼迫挟资一道外逃,令财政厅全体人员保护财物等待接管。1950年任望南因迎接解放,办清移交手续,受到川西人民行政公署表扬。1952年盐亭县法院误以支持土匪暴动罪处决时,传布告说他是西康省伪省长。现查西康民国时期省长(或主席)是:尹昌衡、张毅、刘锐恒、熊克武、陈遐龄、刘成勋、刘文辉、贺国光等8人,无他。改革开放后,1984年经绵阳地区中级法院查证原判不实,宣告无罪。现在说法是,任望南在解放军的感召下,保护大量案卷财物迎接我军接管。四川省委统战部也改为对任望南以爱国民主人士对待:因为任望南在旧时做官期间,曾控股发展著名民营银行聚兴诚银行等;曾在家乡创办文同中学等私立中学,并为盐亭中学等多所中学的发展筹款赠物,为地方教育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曾出资何拔儒先生帮助其保护盐亭古文明、文化发掘,有相当的影响,等等。
任望南是否真为何拔儒作证说教过毛泽东?为什么会传说他是西康省伪省长?以支持土匪暴动罪处决,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说法。但一个投诚的伪省长,家乡盐亭县为啥要捕捉?这里实际是否透露让当时盐亭领导土改斗争的人恼怒,以任望南与西康省作为最后一个歼灭国民党残军省份的土匪有联系,一念之差误杀?但何拔儒是否真教过毛泽东?张澜这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是否也真为何拔儒问过毛泽东?虽然今天更难查证,却也有一个间接的事实:1952年90岁高龄的何拔儒突然领到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聘书和每月的工资,直到1955年张澜去世,何拔儒也去世。这总算为困境中的何拔儒,解决了生活费,而使政府大得人心。有人说,总算毛主席报答了师生之情。
3、“盐亭革命老区史”不是一种摆设,也从来不是抽象的理论。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书412-425页《山丹丹花开》一节,写1935年红25军长征到陕北前的陕甘边革命老区的实际情况,特别与当时盐亭革命老区的实际情况相似,可以作对比拿来参照。例如,这些地区都特别贫穷,各阶层的人们都希望变革的热情高,但上层地下党组织能派出做党、团、工会工作的干部少,除革命老区苏维埃掌握的武装队伍外,乡村苏维埃内的党员人数不多,很多地方是非党员领导了乡村苏维埃。其次,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书也谈到,上层张国焘领导的四川红军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在路线上有分歧。盐亭革命老区苏维埃掌握的武装队伍和上层派来的县委领导,实际受张国焘路线控制。上层斗争和路线分歧,使派来的县委领导撤走或撒手不管,甚至有人叛变告密时,直接冲击的是盐亭革命老区本地人中的党员和本地掌握苏维埃武装队伍的党员领导人。
但这都被后来者们所忽视。从1902至1936年期间,四川各地的存古学校成为省内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以盐亭榉溪龙潭地区为例,为什么中共盐亭地下党组织在这里最早最快建立,数十个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的农民群众达数千人,还组织了龙潭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革命的大风暴遭来反革命的疯狂镇压,1935年在盐亭县高灯镇嫘祖文明故土上,一次就有300多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
2010年盐亭县终于有了被四川省人民政府确定为革命老区县的文件正式下达。一是1929年中共盐亭特支建立,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特别是三台柳池暴动失败后,省委将三台中心县委迁至盐亭龙潭子,这里临近榉溪河,上是珠瑙沟,下是天垣场。在榉溪河流经的八角、金孔、黄甸、玉龙、两河等区乡,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普遍建立,在全县24个乡镇建立了33个党组织、30个团支部、100多个农民协会,以川西北“抗捐大联盟”为代表的党的外围组织,群众达4100多人,并建立了以“工农前卫团”为主的农民武装队伍1200余人。在1929-1935年间,盐亭有近10万人次参与了游击队、交通线及支援前线等工作。1935年,盐亭地下党、游击队受到敌29军的残酷清剿,先后逮捕盐亭地下党、游击队和其他骨干成员上千人,共约有800人死于敌人的枪口和屠刀下。同时,一大批盐亭籍战士牺牲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二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解放通南巴后,盐亭成为川陕苏区防御敌29军进攻的前哨阵地和桥头堡,也是省委和川陕苏区秘密交通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原属阆南中心县委领导的富村驿(今盐亭富驿镇)区委,1933年划归川陕苏区领导,盐亭成为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红四方面军进入盐亭,在这里战斗近百次,歼敌数百人,建立了石牛庙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斗争。1933-1935年间,红军战斗活动区域和地下党及游击队活动区占该县总面积83%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在支援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长征途经盐亭过程中,该县的三条地下交通线向川陕革命根据地护送了上千名各级领导和专门人才,向苏区、省委、中央传达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和物资、文件。
但困惑盐亭革命老区史之殇的是,2010年盐亭县虽然被省人民政府确定为革命老区县,然而县党史办对1929—1935年间梓江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中的盐亭本土人,他们虽然受到敌29军的残酷清剿,先后逮捕盐亭地下党、游击队中盐亭本土人的骨干成员上千人,共约有800人死于敌人的枪口和屠刀下,很多人是家破人亡,如著名的盐亭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中盐亭本土的骨干领导人何增甲和申秋成,就具有代表性;1980年代盐亭县农业局办公室任元洪主任说,何增甲是他的姑父,八角人,1935年在高灯镇那次300多共产党人遭大屠杀中遇害后,8岁的儿子失踪,妻子跳堰塘自杀;而申秋成是玉龙区天垣人,据天垣申家沟的人反映,申秋成也是在高灯镇那次300多共产党人遭大屠杀中遇害,他的家人也被全弄死光。但对此事实至今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特别是1980年代县党史办、县志办设立,县文化馆出版的民间故事、诗词、歌曲三集成,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何增甲和申秋成,以及领导当地人民进行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等斗争故事,有的也被收集其中,但出版后,又在这类故事后注明作废。一问,说是何增甲和申秋成等被屠杀共产党人是“叛徒”。其实这些本地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在1934-1935年间因高层斗争和路线分歧,使派来的县委领导撤走或撒手不管,甚至有人叛变告密的特定时期,遭受川内军阀敌29军的残酷清剿,何增甲和申秋成带领的游击队被包围后,找人说情,假借愿意集体收编,以保全这支武装。但当困境解除后不久,这支队伍又集体突围重新进行革命斗争。这使敌人恼羞成怒,不遗余力进行捕杀。在高灯镇那次300多共产党人遭大屠杀,就是这样又来的。正是这种大屠杀,1945年前盐亭革命老区的地下党、游击队基本被扑灭。1945年后重建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盐亭本土在成都、绵阳等外地读书参加地下党的人,回县里才重新恢复的。
4、1963年电影《怒潮》在盐亭公开上映,其主题歌特别动情,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反响强烈,该片也被认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影片。笔者之一是盐中学高65级学生,班长杨崇汇带领我们在每晚下自习后,都要教唱这首歌。在他的鼓动下,我们曾在假期收集1925-1935年间梓江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准备写一本《梓江怒潮》的盐亭革命老区史。但1964年传来说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翻案,惹了风波,已被停映,当然影响到了不再提写《梓江怒潮》;文化大革命更清楚电影《怒潮》为什么被批判。
现在想来杨崇汇那时为什么对《怒潮》情有独宠,原因也许杨崇汇是从龙潭中学1962年初中毕业,升入盐亭中学高中的,他的家在盐亭县高灯镇三河杨家沟(今联盟村六社)。对1925-1935年期间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进行革命斗争的事情,1960年代在他家乡和龙潭中学地区上了年纪的人中,是尽人皆知。后来杨崇汇先生成为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副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还先后曾任重庆医学院团委书记,共青团四川省重庆市委书记;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党组书记;中共雅安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云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这可以说是龙潭中学的骄傲。而这种骄傲还有解放前从龙潭中学走出的女革命家王剑清老人。她父亲王明金(又名王济钦)是1911年盐亭县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辛亥革命在盐亭本土领导斗争的骨干人物。
王剑清是黄甸区利和乡木耳湾人,中共党员。1936年奔赴革命延安,1939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历任《晋察冀日报》编辑、记者,《冀东日报》编辑组长、采通部副主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人民日报》记者;《中国青年报》编委、农村部主编;九三学社中央《红专》刊物副主编;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秘书长,《湘江文学》主编;河北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剑清在盐亭传为佳话的是,1959至1960年大跃进的“浮夸风”、“高产风”,使得王剑清的家乡盐亭县利和乡和永兴、古来、安家乡等农村,发生大量的饥饿、肿病和死人现象,她得知情况后,作为中央统战部官员到盐亭作调查,并如实向绵阳地委、四川省委和中央反映了情况,使肿病问题及时得到纠正。据原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同志说,他的前任党史办主任龚荣忠同志,当时就在利和乡作党委书记。
5、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上世纪80年代盐亭县委、县政府重视发展蚕桑,恢复成立的县科协调进一批本县在外地工作的大学生,他们结合本县“发明栽桑养蚕的嫘祖是盐亭人”的传说和根据何拔儒的研究成果,为弘扬盐亭人的栽桑养蚕精神作科普宣传,到各个区乡协助推动县上发展蚕桑的工作,使这些1949年前后出生的盐亭年青的大学生,把1963年电影《怒潮》激发起的读高中就关注过的盐亭1925-1935年期间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进行的革命斗争史,与生产、科学、学术融合在一起,作新的视角联系。因为要证明发明栽桑养蚕的嫘祖是盐亭人,绕不开盐亭近代何拔儒等作过的探索和纠正一些“左”的看法。    例如,1998年6月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盐亭召开,王剑清同志在北京出面邀请并陪同中华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冯征和中华炎黄研究会顾问、83岁的胥光义等领导,亲临大会指导。在此期间,我们采访王剑清同志时,说到嫘祖是只“不死鸟”,代表了盐亭人民的自强不息精神。并汇报我们亲自目睹到的解放初期,天垣等一些山寨聚落遗存和搜缴的大量古籍被毁坏的情况;以及听到贫下中农长辈常涉及的一些敏感话题,这些是家庭成分高的人不敢说的:如1950年的土改当时斗争的需要,天垣存古学堂著名的老师赵弘儒等一批曾支持何拔儒的“存古新论”办学的人士被镇压。赵弘儒在何拔儒的影响下,曾支持儿子留学,将国外缫丝机分拆化整为零引进回县。因为从嫘祖看,“存古”与“留学”,就是要把盘古的大同统一思想传授到国外,又要把国外生产的新技术、新设备引进回国。类此,使1917-1949年盐亭县办各类存古学校一百多所,办新式缫丝厂近200家。这不能不说,包含了何拔儒等人的智慧。
我们还告诉王剑清老人,海峡两岸嫘祖研讨会期间,国共两党曾浴血奋战过的将军今天在嫘祖故里同游,我们采访台湾来的邓永树将军,他是盐亭玉龙镇人。邓永树说在台湾还有一些盐亭出生的将军,如天垣人的胥立勋将军就是他的朋友。天垣胥家沟除胥立勋外,还出了一位共产党将军胥树香,解放初曾是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这是在上世纪战火纷飞的二、三十年代,盐亭的许多年青人分头到共产党和国民党队伍去寻找“不死鸟”形成的现象。胥树香将军在1950年代一次回家探亲,就曾说过,盐亭在解放后还有二、三十位在世的共产党的将军干部。而邓永树将军也说盐亭在解放前也有二、三十位的国民党的将军。
解放前盐亭还有一些在外地牺牲的著名共产党领导人。如袁诗尧(1897-1928),盐亭柏梓灵瑞龙顾井人,1916年张澜讨伐袁世凯,在南充招募学生军,袁诗尧毅然从军。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成立,张秀熟被选为理事长,袁诗尧被选为副理事长。1920年袁诗尧与巴金等人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半月报》。1920年王右木在成都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王右木任《新四川旬报》编辑,袁诗尧任经理。1921年应张澜聘请,到南充中学任教,是罗瑞卿的老师。1925年袁诗尧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同年回盐亭任教育局长,创办盐亭国民师范学校和盐亭县立初级中学。1927年1月到重庆,见到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杨尚昆的四哥),经组织决定派袁诗尧以国民党川北特派员的身份,到三台田颂尧的29军军部,作政治部主任和军长田颂尧的高级顾问。同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又调袁诗尧到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1928年2月袁诗尧被敌人杀害于成都下莲池。
又如侯伯英(1907-1935),盐亭林山乡龙泉村人。1925年就读于三台潼属联立中学,1927年入国民革命军第29军政治讲习所,任该军宣传处宣传员。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三台党小组长。1929年4月参与盐亭党的筹建工作,后奉调到四川省委从事军运工作。1930年被派往合川、广汉了解驻军情况;1932年被派往28军混成旅开展工作;1933年负责省委军委的工作。1934年4月担任邛大蒲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区军事委员,同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他与妻子被捕。1935年1月被秘密杀害于邛崃西河坝。就此机会,于是我们向王剑清老人请教了“盐亭革命老区史难题”。这道难题,在1980年代我们曾向盐亭县党史办第一任主任龚荣忠同志,和分管党史办的县委副书记何开文同志反映过。
龚荣忠主任说,这事你们不要管。何开文书记说,这事麻烦;以前有结论,要改也难。这个难题是,盐亭作为革命老区,主要是有1925-1935年的十年间的辉煌革命活动事迹。这期间袁诗尧、侯伯英也属主要革命活动人物,他们的革命事迹得到肯定,是应该的;他们的牺牲,值得可歌可泣。但这期间他们绝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并不在盐亭直接领导本土的革命活动;所以1925-1935年的十年间,盐亭革命老区县里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斗争的大批牺牲的如像何增甲、申秋成等这样的干部和党员,每个人也应该实事求是得到评价。他们的牺牲,也是可歌可泣的。如何全面准确地描述盐亭革命老区历史?最有发言权是亲身经历者。
鉴于王剑清同志是老革命,1936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前,龙潭中学正是她读中学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以这处梓江榉溪河畔龙潭地区为中心,1925-1935年期间地下党、游击队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四抗”(抗丁、抗粮、抗债、抗捐)斗争,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她是清楚的;对其当时暴风骤雨似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也有体验。现在对1925-1935年的十年间盐亭革命老区的辉煌革命活动事迹,只是抽象的泛泛肯定,说到具体的代表人物,就只有袁诗尧、侯伯英这种牺牲在外地,并不在盐亭直接领导本土革命活动的优秀干部;而具体说到这期间每个盐亭革命老区县里本土直接参加地下斗争牺牲的的如像何增甲、申秋成等干部和党员,不是叛徒,就是脱党。而且解放初,对于这期间曾经参加地下斗争的党员,因多种上层路线斗争暴露的下层盐亭本土的众多干部和党员,但又逃脱被杀而脱党的人,也再遭逮捕被镇压。如原玉龙高中教师胡佑德,就对我们说过他的大伯就是这类脱党的人,曾对他的升学也有影响。
对此,应该如何看待那十年期间盐亭革命老区里的曲折与反复?王剑清老人回忆了那段革命战争时期盐亭的群众和共产党人,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她深情地说:“解放初,有些作法是过左了;我对自己家乡利河乡的情况,也知道一些。”她还说,她的两个参加过那时革命的侄儿,解放初也是被错杀,她对此也很有意见。当时盐亭县党史办是第二任主任刘泰焰同志,她曾委托刘泰焰写报告,找参加研讨会的省委退休书记杨超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但也不得其果。高兴的是,我们写的采访这次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部分内容的文章《寻找“不死鸟”》,发表在天津市《今晚报》1998年7月3日第17版上。
             二、东京弘文学院是什么学院?
我们继续来破解何拔儒是否教过毛泽东这个“盐亭之谜”,这首先要明确三个方面,一是何拔儒为什么能到长沙去任教的?这个问题,又有三个关节点,即谁推荐、邀请的何拔儒?这个人何来的这种权力?何拔儒是如何认识这个人的?二是何时到的长沙?又何时离开的长沙?三是毛泽东这段时间在长沙求学吗?他与何拔儒和推荐、邀请何拔儒的人的关系如何?要回答第一个方面,就要从东京弘文师范学院说起。那这个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到底是什么性质呢?
1、20世纪中国共和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位最为杰出的巨人孙中山和毛泽东,先后都与东京弘文师范学院里的学生有联系。这个联系也就是何拔儒在这里认识和交往的同学黄兴、张澜、陈润霖、杨怀中等人。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初名亦乐书院,是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1902年4月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私立补习学校。起因是1901年北京警务学堂派到东京的26名旗籍学生,分给亦乐书院。不久由于留学生日趋增加,嘉纳决定在稍微偏僻的西五轩町租近一万平方米的宅地,正式开办私立学校弘文学院,而且在校园内设了校长的住房。后避乾隆帝御讳,改名宏文学院。该校第一届学生共56名,其中寄宿生22名。学生年龄从17到34岁,平均为25岁,虚岁22岁的鲁迅算较年轻。
弘文学院前后共收7192 名中国学生,其中3810人毕业。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章节记载。他说,日本为了应付中国学生的涌进,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提供指导,设立了许多的专门学校。如成城学校,一开始是训练日本士官生的军事预科学校,也接纳中国学生并培养了许多人。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学校有:日华学堂(建于1898年)、高等大同(建于1899年)、东亚商业(建于1901年)和弘文学院(建于1902年)。还有许多私立学校,特别是早稻田,新开辟了外国学生区,以供应新收学生的伙食。为了培养未来的现代母亲,还开办了女子学校。开学典礼常滔滔不绝地提起孟母和华盛顿之母,因而生色不少。这样的典礼,也使中国的官员,如张之洞等,相信在“东洋”留学的好处。但像何拔儒这样的盐亭籍学生并不看重这一点,因为该校盐亭留学生回国后埋头的教育,是盐亭人独特定义的“存古理念、存古新论”,他们是少问政事的学究。所以更有像张维川这样被历史淹没、差点就学籍无名的同学。
而他们的外县、外省的同学中,要么是革命家,要么是大师,要么是革命家中的大师;要么是大师中的革命家,多是一些对近代中国有着举足轻重贡献的人物。例如/该校出名学生有:鲁迅、陈独秀、黄兴、陈天华、杨度、胡汉民、杨怀中(杨昌济)、张澜、陈寅恪、李四光、林伯渠等。四川留学日本该校的师范生共198名,归国后也是大量派往各地的初级师范,担任监督、教员等职。留学日本的四川学生万如茸,还在家乡开办了传习师范。
在日本留学并在“弘文师范学院”毕业的,最出名的盐亭人要数文史学者、清朝廪生何拔儒。盐亭人何拔儒与张维川是198名师范院生中的成员,至于盐亭除了他们二人还有没有其他人?暂不得而知。或许是应该有。因为盐亭虽然民国时两度修《盐亭县志》,却并未付印成功。建国后六十年代“五人修志组”,花三年时间整理的县志资料文稿,又被视为“四旧”而付之一炬。近一百年盐亭无县志,这让我们非常缺乏对盐亭近代历史与人物的了解。张维川墓碑的发现,至少证明盐亭同期去日本留学的不至何拔儒一人。弘文毕业证按统计,弘文学院前后共收的7192 名中国学生,其中3810人毕业。其意思就是说,还有3382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获毕业,毕业率仅是53%。鲁迅是没有在该校读到毕业的学生,1902年他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张澜也在该校没有读到毕业,但算名声最显、最出名的四川人;他作为民盟主席,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2、去日本留学的学生有很多,读取的学校也不尽相同,有修文的,有习武的。 弘文学院学的课程,时间最多的是日文,其次便是体操。自然科学方面有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理科指导(示教),数学方面有数学、算术、几何学、三角学。其他还有史地(包括“世界大势”)、图画、英语(选修)。嘉纳治五郎当校长的学校,当然也传授柔道。这所学院是完全为了中国留学生,准备考进正式的专门学校而设立的;里面前后设有各种科目和类型的班。其中比较正规的是所谓“普通科”,它一般三年制,所教授的主要内容,是日本语和普通科目。
三年制的“普通科”的授课情形,大约如下:每年分三个学程。它的第一个学程,每周33小时里,日语占了27小时,其余6小时,是修身(伦理)和体操。第二学程,日语减少到17小时,第三学程,则只有12小时。第一个学年,日语的功课占去了比较多的时间。第二学年的各学程,日语都为12小时。第三学年各学程,日语所占的每周时数为9小时或10小时。
此外,还设有各种速成科,如速成师范科、速成理化科、速成警务科、速成音乐科。这些速成科,学习时间有的一年,有的八个月,有的甚至仅有六个月。弘文学院的历史并不长,才七年而已。1905年,清政府终于废止科举,留日中国学生人数以近一万人创了最高记录。然而,同一年,日本文部省发布的留学生取缔规则引起多数人的不满,竟导致约二千名同时回国。从此留日学生大幅度减少,加上中国也开了许多新式学堂,停止派出速成留学生;弘文学院的历史使命逐渐到了头,1909年,跟鲁迅离日同一年的7月28日,正式停办了。嘉纳校长一家人也搬出住了七年的弘文学院。这夏天,他被选为亚洲第一名的奥运委员。
20世纪初清朝对公派日本留学的条件是什么呢?四川对官派公费留学选拔的资格又是什么呢?这要说到洋务运动时期的官派留学生教育:
1)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之《游学二》专门申明了留学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此后,张之洞派人调查和编写留学指南,鼓励湖北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张之洞作为晚清后期洋务派主要倡导者的态度,表明了当时留学与留日正逐渐蔚然成风。张之洞的幕僚群体中,放洋留学归国人员占相当比重。留日或留学欧美的背景,不仅是进入张之洞幕府得到重用的重要条件之一,更是以后会得到清廷提拔与任命的关键性条件。在洋务派的主持下,形成了关于留学生的选拔、管理、经费筹措以及学成回国后的任用和奖励等一整套制度,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全国早在洋务教育时期,就先后派遣了不少留学生到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学习外语、军事、技术等。
2)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为了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实行所谓的“新政”。“兴学育才”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大批学堂的出现使得师资缺乏问题日益严重。为解决师资问题,1903年,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强调:“若无师范院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院科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院科若干人。”
“新政”的施行,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张之洞、刘坤一等汉族地方督抚,为实力加强,鼓励留学,去日留学和出仕两者开始挂上了钩。由地方督抚对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和以公费资助各省学生留学的行动取向中,由放洋留学对科举制的公然摒弃中,可以看出,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也并不是那么突兀的事件。在地方督抚的力谏之下,清廷为了鼓励支持青年学生留学东洋,制定和颁布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该章程指出,“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分别录用;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
这一章程是由张之洞与刘坤一建议并制定。政治晋升标准的变化对于留学事业影响巨大。而日本也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极力支持吸引中国的青年学生留学东洋。当时公费留学生的主要派遣国家是日本,大量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学费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国经验对中国特别有现实意义;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学日文要比学欧洲文字省力很多。在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政府推行改革计划时期,它极力鼓励到日本留学,于是留日的中国学生逐年递增无已。至1905和1906年,人数曾达到大约一万人。
3)清廷早期派遣留学生,在资格上没有什么限制,只要愿意出国学习的都可以去,学习的学科专业,早期派出国的大多是学军事的。在以袁世凯、张之洞为首的地方督抚的推动下,清廷1903年的中央官制改革提出了以5年或10年为缓冲,逐步将科举制改造成适合追求富强目标的国家的教育制度和人才选任制度。地方官员的改革示范作用迅速在各省扩展开来,各省督抚纷纷设立专门的培训与选拔机构来考核学生优劣,以地方财政支持优秀学生公费留学。但对到日本的留学生,中国政府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1902年清政府外务部派员担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实行统一管理;1903年发布章程禁止留学生议政,不准出版有关政治的报章杂志或者作任何会影响公共道德或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协助管制中国学生,东京对此作出了反应,它在1905年发布了“关于招收清国人入公私立学校的规定”。1906年中国政府就不依靠日本政府的协助而自己采取更直接的行动,它拟定一项决议:凡派去日本留学的,只限于那些擅长中文并精通儒家经典的学生;中国驻日公使被任命为留日中国学生总监督。
4)弘文蜀生,四川对官派公费留学生的选拔办法和资格,类似文革后改革开放,中共四川省委党校1983年第一次开办二年制在职干部读大专培训班的招生:各县推荐的名额限制在两名,条件一般是:正科级干部以上,文凭初中文化以上,年龄40岁以下。各地市将下面各县推荐的人员集中考试,由省上统一出题,分数由高到低全省统一录取,人数在4比1。这个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合理的:它既照顾到各县有可能获得到录取名额,又能录取到成绩优秀的生员;虽然有的县可能一个都没有录取,有的县可能推荐的都同时录取。但这也是对各县要竞争的刺激和鼓励。当然这种培训班也只办了1983、1984、1985三期,只是针对当时情况的补救措施。而类似这种办法,早在1902年四川官派公费弘文师范学院留学生的选拔上施行,也是很了不起的。这是四川总咨锡良对派遗留日师范生十分重视的结果,当然他还提出,应选派那些品行端正,将来能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各州所选的人员应先令取保,由地方当局对典严加考验。但这与前面的硬条件相比,这些要求不算“硬条件”。到1904年5月,他派周凤祥为监督,带领160余名四川籍学生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科班。
张维川就是这样被选入的,何拔儒比他早一年,但何拔儒1903年不是从盐亭被推荐参加考试录取的。1882年30岁的何拔儒考中秀才,1885年因其成绩优异补为廪生,一时名噪盐邑,誉满潼川。1899年何拔儒被调任犍为县教谕,四年中领导办学业绩卓著,而被犍为县推荐参加公派留学考试录取。
3、孙中山和毛泽东想颠覆的,是旧的社会制度。何拔儒想颠覆的,是中国上古史和世界上古史,他“存古”的人类上古联合国,他认为是人类社会自然形成的形态。人类各民族、各国体的纷争、竞争,可以这种世界多元一体的方式解决。他的人类上古联合国形成基础的盆塞海山寨城邦大围坪地貌,就产生于犍为县与盐亭县大围坪地貌的联系观察。犍为县位于川西平原西南边缘,历史悠久,是乐山市第一农业大县。县境内地形地貌多样,坝、丘、山皆具,以丘陵为主,和盐亭县差不多,但犍为县与盐亭县大围坪地貌对比之下,两者互为强烈。
孙中山和毛泽东颠覆旧的社会制度已经成功,而何拔儒颠覆中国上古史和世界上古史,还遥遥无期。但新发现的世界多元一体的人类基因证据,则是有利此的。今天的世界不同民族、国体的纷争,表明孙中山和毛泽东颠覆旧的社会制度的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再说何拔儒想的是教育,而他结交的好友中,黄兴、张澜、陈润霖,想的是现实政治,他们是怎么结交上的?这里要联系到张之洞。
1)黄兴(1874-1916),湖南长沙人,1898年受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同情维新运动、认同变法主张。1902年在两湖书院毕业后,又立马被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课余创办《游学编译》并组织“湖南编辑社”,介绍西方的文化科学。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我国东北,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同年回国,1904年在长沙和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被公推为会长,随后策划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1905年在日本拥护孙中山组成中国同盟会,任同盟会庶务,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开始成为孙中山的第一知交。
孙中山(1866年—1925年),广东人。1894年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1895年在香港建立香港兴中会。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7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由此注意到嘉纳治五郎和他以后创办的弘文学院。1904年孙中山在日、美、德、法等国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弘文学院为阵地,以兴中会、华兴会等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何拔儒主动结交的黄兴,正是他很早对张之洞的“存古”解释的注意和崇拜,由此延伸到对张之洞的得意门生黄兴的注意和喜爱。1903年到日本后,何拔儒对同在弘文学院比他小12岁的黄兴频繁拜访,对黄兴出刊的每期《游学编译》介绍西方的文化科学的文章,都要认真看,并联系自己的“存古理念”作对比,再与黄兴作讨论。黄兴对何拔儒的“存古理念”并不感兴趣,认为无用之谈。但他很尊重这位大哥哥和四川人。黄兴特别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湖南老乡陈润霖和杨怀中等人认识。而何拔儒也把他的四川老乡中热心政治、革命的张澜等同学,介绍给黄兴认识。一段时间何拔儒、黄兴、张澜和陈润霖还住在同一间寝室里。
2)张澜(1872-1955),四川西充人。西充与盐亭是临县。张澜和何拔儒走过的秀才、廪生道路一样,1894年张澜中秀才,旋补廪生。1902年入四川成都尊经书院学习。1903年,被选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1904年,因发表慈禧太后应归政光绪帝的言论,而被清朝驻日本公使遣送归国。
不说当时在日本留过学的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云南护国运动的领导人蔡锷等,单从以上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学生的战斗性精神很强的黄兴、张澜等人可以看出,无论清政府还是日本政府如何想按自己的意图发展,控制留日中国学生,其结果恰好与愿望相反。控制愈严,学生中的反满情绪就愈强烈。最后,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团体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清运动的核心。20世纪世纪初,中国出现大批学生涌向日本留学,形成的这种世界留学史上罕见的盛极一时的留日热潮,在东京弘文师范学院交汇,最终形成革命骨干热身的熔炉。说来这也与孙中山很早就开始关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动态有关,这么庞大的人群汇集在日本各个城市,大多数又难以进入正规学校接受严格的教育,日本人的恩施态度和民族歧视,以及日本强国的示范效应,都使得留日学生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培养与发酵格外强烈。自1895年后,孙中山三次去日本开展革命活动,为革命培养了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等一批新人,在留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03年孙中山游欧抵日时,受到留日学生约1300人的热烈欢迎,体现出一个优秀革命家的号召力。
黄兴在1904年计划长沙起义失败后,与宋教仁一同亡命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学生追随者甚众。张澜和陈润霖就是在这时加入黄兴的华兴会,作为终生秘密会员,在外围打掩护的。当时在东京,留日学生对日本和清政府都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创办一些革命的刊物来启迪民智,宣传革命思想,号召国内人民行动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推翻压迫各族人民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日本东京成为宣传革命最重要的阵地,孙中山还专门召开会议,号召进步的留学生以省为单位创办刊物来启迪民智。随着这些刊物的创办在国内传播开来,民族主义和社会舆论的深刻影响日益得到普及。另外,相当数量的留日学生回国以后,被安排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机构中,他们推动着清朝末年的君主立宪改革,使这些改革更加激进和具有不确定性。
再说这些留日学生在他乡的留学经历,他们所遭受的种种待遇,使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他们内心深处具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黑暗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强烈愿望。而国内发生的拒俄运动,表明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留学生,他们纷纷要求回到国内,决心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动员全国人民推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由留日学生发动和组织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惊慌,他们颁布条例,明令要求留日学生禁止参加政治活动,禁止集会、结社。对日本政府的这些无理要求,留日学生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他们表示抗议。他们联合青年学生、会党、秘密会社以及国内各革命阶层的力量,并且到当时倾向革命的新军中去进行组织和动员。
3)何拔儒的“存古理念”,使他把教育看成是与分离的,但没想到政治把他的教育推动得很远----推动到长沙,推动到认识毛泽东。这是由于清末的铁路风潮与革命的最终爆发,1911年在四川发生了各阶层人民的保路风潮。除南充、荣县等地区外,盐亭也是最为活跃的地方,何拔儒的知交蒙公甫和王济钦分别在成都与盐亭坐镇指挥。荣县人吴玉章,1903年入东京成城学校,1906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他在日八年,革命活动不断。1911年4月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他奉令购运军火;起义失败,返川领导保路运动。
1911年5月张澜以南充代表出席并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大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四川的保路风潮的骨干成员主要是保路同志会和川路特别股东会,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张澜等9名领导人,又将蒙公甫以教授系朝廷命官反对朝廷,投入监狱。张澜等遭到囚禁和生命胁迫的凶讯传出,全川各县保路同志会动员武装群众10余万人,围困了成都城。清政府速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数千人入川解围。新军在途中发生兵变,端方伏诛,迫使赵尔丰释放张澜、蒙公甫等保路运动领导人。这不难看出,留日学生在这场革命风暴中基本上充当了领导者的重要角色,对运动的成功起着决定作用。
正是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镇压,张澜、蒙公甫等多人被囚于成都府监狱,全国震惊。凶讯传到湖南,引起东京弘文学院老同学陈儒霖的关心,陈润霖给何拔儒写信,询问学友张澜和他的情况,并有心谋划邀请他们到湖南教书。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时尚的新文化运动,在长沙比四川开展得好,何拔儒也有心想到湖南增长才干,这是他去长沙教书的原因之一。
4、众所周知,毛泽东(1893-1976)在长沙第四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简历是:1911年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同年10月响应辛亥革命,到湖南新军当列兵。1912年5月退出当兵。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1914年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1918年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同年8月到北京,得到杨怀中、李大钊等的帮助,担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那么何拔儒(1862-1955)具体何时到的长沙?在长沙从教多久?有没有教过毛泽东?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我们从有资格推荐、邀请何拔儒的陈润霖、杨怀中、谭延闿等几个关键人物,考证何拔儒受聘是1913年3月到长沙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的。1914年8月他被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15年6月回四川盐亭探过一次家。同年8月返校。1817年11月他辞职,离开第一师范学校返回盐亭。1918年受聘任南充私立存古学校校长。而何拔儒在到长沙之前的经历是,1906年他在东京弘文学院毕业回国后,到潼川中学任教习两年。1908年受聘任成都川北中学校长。1909年调任四川师范大学学监。1910年回盐亭县任视学。1911年奉调任保宁中学校长;同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清廷,1912年回盐亭县在会仙观存古学校任教。所以1913年3月他到长沙应聘是有条件,但他没有任教到毛泽东毕业。    1)陈润霖(1879-1946),湖南新化人。1897年陈润霖与谭延闿中举,是同年之好。1902年赴日本留学,是湖南官府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入东京弘文师范学学院。1903年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赴日,也入弘文学院,成为至交。1906年他们和何拔儒同时结业,陈润霖成绩优异得到校长嘉纳治五郎亲自接见。陈润霖同年归国,他认为教育应从小学开始,因而在长沙创立楚怡小学校。校址先在长沙营盘街,后迁储英园;初仅有学生7人,后增至数百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润霖出任湖南教育司司长,但数月后引退。就是在这次他当教育司司长期间,给何拔儒第一次写信邀请去办学。
1913年谭延闿第一次督湘,陈润霖受命组建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并任校长。实际是暗中为黄兴的同盟会物色培养造反人才。杨怀中这年正好回到长沙,立即被陈润霖聘用。同时被聘的就有何拔儒。有人说,外界只知道毛泽东毕业于湖南一师,其实毛泽东是在四师创办的当年,以本科第一名被陈润霖招进四师的;陈润霖才是毛泽东读师范的第一任校长。1914年四师并入一师,毛泽东才转到一师毕业。陈润霖在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后,又创办楚怡工业学校于稻谷仓。1918年,当选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同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他延请何叔衡在楚怡任教,并热情支持毛泽东、何叔衡等所进行的革命活动。
而毛泽东与陈润霖的关系,2013年9月2日的《湖南日报》有文章说:1913年毛泽东以作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四师,但毛自己没有讲。这是毛泽东初识陈润霖。以后,师生俩关系密切,毛泽东早期人生之路、革命之路都伴有陈润霖的影子。如果说,一师为成就中国革命舵手毛泽东居功至伟的话,那么,四师搭好毛泽东“跳”进一师台阶是历史关键节点。1956年,湖南一师举行纪念陈润霖逝世10周年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为自己的尊敬的校长题词:“纪念陈校长夙荒先生---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受业毛泽东。”有人说,后来杨怀中成了毛泽东的岳父,陈润霖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一红娘也不为过。其实何拔儒作为杨怀中和陈润霖的老朋友、弘文学院的老同学,在长沙任教期间曾介入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一红娘角色之一也不为过。1920年毛泽东在楚怡成立文化书社,得到陈润霖的支持,并让楚怡贩卖部作该社代销点,号召师生购买该社书籍。其实早在1914年陈润霖被免去第四师范校长职务,重回自己创办的楚怡学校起,
毛泽东与陈润霖仍有的交往,毛泽东常来楚怡会晤老校长,共商国家大事。
由于何拔儒是单身来长沙应聘任教,亲戚和朋友很少,所以从1914年到1917年离开长沙这期间,何拔儒除上完在第一师范的教课外,大多数时间都在楚怡工业学校帮陈润霖管理教务,就住在稻谷仓。所以陈润霖有事要找毛泽东,常常是何拔儒帮助传信,并陪同毛泽东来楚怡会晤老校长,也参与他们的讨论。
陈润霖不是作为共产党人在影响毛泽东,但他作为同盟会的秘密元老会员、1916年黄兴死后黄兴派的代表人物和影子人物,如果说谭延闿主要是靠他自己结交当上1924年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那么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说他1924年当上第一届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这暗中也有陈润霖长期谋划和栽培推荐給自己留学老同学、同盟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等,而借用的力量。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迷。但毛泽东后来作为共产党人,却影响到陈润霖和何拔儒的生活。
2)杨怀中(1879-1922,原名杨昌济),湖南长沙人。1903年告别妻儿留学赴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行前他更名“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华。1886年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1887年不幸父母都病逝,这给他的童年蒙上阴影。1889年考上秀才。1890年应试举人不中,开始在乡间教书。1896年17岁的杨昌济,与表妹向仲熙结婚。1897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加入南学会,赞同谭嗣同,宣传新学、新政。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隐居乡间研究经世之学,看破科举功名,绝意仕途;同年儿子杨开智出生。1901年又生下女儿杨开慧;家庭的变化,因杨昌济的哥哥杨昌运染上鸦片烟瘾,长卧家中,杨昌济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人,还要帮助哥哥解决生活困难。
正当他彷徨苦闷时,原先结交的革命党人、好朋友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时代的感召和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杨昌济改名杨怀中,1903年留学日本。1906年在弘文学院毕业后,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1909年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怀中去英国深造,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1912年杨怀中在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考察过一趟.。
1913年杨怀中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正值立宪派谭延闿督湘。谭见杨怀中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有声望,便公开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但杨怀中推辞说“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的推口话,来谢绝谭延闿。这看似实话,其实这里也有另外的隐情:在谭延闿找他之前,杨怀中已经从他的好朋友、弘文学院老同学陈润霖那里得知,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作为同盟会秘密元老的陈润霖,受黄兴之命,借助他自己的老关系、立宪派党人谭延闿当湖南都督,让他当上湖南省教育司长的机会,在长沙创建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培养和网罗年青的革命党人。
当时陈润霖的计划是,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地盘小,校舍老旧的名义,向谭延闿建议和要资金为第一师范学校再新建一处新校舍,等到第一师范学校搬到新校舍后,再将原来的旧校舍,作为新办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址。陈润霖还借谭延闿声援四川“保路”运动的口实,建议邀请张澜、吴玉章、蒙公甫、何拔儒等“保路”运动蒙难和被追捕的领导人,到湖南任教。谭延闿对张澜、何拔儒是陈润霖留学时的同学和朋友,何拔儒当成都川北中学校长和四川师范大学学监时,均取得瞩目的成绩,早有耳闻。不顺的是湖南教育界各派与陈润霖争当教育司长的人不少,当第一师范学校新校舍开始动工修建时,陈润霖被挤下了态。
1912年黄兴在陈润霖的引荐下帮谭延闿加入了同盟会。1913年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黄兴通过谭延闿再次奉派陈润霖创建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时第一师范学校新校舍已经完工,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杨怀中当然不能夺人之爱,于是公开向谭延闿建议,推荐陈润霖当湖南省教育司长,并还推荐聘请何拔儒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而且他也愿意去当教员。其实谭延闿请杨怀中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也是用的一个障眼法:避开湖南教育界有人说闲话。因为他心里也是早想让陈润霖当的,但吸取上次的教训,作为一个老政客,耍这点手腕不算啥。
于是陈润霖走马上任,并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搬进新校舍后,开始在第一师范学校原旧校舍挂牌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招收新生。然而当陈润霖把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一批革命青年挑选进第四师范学校,并把杨怀中、何拔儒等一批知名教师揽进学校时,天有不测风云,谭延闿因公开发表《讨袁檄文》,被袁世凯撤去都督之职,陈润霖随即也下台。新上任的湖南省教育司长,本来就对陈润霖不满,立即宣布第一师范学校旧校舍由长沙市第一中学接管,长沙市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先生(1877-1958)是执行人。于是发生了陈润霖指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一批革命学生,抢占第一师范学校原旧校舍的打斗事件。事情闹大之后,为平息事件,新上任的湖南省教育司长只得宣布,把陈润霖招收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全部新生和教师,全部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这是一桩公案,也是一个湖南之谜。因为2012年9月3日《长沙晚报》发表文章说:长沙市一中赵雅茜校长认为,毛泽东不但在湖南第一师范读过书,原来也是“一中”的校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在陕北访问毛泽东时,毛泽东讲过:1912年新成立的“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即今天的“长沙市一中”)招生,我花了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毛泽东回忆该校对他帮助很大的是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的教员。该书汇编清代皇帝的谕旨和御批,是一部宣传清王朝官方论点的史论集。有人推测此人为“一中”首任校长符定一。如果陈润霖挑动的打架,是毛泽东与符定一的再交结,真是不打不相识。1946年符定一去延安,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新中国成立后,符定一出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
但有人说,1912年5月毛泽东退出当兵后,在湖南省图书馆度过了半年多的读书自修生活,1913年春考入湖南四师。当时陈润霖任校长,没有正式校舍,只租用一栋民房艰难办学。1914年春,湖南四师又招收了一批学生,校舍更为紧张,毛泽东协助陈润霖四处联系,但终未解决。后湖南省议会决议将湖南四师全部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一师),陈润霖被免去校长职务,重回自己创办的楚怡学校。所以杨怀中从1913年回国先后任教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1918年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
3)谭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生母是丫环纳妾, 每当吃饭时都是侍立桌旁,为全家人添菜添饭,而不能同桌。由于母亲的遭遇,谭对封建习俗颇不满,誓不纳妾。谭延闿在孙中山落难之际全力扶救,使孙谭关系更加密切。1920年谭延闿被赵恒惕驱逐而赴上海投奔孙中山。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去上海,谭延闿亲自到码头去接孙中山。孙中山对谭延闿讲,你讲湖南要自治,好,你第三次督湘是湖南人赵恒惕和程潜赶你下台,不算,前两次呢,都是北洋军。你要自治,要湖南人不受战争之苦,人家不让你。再说,我们这个国家从秦始皇开始就统一了,现在还要分裂吗?谭延闿想了下,说,好,我听你的。从此谭延闿一直跟随孙中山,孙中山也重用谭延闿。让谭延闿做过内政部长、北伐军总司令。黄埔军校孙中山开始也是让谭延闿去办的,因为谭延闿在湖南就会办教育。黄埔军校的地都是谭延闿的湘军整平的。后谭延闿想到办普通学校和办军校是两回事,就把校长让给蒋介石了。谭延闿一生曾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行政院院长。可见只要谭延闿在湖南执政,陈润霖聘请何拔儒是能得到通过的。那么谭延闿在这之前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谭延闿1892年入府学,1893年到长沙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1902年中举人;1904年参加科举试,中试第一名贡士,4月参加殿试赐进士,入翰林,旋授编修,返湖南办学。那时慈禧太后曾主持改革,实施“清末新政”,谭延闿积极呼应,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议长,属湖南立宪派首领。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谭延闿在湖南与四川遥相呼应;武昌起义后任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正副都督被杀后,又被咨议局推举为湖南都督。1912年在同盟会秘密元老陈润霖的幹旋下加入同盟会,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兼湖南省民政长。1913年谭延闿参加二次革命,宣布湖南独立,任湖南支部长,后因发表《讨袁檄文》,被袁世凯撤去都督之职。离开湖南先后避居青岛、上海,1915年袁称帝,谭延闿参与护国运动。1916年袁死后复职为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院长。1917年离职;1918年在桂系军阀支持下,再任湖南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
4)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何拔儒和黄兴、张澜、陈润霖、杨怀中这些结交的东京弘文学院的同学朋友的特点了。他们这五人都有清廷时秀才以上的学历,除何拔儒外,黄兴、张澜、陈润霖、杨怀中都参加过革命团体,只是杨怀中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退出了南学会。而对参加革命活动,黄兴、张澜是最为活跃,所以没有读到弘文学院毕业。何拔儒的性格介于陈润霖和杨怀中之间,由于他的年纪大,和杨怀中一样有家庭负担,所以做事不是太激进,更偏重于研究经世之学,因此与杨怀中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但何拔儒也看到陈润霖做事有方和助人为乐的特长;为了避免牺牲,何拔儒赞成陈润霖作为黄兴的革命社团的秘密联系人行事,这样对他和杨怀中这些安心教育的朋友也更为安全。由此他把这种模式也运用到他和张澜身上,他愿意作为张澜的革命社团的秘密联系人行事,但他和陈润霖不同,他完全不履行手续。由此可知,他到长沙来任教实际前后都有张澜的考虑。
何拔儒是受张澜建议,带有协助四川革命团体了解湖广等南方各省革命团体动态的任务,来长沙接受陈润霖的聘请,留在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教书的。何拔儒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离开长沙,也是张澜决定的。而何拔儒一回到四川,立即被张澜安排在南充私立存古学校任校长兼教习,可见关系之密切。有人说,是陈润霖校长识才,首先把毛泽东招进长沙第四师范。而何拔儒也是通过陈润霖才认识了毛泽东。对于何拔儒认识毛泽东,以及他和毛泽东有可交流的语言,是毛泽东幼年两岁到八岁,是寄放在他母亲娘家即外婆文家里长大的。毛泽东的舅父中有教书的;他的大姨婆家即王家,表兄中也有教书和留过学的,在第四师范教师中就有这样的表兄。何拔儒常常借这些话题与毛泽东交谈,,使他们之间更加密切。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的敢作敢为也让何拔儒喜欢上了他。
一次,学生组织中的学友会选举,34名学生中毛泽东获票最多,其中就有何拔儒在学生中帮助做了很多工作。但毛泽东也有让何拔儒不喜欢的时候。例如何拔儒得知毛泽东上他表兄教的数学常缺课,成绩也不理想。何拔儒劝导他说:“大家都爱讲民主和科学,但科学和民主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啊!”毛回答说:“老师说得对,但我们善于破坏这一个旧世界,就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破就是立嘛!”忽地间,何拔儒脑际闪过三鹿海啸的情景。后来何拔儒曾对陈润霖和杨怀中,以及四川梓江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工农前卫团”的农民武装队伍领导人何增甲及申秋成等说:“毛泽东像大海。”
5)正是何拔儒与毛泽东有这样的经历,后来何拔儒也十分关注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和红军长征的革命活动。何增甲和申秋成是何拔儒在盐亭存古学堂教过的学生,何增甲和申秋成以及他们领导的地下党游击队“工农前卫团”300多共产党人,1935年在高灯镇遭大屠杀中遇害,而得不到解放后的正面评价。当地亲身目睹过被害场面的群众有不同的看法,说他们是英勇的,在临砍头时还集体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在梓江榉溪河龙潭革命老区民间群众中久久流传。当然何拔儒心里明白,部分受他观点间接的影响,何增甲和申秋成领导的地下党游击队,相信毛泽东和他与朱德领导的中央苏区井冈山根据地,拥护毛泽东的中央红军。但盐亭本土地下党游击队又是直接接受,川北带领红四方面军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影响的上层地下党的指挥,拥护毛泽东和拥护张国焘,会反映在下层与上层的矛盾上。当然何拔儒也明白,在高灯被杀害的300多共产党人,不是类似井冈山根据地1930年席卷赣西南的“肃AB团”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杀害,而是被国民党田颂尧的29军围剿红军顺手干的。谈论“借刀杀人”,是讳莫如深的;经历过那段大屠杀历史的人们无不谈虎色变。
当然即使在没有29军围剿红军之前,何拔儒也明白,给何增甲和申秋成等领导人谈他听到的中央苏区那时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也是讳莫如深的。何拔儒所闻的,是以毛泽东为书记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益于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的支持。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井冈山形成了难以解决的土客籍矛盾。土地革命开始后,井冈山形成了土籍、客籍。对井冈山的“土著居民”来说,从异地迁居而来的客籍人是“入侵者”;对客籍人士来说,为了生存自卫的需要,就有武装自卫,这让毛泽东也觉得很不好处理。湘赣边特委利用假称开会攻打吉安,于1930年2月21日把袁、王杀了。袁、王被杀后,袁、王余部立马投靠了国民党,而使毛泽东在赣西南苏区结合中央左倾肃反乱打乱杀AB团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也是让人们讳莫如深的。因为当时发生把富田事变定性为敌我矛盾,要求红二十军拉到中央苏区,随后以招开会议为名,把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500多人全部集中到于都县的平安寨缴械,最后全部枪杀在平安寨,红二十军随之解体。袁、王问题得到公正解决,是直等到21世纪袁、王才被追认为烈士。
如果把地下党领导人袁诗尧和侯伯英,与何增甲和申秋成作比较,他们都是盐亭本土人,袁诗尧和侯伯英主要是在盐亭县外领导革命,何增甲和申秋成是一直在盐亭本土农村梓江榉溪河龙潭地区领导革命。集体屠杀何增甲和申秋成等300多共产党人的,主要是国民党田颂尧的29军,而袁诗尧和侯伯英曾在田颂尧的29军军部作过地下工作,这当然也使敌人恨透了袁诗尧和侯伯英。扑灭盐亭革命老区1925-1935年地下共产党人和领导的革命武装,虽然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执行的,但难道没有党内高层路线斗争带来的伤害?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书写过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了陕北革命老区后,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等在陕北革命老区共产党人中开展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把陕北革命老区创造苏区、创造红军的原红26军领导人刘志丹及红26军营以上干部抓捕。
戴季英曾是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审讯部长、红25军74师师政委,1932年11月下令将74师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抓起来,全部杀掉。张国焘(1897-1979)是1931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1932年10月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1932年12月下旬开始,张国焘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1935年4月他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张国焘见他的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毛泽东统领仅不足一万人马,便想争夺中央领导权,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竟然悬挂出“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幅标语。朱德对此三番五次劝张国焘不要这样搞,张国焘听不进去,还怂恿部分人围攻朱德。1935年9月在川西,张国焘又以学习为名下令将红33军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集中关押,随后,将邓廷壁、高继升等二百余人陆续被处决。回顾80年前何增甲和申秋成以及他们领导的地下党游击队“工农前卫团”300多共产党人在高灯镇遭大屠杀成谜,今后能否得到公正解决呢?从那时起,何拔儒开始考虑如何争时间、抢速度,来保护他认为的四川上古盆塞海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遗存问题。
但到他1955年去世前,盐亭数十座古山寨遗存已被拆得荡然无存,数千册古籍资料已被烧毁。据传当时毛主席曾派人要接何拔儒到北京去,年事已高的他非常感谢;他说:“主席,还记得在长沙的事情!”
三、海啸遗迹考古与大围坪地貌
盐亭乡村名士杨太虚(1874-1943),一生通医术,长经史,善诗词,博学多才。1919年在盐亭黄甸镇三元笼子寨山上创办存古学校,发展桑梓文化。杨太虚亲自到南充存古学校再三请何拔儒回乡担任该校主讲,何拔儒也知道黄甸笼子寨地区是嫘祖、黄帝联姻之地的传说,该处天地灵气厚重;杨太虚为办“存古”学校,云游四方为民众治病疗伤,脚迹遍布南充、西充、南部、盐亭、三台、射洪等县,所得钱粮,概作办学之用。聘请至诚,感动之下,何拔儒虽觉得条件差,薪俸薄,但也认为是振兴家乡借力的一个平台。于是他告别张澜回县,从此没有再离开过。何拔儒的到来,西充经史名流蒲墩孺等教师也受聘跟从。这些消息传出后,短期内便收有170多名学子。四川大学历史教授蒙文通(1894-1968),也曾在此读过书,听过何拔儒讲远古盆塞海文明与海啸遗迹大围坪地貌考古。何拔儒除笼子寨上课外,1923年在金孔第四完小任教。1926年在盐亭县立女子小学、盐中任教。1927年任榉溪小学校长。以后又分别到高灯场范家观、天垣场盘古学堂、九龙场珠瑙沟等存古学校任教,及金孔乡中心国民学校任校长。1939年盐亭县长蔡天石,聘请何拔儒主编《盐亭县志》。
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何拔儒已经79岁高寿,作为协助他修志的与他同期留学日本的老乡、同学张维川,可能是这年去世的,他和何拔儒受盐亭县政府聘请编修的《盐亭县志》仅写成初稿。这时县府又花300生洋请折弓乡拔贡王缙绅修改;继又别致酬金,请盐中国文教员张伯良(张维川之孙,川大毕业)增删润色。后被宏济中学校长敬百皆插手,揽志稿于已室,添了一些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私货,拖延数载。以致县长蔡天石调离盐亭后,修志无人过问,结果全部志稿不知下落。造成民国二修县志无果而终。有人说,何拔儒1955年93岁病逝,建国初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文史研究员后,经常为四川文史馆提供资料与文稿,这是不确实的。何拔儒生平著作的《四书题窍》都不能保存下来,他早对“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学术思考不愿留下文字,更不愿公开进行文字争论。
不是何拔儒看走了眼,这只有时间才能明白。何拔儒是属于毛泽东岳父杨怀中的那一种人:研究经世之学,暗中也探讨了解“东洋”和“西洋”的国家形态以及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文化,都是为重视家乡建设。何拔儒和杨怀中在日本弘文学院,以及杨怀中从欧洲留学回来,他们一起在长沙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教书时,这都是他们经常私下讨论的问题。原因是,何拔儒在日本时,告诉杨怀中,他家乡盐亭县有盘古和嫘祖出生的传说,让他的探索产生了有人类远古联合国的猜想,以此也能解答世界大同走和平崛起的多元一体的形态,而不是走国家、民族以各自的利益纷争的世界分裂的多元伦理道路。这使杨怀中感到找到了知音。杨怀中极为秘密地告诉何拔儒,1897年他就读于岳麓书院时参加谭嗣同派的南学会,就听说谭嗣同赞同以中国为首,联合美国、英国、日本组成以人民自决的多元一体的国家形态,但谭嗣同等人遭到慈禧太后的追杀。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专攻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的经世之学,也是为了解决和平崛起的多元一体的问题,但没有从人类远古史提供的资料来研究。
日本是多元一体的形态,欧洲英国、瑞士等也是多元一体的形态,它们到底是何种起因?日本和英国、瑞士等东西方多元一体的形态有什么不同?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文化会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是他们两人在日本时在一起决心终生暗中研讨的课题。1909年杨怀中有机会到欧洲留学,何拔儒以这个课题为由是特别支持杨怀中亲自到英国、瑞士等国考察。1913年杨怀中从欧洲回长沙后,也以这个课题为由是特别希望何拔儒到长沙来,他们好在一起研究。他们还听从老朋友、老革命党人陈润霖的意见:著书立说不如寻求后继人物去实践来得快。所以他们三人在共同物色、考察选择到毛泽东等革命后生上,目标是一致的;在当毛泽东的红娘上,想法也是一致的。毛泽东1924年当上第一届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前,在湖南省内发展成立国民党组织,比他发展成立共产党党组织还快和成绩辉煌,不能不说有他这些老师多年培养指导分不开。而1935年前,何拔儒在他家乡梓江榉溪河龙潭地区以办存古学校,物色、考察选择到何增甲和申秋成等,支持他们领导地下党游击队去实践探索,也是借鉴了陈润霖、杨怀中等老朋友、老革命党人的经验和方法。当然,这些是不能公开示人的。
2014年5月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盐亭闲话》一书,有讲何拔儒的成就的内容,该书总结了三条,代表了目前盐亭一般的人的普遍看法:
A、何拔儒是晚清廪生,有深厚的传统国学知识。著有《四书题窍》。
B、何拔儒系四川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与对比研究方法,可称为盐亭教育史上学贯中西的人物。诲人不倦,修身养性,与世无争;知性合一,立言立德。为盐亭教育事业贡献绵长的一生。
C、何拔儒对四川文史,现称为“蜀学”很有研究与见地。开启盐亭本土文史研究的先河,被当代嫘研学者追认为第一代鼻祖。建国后也是四川省文史馆文史研究员。曾参与编修《盐亭县志》。
这三条也许也是何拔儒谋略,希望可以公开示人的东西。应何拔儒的后人的要求和《盐亭闲话》的激发,我们决定利用在家乡梓江榉溪河天垣地区60多年中耳闻目睹收集的材料,来和大家探讨。四川盐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顾问石云龙先生,从1950年到1979年退休,都在盐亭梓江和榉溪河交汇的玉龙区粮站当站长,1950年他在土改工作队时见到过何拔儒。他是盐亭研究盐亭籍唐代韬略大家赵蕤著作《反经》的权威,写有“解破赵蕤撰写《反经》之谜”。他认为赵蕤写的《反经》(即《长短经》),是为当时唐朝中央政权改革人物武则天的改革服务的理论著作。因为在唐玄宗执政年代,赵蕤崇拜嫘祖野蚕家养,衣服天下,是人文女祖,武则天继嫘祖之后是中国第二个女中强人。在男权社会里赵蕤主张男女平等,赵蕤自然会站在武则天一边。赵蕤写《反经》不是空穴来风,是借古论时政,有其针对性。《反经》注重分析帝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对他们所犯的错误,针砭入里,令其难以虚假伪饰。
如果何拔儒赞成石云龙的意见,那么他也许认为盐亭籍宋代大书法家文同也是一位韬略大家。但文同与赵蕤的为中央政权上层人物的改革服务的谋略不同,文同是为地方政权打压的下层人民的要求服务,施展谋略。文同在宋代四川作井研地区的行政长官,当时生产盐巴属于国家垄断,是国有企业。由于大天干,加上外省的海盐低成本大量生产,冲击内地四川的高成本井盐生产,井盐推销不出去,生产盐巴的下层人民还要向官府完成交款定额,人民生活不下去,饥民和暴民时有大规模冲击官府,中央政权只一味要求地区行政长官进行镇压屠杀。当时中央政权上层人物分为王安石和司马光两派。文同利用自己的书法成就,因为这两派都得罪不起,就给这两派上层人物送书法墨宝,给他们都歌功颂德,以此讨好他们,为自己改革官盐为私盐承包开采作掩护。即文同不但不镇压,还启用饥民和暴民中的一些首领,去组织井盐生产。其次,文同还把自己家乡盐亭先进的深井开采井盐的方法,改进后引进到井研地区,由此该地区饥民和暴民的暴动很快平息,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所以何拔儒研究盐亭古人的韬略,更推崇文同。
也难怪文同死后近千年,今天还有英国学者维尔教授在井研地区,对四川古井盐作了近十年的驻点系统研究。从维尔在《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的文章来看,大大突破了盐亭本土一般学人和国人,对宋代画家文同的研究。因为从古至今我国学者对文同主要集中在诗、画、字、词所谓四绝上,而维尔教授却从古代井研地区长官文同组织深井钻孔取盐水和天然气等第一手资料中,得出中国比西方深井钻孔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还早几十年,从而认定文同为石油之父。由此可见,国外学者的参与中国古文明的考察和研究,能够打破中国学者传统的定势思维。
在何拔儒的影响下,杨怀中也想到他专攻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也能从发挥谋略的正能量方面去挖掘,这对政权和政权人物是有帮助的。于是他们在长沙时,共同把古代“近交远攻”和“远交近攻”的谋略,引进来研究人类上古文明,和当时阶级斗争中政权和政权人物现象。用当时已知的唯心思想和唯物思想两种的考量,研究人类上古文明的政权和政权人物现象,又有民主思想和集体思想两种的考量。从人们对待两种的考量的态度上,有人把人群分为激进派和强硬派:不赞同民主思想者是强硬派。不赞同集体思想者是激进派。主张民主思想和集体思想都不好者是偏激派。认为民主思想和集体思想可统一者是温和派。
细心观察不难看出这四者虽有区别,实际他们对研究人类上古文明只用到唯心思想和唯物思想两种考量的层次就算了,并没有进入深水区。因为如果再分为把人类上古文明史用神话传说描述的是唯心派,用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描述的是唯物派,来命名。而采用神话传说描述,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人物王表分期方法;采用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描述,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年表分期方法;但只有把王表和年表统一起来用于分期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反对王表或年表或结合的是前三派,反之是温和派。如何对待前三种人要有策略,通常要装作好像不知道他们态度的好坏,且应在交往、借用他们的材料中前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前三种人很多,他们有强大支持者,不能随便表态,也不宜直接反驳,要用扎实的研究说话,走自己的路。
例如把主张民主思想和集体思想,引入“近交远攻”和“远交近攻”的国家内外纷争的政权和政权人物现象史,分析运用这两类对立的方法胜败的概率统计,可以看出激进派采用近交远攻的多,强硬派采用远交近攻的多。其实,民主思想和集体思想都是好东西,问题是有的国家或民族的政权和政权人物,是拿它们做幌子,想的是把近邻的国家的大片土地纳入自己的国土范围,或把远邻的国家纳入不平等经济交流的范围,这叫“侵略”。然而人类自然形成的远古联合国,没有这种现象,这就是“天下莫非王土”的由来。这个“王”,就是“远古联合国”或称“远古联合国的王法”。违反了,“远古联合国”的政权和政权人物组织的军队,可以出面强制维和,或捉拿违反“远古联合国的王法”者问罪。这是与今天以战争胜负形成的联合国不同的地方。如果今天是类似那种“天下莫非王土”的远古联合国,各国之间经济的交流,如国际旅游规则那样,用一种没有贸易保护的平等往来,何来的侵略?把近邻的国家的大片土地纳入自己的国土范围,有何意义?所以拿民主或集体幌子侵略别国壮大之国,如瓦解,就自认倒霉。
1、何拔儒、杨怀中、张澜智染古文明热土
何拔儒看到朋友、师弟杨怀中在长沙和北京极力培养毛泽东等湖南的革新后生,为他们共同认为的专攻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经世之学,出路在有多元一体和平崛起的家乡建设实践人才,已初露曙光时,他产生了一种紧迫感,特别是看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等已经产生了扑面而来的风暴。他受张澜召唤返回四川,还与这时杨怀中要离开长沙到北京有关。1918年何拔儒到张澜的南充私立存古学校任校长兼教习,他高兴的,他已经能直白地与张澜私下讨论,他和杨怀中心中拥有的那张打造多元一体和平崛起的家乡建设实践的后继人才的宏伟蓝图。
张澜赞同何拔儒要把家乡盐亭的古文明遗址保护同工业革新、教育革新结合起来。在解决缺少开发资金上,张澜还帮何拔儒想出了一个高招:把家乡一些价值连城的上古碑石,先暂时抵押给上海、天津、北京等东部的大户人家的朋友,以为筹集“存古基金”垫底。1917年至1949年盐亭县办各类存古学校一百多所,办新式缫丝厂近200家,送留学归乡的学子有十多人,不能不说包含了何拔儒、杨怀中、张澜的智慧。在何拔儒家乡榉溪河龙潭村办的“龙潭中学”,还是盐亭县第一次办起高中班。到解放时,该校有初中毕业生近800人,高中毕业生近200人。这里还值得提何拔儒最有智慧、最有成效成就的是,从1919至1922年期间,促成在梓江榉溪河畔盘古故里天垣大围坪的盘古垭口,建起纪念盘古的天垣场和同时在街口建起天下第一楼的存古学校。盐亭嫘祖研究能够薪火相继,就是得力于盘古故里的“天下第一楼”的兴建。中共盐亭地下党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的申秋成,就是从天垣场天下第一楼的存古学校走出的。
梓江榉溪河畔在盐亭革命老区是最早最快建立起数十个村庄的农民协会,还组织起龙潭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革命的大风暴遭反革命疯狂镇压,倒在血泊中的很多共产党人,是何拔儒教过的学生。在经历各种风暴的何拔儒深知,存古学校办在古庙,不管是讲传统的四书五经还是新式的国民教育课本,都很难传播中华上古盆塞海文明的研究成果。因此他鼓动乡贤在发掘出“盘古王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古垭山口,修建纪念盘古的天垣场。
1922年天垣场修建才初具雏形时,他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建议在天垣场再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人称“天下第一楼”。原因是,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戏楼临沟,地势较低,面对盘垭山麓的盘古庙。而楼面建得比很多乡间戏楼高,因此楼下及戏楼前面和左右的平地,都可作市场。例如楼下有柱子,好拴猪、拴牛,就曾是人们作牲畜交易的地方。如此开放的课堂,坐在楼上的男女学生和老师,一举一动都受到赶场群众的监视。学校收的学杂费虽不高,但上楼的还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由于何拔儒曾把许多学术观点与他相似的学者或教师,推荐到此楼上公开讲学或教书,使得一些学术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
原因就是在楼下旁听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笔者之一就出生在天垣戏楼后的芳草沟,读中学时的假期里,常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多次听到过生产队里的一位叫“何吉光”的贫农,在劳动后的休息时间或评工分时间里,给人们“吹牛”谈一些天垣戏楼上教书先生的故事。这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在1950年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弘儒、任望南等一批支持“存古理念”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了,何拔儒的儿孙也在其中之列,所以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
带着家乡从盘古到嫘祖文明是否存真的疑问,笔者之一在武汉完成大学学业,又在重庆工作十多年,1981年调回盐亭工作,正赶上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走上成熟期,社会容忍从新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角度探讨问题。1988年3月1日我们在盐亭县文化馆主办的铅印小报《云溪》上发表《盐亭八大远古文化传说》,公开提出“嫘祖为盐亭姑娘”;接着在1989年9月23日又在《四川日报》上发表《嫘祖是盐亭人吗?》的文章,引起时任绵阳市市长王金城同志的重视,盐亭县人大和政协的领导也积极组织考察,从此拉开了嫘祖文化研究的新序幕。其实,20世纪初盐亭县之所以能走出众多的教育名人,是早在1863年,即何拔儒出生的第二年,盐亭已拉开近代化的序幕。这个标志是在盐亭县城东门外的凤凰山顶,以感恩随代盐亭县令董叔封,教民栽桑养蚕之德,重建了一座高6.3米,呈六角形的纪念亭。
盐亭人知道感恩,也许同时已明白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在近代工业化经济中的地位,才选择了董叔封的。众所周知,《圣经》的最大谜团之一是谁写了《死海古卷》?何拔儒从当地传教士得知的一些最古老的圣经文献故事,联系我国的古籍《山海经》和天垣的盘古传说,他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而得以保存的。因为盘垭村天垣的盘古传说以及洪水朝天等传说的“创世纪”,与《圣经》记载的一些部分有神似;因此反过来,把《圣经•创世纪》和《涸海古卷》结合看成一个完整的序列,那么也许能说明人类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四川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如果说今天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特山附近,发现的《创世纪》中所描述的诺亚方舟的船身残骸,可信度不高,那么联系何拔儒认定的天垣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也说它的可信度不高的话,当然何拔儒也猜知在今后各种革命极左的狂潮下,它们就更难保住。所以何拔儒从日本回来后,心中的蓝图就是在家乡发动榉溪河畔有影响力的人家,在盘古垭村大围坪,修建天垣场和存古模范学校,以赶集市聚集人气。
笔者之一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但我们的“人学”启蒙是从其童年记事起的经历冗余就开始的。穷人和富人、东方与西方等严肃而敏感的话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来不是光针对“敌人”,对“内部”也会不放松。例如刚解放,我们才四、五岁,山区农村搞土改、斗地主、分财产、镇压反革命、收缴枪支等如暴风骤雨。但我们这类穷人翻身后的孩子,还只知玩“水枪”耍。这是把大人用后不要的竹颠子,取下一节做成一头不要节疤、一头留节疤并在节疤下钻个小孔,做成水枪竹筒;再取来一根小树棍,一头用烂布条扎起来做成竹筒的活塞,把带活塞的树棍插在竹筒里,水枪就做成了。利用真空原理可以把水抽进来,再推树棍把水喷射出去。我们有时带水枪跟母亲洗衣服到水边玩耍时,不经意间喊出“水枪”,常爱遭母亲打耳光,也不说理由。打多了,四、五岁的孩子自然也会问母亲为什么?原来那时即使是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队伍里或有闲人捕风捉影听到你家里说带“枪”字的话,也会汇报怀疑其家里藏有“枪”,遭无辜、遭搜查。女人间管教孩子话语的“神秘”,男人间传流类似“何拔儒曾是毛主席的老师”话语的“神秘”,这种从一批积极参与阶级斗争的贫下中农群体中所见的不声张,也许在孩子的眼里也明白什么是“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
何拔儒到长沙任教,由于帮助携带有革命团体的秘密任务,不是公开的,除张澜外,四川及盐亭在1913年到1949年期间知道何拔儒接近过陈润霖、杨怀中、毛泽东的人很少。1917年何拔儒告别杨怀中,回四川推动他和杨怀中的“存古理念”办新式存古学校时,和很多朋友常争得面红耳赤,这使很多朋友感到何拔儒大变了,不是原来的何拔儒,也不知是为什么?这些时候,常常是张澜出来调停。张澜解决的结果,是最后大家相约:多在各处办存古学校,多搞类似培养人才的基金会,让他们的后人去争论解决。这种模式的决策,由此在盐亭,王济钦、杜润之、范蜀林、吴家义、任望南、赵弘儒等一批革新人士聚集在何拔儒的周围,而在基金会的资助下,蒙文通、袁诗尧、蒙思明、何希唐、范仲纯、袁焕章、岳鹏程、谢趣生、王剑清等一批后生,被送进存古学堂或到国外留学。
2、全球海洋文明观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万年史
何拔儒的“人类文明起源于大地震假说”,实际是在“水”上做文章,并首先冲击了钟毓龙的“尧前无黄河说”。何拔儒认为,帝尧时黄河的河床是有的,当然更谈不到东面的大海倒灌淹没到太行山。何拔儒说,约公元前8000-3150年,现在的川、甘、陕是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引起长江断流,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那么四川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到约公元前4170-2070年,如果相反的组合---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即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那么帝尧时代,黄河淹没了陕西、山西两省大部分面积的洪水从何而来?何拔儒说,以此类推除长期的暴雨成灾外,可能此次还有类似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组合的大地震,同时造成黄河三门峡的山崩堵塞,黄河才能够如此成灾。
第一次长江三峡上面的盆塞海地裂溃坝,发生在河姆渡文化产生之前,为河姆渡文明创造了条件。第二次同样的长江三峡溃坝发生在江汉文化产生之前,为江楚文明创造了条件。此论何拔儒实际是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远古联合国假说”。
2014年6月间,盐亭远古文明遗址考古真的又有了新发现:一个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商周文化遗址,在盐亭县新农乡境内被偶然发现。这次的发现,是由盐亭县新农乡鳌鱼村一个建筑工地引发的。遗址发现地位于潼江左岸,岸边一工地东南方向堆了大量的泥土。当地群众称,这些泥土是修建中挖基础时转移到这里来的。在泥堆里,用锄头挖,或者用手随意一刨,就能看到有陶器碎片出现。这些碎片面积都不大,有的口沿上有花纹,还有的背面则是呈网格状或绳纹状的饰纹。经工地外一条水泥路上行,左侧的绿化带泥土堆积中,同样有大量的碎片出现。绵阳市文物局考古队长宋建民用考古发掘工具在现场临时清理后,认为这里还有大量的原生文化堆积层。右侧的绿化带树根下,也有大量的碎片出现。宋建民分析,与下游的堆积相比,这里的文化堆积距离地表更近。宋建民介绍,早在半个月前,他偶然路过这里时就发现了这一文化遗址堆积,并上报省文物部门。
在第一次发现这一遗址后,他与盐亭文管所工作人员就在现场清理出了约百件陶器碎片。在后来的现场查勘中,又有大量的碎片从泥土里刨了出来。这些碎片中,包括商周时期最典型的花边口沿陶罐碎片、网格纹陶器、粗绳纹陶器,也有部分陶质的器座。宋建民介绍,古人类生活都喜欢沿山邻水而居,而这次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址所在地,背后就是一片山林,面对着潼江,符合古人生活的选址条件。根据地形特征和现场发现的大量碎片可以看出,这里在当时应是一个小型的生活聚落遗址,虽然省内的商周文化遗址时有发现,但在绵阳境内还属首次发现。从在江油大水洞曾出土了花边口沿陶罐,在绵阳边堆山也发现了同样的器物,可以看出这种文化特征应该来自于岷江上游。在成都平原地区,距今约4500年的宝墩文化遗址也有花边口沿陶罐,但到了商周时期却突然消失。在绵阳境内,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一直是考古发现上的空白。1987年,盐亭县麻秧乡曾出土了10块商周时期的石壁。文物工作者近年来先后多次寻找,都没有发现。而此次在盐亭新农乡境内的发现,将古巴、古蜀文化的发展完整的串联起来。因此,此次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址,可以说是连通古巴、古蜀文化的重要节点。宋建民呼吁,暂停遗址区域的施工建设,开展考古调查,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实《盐亭论坛》就有网友说:“这些东西在那边河里到处都是”。这不奇怪:据北京《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文学家协会主办)2000年12期发表的《绵阳盘古的传说》讲,相传8000多年前远古的法天法地时期,曾因地质变动几度出现过盆塞海的四川,是东南西北中原始部落放逐人的地方,使盆周北部川、青、甘反而产生了极高的文明。例如黄河一次流入四川的下段西陵河的盐亭县玉龙镇梓江河坝,U字型的河弯因搭救起许多从上游放逐下来的战俘、犯人、叛逆者和西来游客,反而成就了这里“西仔山”对面陶器工场的规模宏大,而被称为“祠窑坝”。在玉龙“祠窑坝”,类似新农乡鳌鱼村的古陶器碎片,曾也是到处都是。
公元9世纪出生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似乎把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中国人的祖先首领,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但他们用的阿拉伯人的名字。何拔儒在日本,曾读到这本《黄金草原》,他震动了,但他也有疑问。因为他早探讨家乡四川省盐亭县天垣地区的远古传说,即这里不但出了黄帝元妃嫘祖,而且还是盘古故里。证据是说,大禹治水是一件利国利民的紧急任务,盘古故里有民众作向导帮他寻找木材,但他带领伐木部队遭到临近该地的文昌后人中的顽童主的百般阻拦。在万般无奈之下,大禹只得下令诛杀了梓潼顽主。治水成功之后,约公元前2070年,大禹接替舜帝登上帝王之位,但他十分思念家乡盘古故里人民曾经作出过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约公元前2045年,大禹亲自来到盘古王的诞生之地天垣盘垭村,在盘母石旁立下一方经他多年考证的王表龟碑,记下了从盘古到他大禹四千多年间中华帝王的更代情况,即后人称的“盘古王表”。正是有这件王表龟碑的嫘祖故里和盘古故里的传说,使何拔儒关于盆塞海的推证联系到当时仍可看到,从盐亭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有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
这种大围坪地貌,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水平线也会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地貌学、内蕴地貌学、海啸地貌学到内蕴海啸地貌学,可像《计量历史学》一样来求导。郭静云教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能在长江流域,而不是黄河流域。但代表北方族群的政权,打败了南方古文明,从而一切神话是经由北方族群传给后世,失败者的神史,变成胜利者的荣誉神史。五帝、尧舜、禹汤等早期神话,来自于不同文明的故事和英雄传说,其中源自长江古文明的成分相当高。文明原有的历史,汇入新文明的历史中。文献的历史不是表达客观的历史,而是表达编故事者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政策等目的。这,我们赞同。但郭静云教授把中华文明的起源由南向北转移的时间,推迟到夏商周,认为湖北江汉平原的荆州城荆南寺遗址、大溪时代和盘龙城等长江中游20余座古城属“江河联合城邦国家”,夏朝的都城曾仅在盘龙城。这,我们不赞同。并认为郭静云是陷入“王玉哲悖论”。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1959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的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为信史的认识。但我们对此有不同看法,因为王玉哲教授2000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一书,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王玉哲先生困惑的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因为这种版图很小,连王玉哲也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王玉哲的这种看法,用的是秦以后的国家专制更为集中,更为统一的疆域概念,使中华远古史王朝的疆域并不成其是中华当时实际的疆域,因为西南没有了,东南没有了,西北没有了,东北没有了,而只剩下中原偏东部分;他书中对成都平原早发现的中华远古三星推遗址提都不提。而秦以前的国家观念,应看作仍然传承有中华远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期的多民族联合国的影子,即王朝的传承是以顶尖优势的阶段性较量为标志的,局部地区的二级政权有的也如此。以此理解中华民族的远古版图,才更为完整、真实。
其实,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和湖北江汉平原的盘龙城,都可以看出夏朝的整个疆域,也包括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推在内。郭静云教授认为,仅仅基于将二里头当作夏都的“定论”作为前提,而缺乏事实证据。黄河上、中游的齐家文化,在北与安德罗诺沃交界,部分早期青铜器的器型似乎源自中亚草原,齐家的青铜技术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应有某程度的关联,但否认齐家等西北地区文化与二里头青铜器的关联:其器形与金属的元素成分皆不相同,说明两者来源不同。关于盘龙城的崛起,郭教授的推论是:在汉水联合古国的城邦发生权力斗争后,位于东边的城邦打败了西边的大城,这或许能够说明石家河的没落和盘龙城的兴盛。东边离矿源较近,因此可以掌握矿藏,进而控制提供给西边城邦的矿产数量。因此在青铜器技术对经济的影响愈来愈高的时代,西边的石家河难以持续掌握其中央地位。另外中华文明的起源由南向北,郭静云说是北方族群对马驯化、骑马、使用马车的认识,让他们更加剽悍有战斗力;这与盐亭很早前出版的《嫘祖研究》记载的嫘祖与黄帝的传说,很吻合。
远古四川盆塞海干涸前,围绕青藏高原河流下游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第一次形成了人类“远古联合国”,《山海经》既类似“涸海古卷”,又类似“远古联合国史”书。嫘祖与黄帝联姻,让远古联合国政权和平过渡分割到中原和全世界,反对这种交接的,既有嫘祖故里传说的“金二伯射黄帝”,也有内部、外部刑天与黄帝争“神座”的著名传说,可印证。秉承何拔儒先前远古联合国等思想的理解,甚至对“中国”的“中”字来源、“汉族”的“汉”字来源,有文章说:藏象“中”字,包含从“众”音以及“中原、中和、中庸、中正、众”等意思;“汉”字包含从“汗”音以及“汗牛充栋、大汗长流、大汉、汉族”等意思,两者宝藏“多数原则”。
蒙公甫是何拔儒在家乡的好友,他们同中秀才,同补禀生。何拔儒回国时,蒙公甫已是成都府学教授,通过他的人脉,何拔儒先在潼川中学任教习,1908年任成都川北中学校长,1909年调任四川师范大学学监。何拔儒向他的川内朋友们交流在日本的收获时,蒙公甫却认为:“蜀人来源于氐羌人”。他以蒙家为例,“蒙”古读“岷”,即盐亭县蒙氏也来源于岷山,而岷山是氐羌人古居的地方。何拔儒则说:“中华文明是多源一体,但也存在各个时期的顶尖优势。”他举例: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的大围坪和山寨地质地貌,说明5000年前四川曾发生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而中华民族的开国先王盘古等,就是在同这个盆塞海的搏斗中,开创了更多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所以中华民族早形成于盘古开天地,氐羌人仅是蜀人的来源之一;而且在“盘古王表”中,约公元前5770至4070年,蜀山氏就有6代掌握这个优势,而做过中华上古时期的首领。
远古中国盆塞海连接全球海洋文明,应成为我国当代海洋文明发展的新起点;且中国远古盆塞海文明更具有亚洲---太平洋边缘海文明的特点。太平洋文明,早期是西部的亚太文明---秦、汉、唐、明之儒家文明与佛教文化,向日、韩、东南亚诸国传播;东南亚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交汇,具有周边移民所带来之多元文明(语言、文学、习俗),佛教、回教与印度教交汇之特色。20世纪后期兴起的亚洲四小龙海洋经济文明,以及21世纪中国制造业与海外贸易影响加大所兴起的,以京、沪、穗为中心的中国文明效应。
太平洋东部是亚欧移民与美洲土著文明之结合,而远古四川盆塞海文明的先民,沿盆地海边四周聚居,开发早,但后来发展缓慢。这也符合规律:盆塞海干涸后,就主要为陆地一统文明。到先秦统一中国,才促成了东方海上移民与汉文化的东传。到盛唐与明朝,丝绸、瓷器、香料、药材贸易与移民,经海路至东南亚及东非,伴随贸易传播了语言、文字、汉医、宗教、艺术以及耕作、工艺技术,活动限于第一岛弧以西的渤、黄、东、南海域。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的第二个特点,是使世界远古文明的分化具有区域性。远古人类从非洲走出,开始开拓有关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即使这是一种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此时从远古四川中国盆塞海文明的走出,造就全球的仍是显著区域海洋文明的烙印。
而约20万年前又为他们从非洲走出,提供了陆路和海路的信息。由此不难想象世界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有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这就是人类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四川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再一个证据是四川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其次人类进化,数十年来一直把类人猿的进化立足于非洲,但是否世界的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呢?
问题是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缅甸和其他亚洲国家发现的化石,只颠覆了非洲是类人猿灵长目动物进化起点的观念,揭示的是类人猿祖先最早是什么时候迁徙到非洲,并在那里它们继续进化成为猿和人类的。这要从有海路和陆路的区别说起,来回往返迁徙的时间和路线,对早期亚洲类人猿究竟是如何从亚洲迁徙到非洲的?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会存在分歧。因为当时分割非洲与欧亚大陆的古地中海,要比现代版本宽大得多。它表明迁徙到非洲的发生年代相对较近,是在非洲化石记录中发现首个类人猿化石所显示年代的不久前,这也为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山之类的雪山是人类起源的开端,打开了另一条证据链。
但何拔儒决心把家乡的5,000年到8,000年前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搞个清楚,他猜想的古四川盆塞海文明,建立的远古联合国的版图和地貌,主要是从自然的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及海啸联系的,这与四川1933年发生的8级叠溪大地震的偶然也有关。1992年我们听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讲他的“喻传赞曲线”,证明中国远古史中存在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的科学认识方法。这是他在完成国家交给的“近万年的气候变化曲线”的高能实验测定项目中,发现该曲线在6000多年前和4000多年前有两处出现特高的奇峰,大大超过曲线全段其他地方的峰值。喻教授虽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在惊异之余,终于在远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找到了答案,即中华远古文明传说中有真实成分;“喻传赞曲线”就是女娲王朝、大禹王朝存在的第一批科学根据。
但复杂变迁的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这与四周河流、江水入川也是有必然的联系,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的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成为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此期所谓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迁徙有区别。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亚洲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
20世纪世界风雷激荡,弹指一挥间,直到世纪末中国才将《黄金草原》翻译出版;此时,榉溪河两岸数十座山寨城邦遗址已败落得荡然无存,绵阳第一宝的天垣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已无处可寻。这里只有人们传说,何拔儒是以93岁的高龄于1955年辞世的,他留学归乡,一生未做官,以受聘教学维持生计,但因经常在外,对儿孙影响小。他支持革命,鼓动乡绅贤达办机械化的丝绸厂。另外传说他猜想四川盆塞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中国西部的部落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5000年前联合国的总部就不在美国东部的纽约,而是在中国的西部。可知,如果绵阳市的5000多年前的人类自然文化遗址不遭破坏,又有一批本土出生的杰出历史人才,绵阳建成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之地当之愧 。但人们也还传说,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年青时曾请教何拔儒:“先生、主流历史学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
何拔儒淡然一笑:“历史不是一次就写定的,谁写在最后,谁写得最好。”他还讲了自己在留学期间听到的许多故事:发现集合论的康托尔,发现非欧几何的罗巴切夫斯基,发现群论的伽罗华,都是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康托尔,罗巴切夫斯基还很年轻就获得了教授头衔,但他们都是产生了新创见后,不被自己的老师、朋友、亲人、同事所理解,并备受打击,被逼疯,被逼死或被逼去参加决斗。这种现象也许长期难以改变,因此他愿意埋名乡里,多做些具体事,以等待明天。
3、中华文明万年史争中国自强取新卫旧不同视角
这个明天,也许很难等待到。在盐亭的今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老人还是青年,无论是学人还是苦力,很难见到按何拔儒思路出生的人。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的研究员何拔儒老先生,挑起的这种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史与中华文明万年文明史之争,如果说他生前已经知道高层专家主流在以北京猿人等作依据,但这并非是用DNA科学论证中华五千文明史;那么类此,他也在依据所见所闻的类似1950年发现的资阳人、1933年叠溪大地震及堰塞湖联系1896年日本三鹿发生的大海啸,以及黄龙寺、九寨沟、毛尔盖等大地震后山崩地裂地貌与盐亭大围坪地貌,在推理中华上古早期盘古文明起源于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但何拔儒并不大力声张,而是等待新的材料。事情等到20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堰塞湖”从人们闻所未闻,到成为全国、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词,也许能够理解他的“盆塞海”及盘古“汗”族失落与刘邦王朝才复得“汉”族之谜。
但今天盐亭人考察嫘祖传说的大多数,都还是按照或基本跟着传统中国主流学者的思路在发散。而这类主流学者的大多数的主要观点, 具体针对到何拔儒的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万年史,可分为人类起源的地质和基因等问题的争论;所使用的多元论起源说,实质也许是主张世界是分裂的,即使类似今天联合国这种多元一体,也是战争对抗的结果,其功能也是松散的。当然多元论起源说也持有考古证据,而且理由也认为很有说服力。以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葛肖虹先生为例,他的观点也许就属于反人类文明起源从非洲和远古中国盆塞海迁徙的。盐亭力挺嫘祖诞生在盐亭的石云龙老先生,也很赞成葛肖虹教授的观点。石云龙认为,黄帝、嫘祖等中华民族的起源,一直仅是围绕青藏高原的昆仑山脉发散开来的,与全球人类起源的多元一体无关。
(1)中华文明万年史争中国自强取新卫旧不同视角,人类文明起源到底类似葛肖虹、石云龙等一方是全球多元分裂对抗崛起的?还是类似何拔儒、杨怀中等一方的属全球多元一体和平崛起的?我们不妨来认真讨论一番。葛肖虹教授在2014年《中国地质》第三期撰文《我国古人类迁徙的探讨》中说:新生代以来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和我国构造--地貌格架的形成,直接影响了我国和全球气候环境的变迁以及古人类迁徙的路径,因此需要地质学家、古气候和古人类学家共同探索,对我国及亚洲新生代以来古地貌、古气候变迁的历史和我国古人类的发源与迁徙得出科学的结论。葛肖虹收集的结论缺乏全球人类基因线粒体坐标的研究,也缺乏青藏高原隆起的时间坐标的研究,但可作参考。下面是他说的事实:
1)1923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国地质学家巴尔博(1890-1977)在河北宣化进行地质考察时发现桑干河畔东城、化稍营、泥河湾一带第四纪的湖相地层中有犀牛等淡水哺乳类动物的化石,于是把这套含化石的地层命名为“泥河湾层”。1924-1926年巴尔博和法国科学家德日进、步日耶并和桑志华对“泥河湾层”进行的考古,认为“泥河湾动物群”相当于欧洲的“维拉弗朗动物群”;具有打击痕迹的石块是古人类打制的旧石器。从此含有“泥河湾动物群”的泥河湾层成为我国北方及亚洲和国际早更新世的标准地层剖面。
2)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中更新统距今约40万年的郝家台组发现了直立的“北京猿人”。1976年贾兰坡、卫奇首次在泥河湾层中发现了古人类化石。闵隆瑞等(2005-2010)在涿鹿盆地小长梁下更新统泥河湾组中发现了古人类化石(腿骨)。于是是否存在距今约150多万年的“泥河湾人”,就成了现今地学与古人类学界关注的焦点。
3)1996年阴家润、崔之久等在昆仑山口早更新世地层羌塘群中发现的208万年古人类遗迹,又提出了一个我国境内古人类迁徙的问题。总之,说古猿人最早诞生在非洲,如埃塞俄比亚90年代发现的距今440万年的“始祖南猿”和距今250万年的“埃塞俄比亚南猿”,是从阿拉伯沿两条路径进入我国,一支通过喀喇昆仑山口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经河西走廊进入我国北方,衍生为蓝田猿人、河套和北京猿人;另一支沿喜马拉雅山南麓进入我国云南,衍生为元谋猿人。他们都绕过青藏高原,自西向东迁徙,然而早更新世时期青藏高原顶面并不高耸,不需要绕行。现今高原顶面的羌塘盆地在当时几近和柴达木、共和盆地成为同海拔高度的泛盆地,阴家润、崔之久等发现的古人类遗迹,被称谓 “西域羌塘人”。那么这是证明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地质板块的隆起,出现距今208万年的 “西域羌塘人”之后吗?这是一个中国自强取新卫旧的重大地质学发现吗?
4)在距今208万年之后,高原地质板块的快速隆升,部分“西域羌塘人”适应高寒缺氧环境成为了高原人,即西藏人的祖先(西藏人和汉人的基因相同说明同源),而大部分“西域羌塘人”适应不了骤变的环境,逐渐开始沿古长江、古黄河源头向高原下方迁徙。其中一部分沿着古长江(金沙江)迁徙到云南,后来衍生为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胡承志,1973;刘东生,1983);另一部分沿古黄河故道的南支在陕西蓝田繁衍为早--中更新世115-53万年的“蓝田猿人”(吴汝康,1965);再一部分则沿着古黄河故道的北支繁衍为中更新世约50多万年的“河套人”(贾兰坡,1951)。那么北京周口店中更新统郝家台组距今约40万年直立的 “北京人”和尚未确证而距今约150多万年的 “泥河湾人”显然和古黄河故道北支的古人类相关。那么葛肖虹这是否是说,可证明西藏人和汉人的基因里,没有和距今208万年之前的全球其他任何民族基因的交流?这是否又是在基因方面的一个中国自强取新卫旧的重大生物学发现?
5)北京--怀来--延庆第四纪地貌地质揭示北京西山坡脚和比高近千米以上的怀来--延庆盆地都出露着上更新统马兰组的湖相地层,说明怀来--延庆--涿鹿盆地在晚更新世以前和华北冲积平原还在同一个水准面上。从古构造地貌上看,涿鹿--延庆盆地和西部大同--蔚县--阳原盆地在早更新世时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泛盆地----泥河湾盆地,它与西部古大青山南的临河--包头--呼和浩特湖盆很可能相连成为串湖,当时的古黄河故道北支并没有向南流,它应该通过上述北西西--南东东向延伸的连通串湖盆地向东的溢流河即古白河、古永定河向南东注入渤海,现今蛇曲弯弯的古河道说明了它们当时是泛海平原的河流。葛肖虹这是否是说,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地质板块的隆起在距今208万年之前,涿鹿--延庆盆地和西部大同--蔚县--阳原盆地,与西部临河--包头--呼和浩特湖盆,都类似是一个统一的泛盆地----泥河湾盆地的比现今低矮的“平原”,当时的古黄河故道北支并没有向南流;是距今208万年之后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地质板块的隆起,这一带才成为高原的?那么何时再发生涿鹿--延庆盆地地质板块与--包头--呼和浩特湖盆地地质板块之间低高的错位变化呢?古黄河史是否要重写?
(2)当然葛肖虹教授并不孤立,中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就认为,杂交在早期是比较少的;到了晚期,因为人的活动能力强了,交往越来越频繁,到后面的几千年就相当频繁了,外来的基因多了以后,就把原来那样的基因组成冲淡了。但吴院士少做过硬的这种DNA交叉的时间标度,只说中国现代人的眼眶有的是长方形的,有的就是圆的,或者是在两者之间的。比如说跟欧洲、东南亚的还有混杂、杂交,就是基因的交流。基因的交流有一些形态上的证据,比如说眼眶,中国大部分人类化石的眼眶都是长方形的,而考古学家在广东地区发现的马坝头骨的眼眶明显是圆的。眼眶的形状,是基因决定的,那么,这个基因是从哪里来的? 在中国找不到根源。而在欧洲,这种圆形眼眶的比例就比较高。就完全可以假设,这个圆眼眶基因的主人是从欧洲“移民”过来,并和当地人成功“融合”了。另外发现广西柳江头骨的枕部鼓起来了,四川、云南各有一个头骨也有这样的构造,这些都是比较晚期的。中国再早的头骨都没有这个构造。而在欧洲,三万五到十万年前具有这种构造的头骨比例相当高,十个头骨当中有九个都有这个。所以说这个基因完全有可能是从欧洲过来的。除此之外,中国古人类还有个别的头骨的鼻梁是比较翘的,这个在中国也找不到根源,可能就是从欧洲或者是非洲过来的,因为那里翘鼻梁比例较高。
1)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许汉奎研究员也是这种思路,他说“南京猿人”2号头骨额骨上的正中矢状隆起低而宽,也与欧洲和非洲直立人及早期智人相近,也证明了中国古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附带杂交现象。其中心意思是人类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不成立,
2)支持反对把类人猿的进化立足于非洲,是21世纪在中国、缅甸和其他亚洲国家发现的化石,颠覆了非洲是类人猿灵长目动物进化起点的观念,且还揭示了类人猿祖先最早是什么时候迁徙到非洲,并在那里它们继续进化成为猿和人类的。因有海路和陆路而有区别,来回往返迁徙的时间和路线,对早期亚洲类人猿究竟是如何从亚洲迁徙到非洲的,发生在什么时候,会存在分歧。因为当时分割非洲与欧亚大陆的古地中海,要比现代版本宽大得多。它表明迁徙到非洲的发生年代相对较近,是在非洲化石记录中发现首个类人猿化石所显示年代的不久前,这也为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山之类的雪山是人类起源的开端,打开了另一条证据链。因为古四川盆塞海文明建立远古联合国的版图和地貌,与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及海啸联系,复杂的变迁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这与四周河流、江水入川也是有必然的联系。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的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成为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此期所谓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迁徙有区别。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亚洲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
3)民间学者中类似支持葛肖虹、石云龙等一方最著名的是云南丽江人宣科,他发表文章宣称:纳西先民直接来源于古“丽江智人”,在经受第四纪冰川的严寒等灾变的考验中,也没有离开过丽江地区,即纳西先民没有经过非洲等遗传DNA的杂交,也是汉人的来源之一。由于宣科没有提出类似上海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金力院士,从DNA角度就中国人的遗传分子进行的实验研究证据的发现,纳西先民是中华古文明中的“超人”吗?但金力等的理论是,由于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智人”难以存活,而非洲靠近赤道的地方因温暖才能生存,使得中国人的DNA都带有非洲的遗传痕迹。
宣科以“丽江智人”否定金力的结论能成立吗?宣科类似的反驳论据是:从民族史上说,所谓纳西族是中国西部羌族向南迁徙中的一支、纳西族是羌的后代等概念,需要讨论。因为纳西先民与丽江智人有着比羌人更加紧密的渊源关系,这也反映在羌音乐中,迄今未见与《热美蹉》之一的任何略同或稍有异同音乐框架结构,说明《热美蹉》只能是独具一格的音乐形式,源自氏族社会前期。在这个时期,羌人远未“南迁”至金沙江一带。羌南迁应是约公元前世纪初左右,即战国初期。这里是讲源,非流;这样《热美蹉》的作者是“髦部族”。他们的后代迁移到今日丽江六区大东一带,世世代代传承了这首极为“原始”的民歌。髦部族不是猎羌,因为这一名号见诸文献是在《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中引《括地志》里面才谈到,而历史学家把势力大的部族的“姓”强加于势力小的部族头上,也是有的。《史记》作者的资料来源绝大部分是官方的档案,未必桩桩可信。
(3)但支持类似何拔儒、杨怀中等一方的,也有国内、国际的学者,例如中外学者合作藏族人高原适应性研究,2014年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单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最新研果表明,早已灭绝的人类群体---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渗入,可能使藏族人更快地适应了高海拔地区的缺氧环境,揭示了通过基因交流帮助人类快速适应极端生存环境的特殊机制,直接挑战葛肖虹和吴新智等人的中国古人无早期外来人基因交流的猜想。
因为中外科研人员对40个藏族人和40个汉族人的EPAS1 区域进行了高覆盖度的重测序研究,发现藏族人具有极不寻常的EPAS1 基因单体型结构。通过与来自全世界的多个现代人人群及古人类基因组数据比较,研究人员发现这个受到定向选择的单体型仅以高频率形式存在于现代藏族人和古丹尼索瓦人中。随着藏族人在青藏高原的定居,这个特殊的基因在藏族人中扩散并保持下来。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藏人祖先与丹尼索瓦古人可能发生过基因交流,而且还表明这种基因交流可能在人类祖先适应局部自然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我们赞成,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中国有类人猿,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各大洲的直立人约100多万年前为什么能到达非洲?约20万年前为什么大部分又能回到祖籍地?“蜀”人最早从何而来?为什么最早吃熟食的是蜀人?不但金力院士所在的复旦大学到华大基因研究院的探索一致,而且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也许能提供类似何拔儒、杨怀中等一方的中国自强取新卫旧的中国式解读。因为被看作支持何拔儒的邓涛等人的新发现,证实以往的一些推测是南辕北辙:西藏披毛犀的出现,表明冰期动物起源于西藏,而不是北极。这是根据西藏披毛犀的更原始形态和更久远的时间,表明它不仅不是北极圈中发现的冰期动物的“后裔”,相反是它们的“祖先”。
西藏披毛犀具有披毛犀的一系列典型特征,然而,西藏披毛犀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进步的披毛犀的特征,表明它在系统发育上处于披毛犀家族谱系的最基干位置,也就是说是最为原始的一种。根据动物群对比和古地磁测定,邓涛等人将西藏披毛犀的生活年代,锁定在上新世中期约370万年前,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披毛犀。根据这些新发现,邓涛等人重新“绘制”了冰期动物的迁徙路线图。邓涛将370万年前的高海拔青藏高原比喻为冰期动物群的“训练基地”。它们在寒冷的青藏高原受到了耐寒的训练,此后随着冰期在280万年前开始显现,西藏披毛犀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走出西藏,成功地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的,而是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
2)类似这种逻辑,既能回答各地的人类起源化石发现问题,又能回答现代人种在非洲汇合杂交的起源。而最早吃熟食的蜀人,正因为具有类似西藏披毛犀一类动物的顶尖优势,在迁徙到附近四川盆地后,由于食物丰富,又学会最早吃熟食,他们的群体组织强度大增,智力开化强度也大增。后随着冰期在280万年前开始显现,蜀人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走出四川盆地,成功地扩展到包括非洲赤道圈在内的欧、亚、非、澳大陆的干冷草原地带。而他们的使者在欧、亚、非、澳大陆的探险和回到祖籍地之间的交流,带回的信息极大地在外来的原始人群中传播,为欧、亚、非、澳等各大洲中其他的原始人群,提供了非洲赤道圈附近是直立人避惧严寒的好去处,从而他们中的一些优势群体大都也迁徙到了非洲。而在约20万年前,又为他们从非洲走出,提供了陆路和海路的信息。而内蕴海啸地貌学是用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定量的,并且没有必要把海洋海啸地貌原有的海水、力源,看作是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的内陆盆塞海,干涸后还要照旧有的必需因素。由此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不难想象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
即人类DNA进化顶层设计3D、4D打印,有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这就是人类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四川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再一个证据是四川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由此不难想象世界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也不难想象中国后来的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问题。
(4)何拔儒那时当然不懂得金力院士和华大基因研究院等的基因实验探索,也没有邓涛等的原始西藏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的发现。关于人类是否有从中东或非洲、欧洲来的大迁徙,何拔儒在研读老子的《道德经》和周易时,从“法自然”的联想,如自然全息“鸟”有孵抱期和迁徙期,由此也想到了人类早期社会有两种集群社会现象: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大范围走世界大同和平崛起的多元一体的形态,和走国家、民族以各自的利益纷争的世界分裂的多元形态。他认为这类似“鸟”有迁徙,是由自然气候的“自手术”造就的。如果说,春夏秋冬这把“手术刀”,仅是温柔分割了候鸟的孵抱期和迁徙期;那么大冰期这把“手术刀”可就厉害了,它已分割到我们人类起源及文明的孵抱期和迁徙期。今天人类文明多地起源说,类似被冰川地质学家韩同林等,用气候“自手术”的第四次大冰期的“手术刀”分割,解答了非洲及中东孵抱期和迁徙期起源说。
1)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及全球海洋文明,具有时代特征、区域特征,以及古代全球一体化发展的特征,现在虽然可参考韩同林等人的研究:第四纪大冰川期,中国已成地球大冰球的一部分;如果设想在约100多万年前,全球各大洲虽都有直立人,但为避惧严寒,他们中的一些优势群体都大迁徙到了非洲,约20万年前又从非洲走出。然而韩同林和徐道一等地质学家,却没有想到超强大地震、大火山、陨石、海啸、台风、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造成的山崩地裂天翻地覆,也是不以人存、不以人亡的同一种地质自手术现象,而且无所谓好与坏。
地质“自手术”现象,不但解答了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及中东孵抱期和迁徙期起源,还解答了继之后,在另一处的东方孵抱期和迁徙期地,是从海洋文明过渡到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的起源。具体地说,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是从灾难兴邦的盘古文明,过渡到实干兴邦的炎黄文明的。光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是含糊的,因有两种了理解,一是从上到下才五千年,二是上下各有五千年。
从科学上说是后者,因为那个海洋文明是属于山海山寨城邦式的盆塞海、堰塞湖型的海洋文明。在上个五千年经历了迁徙聚集交汇,在西南远古盆塞海经历了海洋文明的操练,也经历了超强大地震、大火山、陨石、海啸、台风、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造成的山崩地裂天翻地覆的地质“自手术”现象的磨练。
2)中华民族由此形成了以“多数”原则的大社会族群“汗族”:即汗牛充栋的多与实干出汗之意的盘古文明。但这个文明失落了,直到秦始皇打下重新统一中国的基础,汉初才第一次开始复兴中华古史的历程。
但有网友“采花大道”说:“汉族称谓始于汉朝,关盘古何事?盘古乃古神话人物,居然也能考证得有鼻子有眼”。那么刘邦的汉朝与汉族,和盘古与神话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联系呢?众所周知,其原因是汉朝刘邦与项羽争天下,初年被项羽赶到原古西南四川盆塞海之地立足,刘邦-盘古-汗族-汉族才联系起来。原因是上下各五千年之期间,古的地质“自手术”现象使远古四川盆塞海干涸了。中华民族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其实那时是“多数”原则的“实权派”,掌管着海洋山寨城邦的“会议厅”和“金库”,但地质“自手术”的干涸现象,把他们与“汗族”的多数分割了。
现在很多人以为“汉族”起源于汉朝,一个理由是“盘古”这个传说中的人文始祖,是汉朝才出现的,不可信。其实科学是政治,是灵魂。神话传说在上古,本身就是突出政治。一是神话夸张的想象力,具有吸引聚集人心的效果;二是神话的神奇,才具有传播久远的功效。如果没有神话的科学运用,人类传说能够传承是不可能的。但政治是“中心”原则,盘古文明的失落也是政治。汉朝捡回盘古,是刘邦政治短暂的需要和开放。但终因盆塞海干涸,中华民族的重心移到了中原和东部地区,突出炎黄文明是巩固“中心”的政治纪律或新闻纪律。
再说远古海洋已是全球联通的,海洋文明的发展也是具有开放、传播以至全球交流的特点。远古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一是原始社会、石器时代海洋文明的始萌期,是最初的人类在江河湖海岸地带捕捉鱼、虾、贝、蟹;以鱼骨为箭弩猎取禽兽为食;进而饲养与种植稻粟等。考古学家在太平洋两岸发现砖石质网坠、岩浆岩质石臼等;在我国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等处的古盆塞海岸阶地上,均发现有古船棺木、绳纹瓦器皿的残片及早期以渔、猎、耕、稼活动为特点的古文化遗迹。即远古国家的起源也许首先从远古联合国起源开始的,也与远古早期的非洲海边活动相关。远古人类约20万年前从非洲走出,一部分对寒冷有适应能力的约280万年前从青藏高原来到四川盆地的原始人的后裔们,开始追寻他们吃熟食的蜀人的祖籍地,并在四川盆地开拓起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
3)公元9世纪出生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似乎把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中国人的祖先首领,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但他们用的阿拉伯人的名字。而我国冰川学家韩同林1989年提出,距今约2至3百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全球四分之三的陆地被冰雪覆盖,中国全境也不例外。由于只有非洲大陆赤道附近有绿洲,这就是中国和其他地区有先进的原始人群落,都在20万年前向那里迁徙,从而第一次杂交、融合产生了全球的现代人种。约20万年前至约8000年前,是大迁徙期,现代人种原始人群落分陆路和海路两大类,从非洲走出,陆路向东、向东的,可抵达太平洋沿海。他们这种发展四川远古盆塞海经济市场的历程,从约1万年前到公元前4000年,经过约30多个世纪已成为世界远古文明的中心,并借助海洋,其势力、文明传播至世界各地。 公元前3000年代后,四川远古盆塞海开始干涸,中原农耕经济兴起。 公元前2000年代后,中原农耕经济高度发展与争夺,部落的纷争促进了夏商周等诸朝代的经济又一轮繁荣。
早在1927年,蒙文通先生在《古地甄微》一书中就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江汉、海岱、河洛”的三系学说。这实在与人类大迁徙有关。例如陆路向东第一次在伊朗分支,一路往印度方向,一路往戈壁滩方向。到戈壁滩的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河洛方向 ,成为河洛系;一路往内蒙、河北,东北,山东方向,成为海岱系的先声。海路向东的快一些,第一次在印度分支,一路往缅甸和我国云南、广西方向。到云南、广西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四川、贵州方向,成为河洛系的先声。一路往广东、湖南、福建、江浙方向,成为江汉系的先声。
4、远古盆塞涸海冰川与海啸地貌地质学家之争
何拔儒探讨盘古文明大爆炸类似的“远古联合国及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地理形成”的话题,虽在民间流传,但知道他使用的“硬证据”主要多在地质学方面的人并不多。这不能苛求何拔儒,我们来看2013年9月国外《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报导,英国赫尔大学水文学者Tom Coulthard等,利用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详细地形数据,了解水流如何从山地向北方流动形成湖泊和内陆三角洲,并在一些情况下到达地中海而创建的计算机模型的最新研究,才发现大约在距今13万年至10万年前的间冰期,与现在相比非洲季风能够到达更北部1000公里之外的地方,季风所带来的暴雨可以滋润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山脉。该地区在最大季节性暴雨时节,每一条主要的河流都能够带走大概相当于尼罗河四分之一的水量。这些河流可以在沙漠中创造植被繁茂的“绿色走廊”和大片水域。这样一来,季风暴雨滋润了穿过撒哈拉沙漠的河流,撒哈拉沙漠曾经处于向北流动的三大水系的纵横交错之中,这为人类向欧洲和亚洲的第一次迁徙创造了可能,即早期现代人类就可以经此迁移到北部地区和其他大陆。何拔儒没有计算机模型,但与此相似的被遗忘的是大约在距今两万年至五千年前的中国西南古盆塞海时期,开创的人类远古联合国和盘古-嫘祖文明,何拔儒还是破解了。
(1)如果说远古人类的文明有中东-非洲杂交期和东方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期之间的交流与大迁徙,这就要考量远古早期人类在非洲等海边的活动,如何克服缘于广阔的海洋长期是人类迁徙与交通的障碍的?全球化人种之复式结构与多元文化的结合,是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期区域的特点漫长的历史,形成了世界远古中华文明的分化明显的区域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特征。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时青藏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8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仅仅从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来说,一方面,冰川的融化会在青藏高原和接近地区形成一些高山湖,这些高山湖如果泛滥,就有可能形成巨大山洪,大量洪水将会冲毁途经的一切。
另一方面,冰川后退也会造成当地地质情况不稳定,诱发山体滑坡甚至地震。这些地质灾害都将直接威胁到当时当地的上古人类居民的生命安全,以至影响到国家的起源。但是目前的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远古国家的起源也许首先从远古联合国起源开始的---远古大自然的危险严重程度,抗灾自救的联合、维和需要,远远大于部落之间及个体之间的竞争、争夺以至战争。远古联合国不是联邦、邦联,也不是联盟,而类似今天的联合国,且是强化了的类似维和、维稳机构。至于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机制,类似霍伊斯勒介绍的模型: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地区的伊塞克冰川,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冰川,有80公里长;这个巨大冰川也存在融化问题,这里会定期出现一个高山湖,且这个湖几乎每年都会造成洪水泛滥。
1)这是否可联系存在类似大禹治水和女娲补天的传说吗?类似榉溪河龙潭“龙脚印”,盐亭境内的现在的举溪河及梓江河,其河床石底还留有不少冰川冰臼遗迹之处,这不是张文敬说的距今约1万年后的现代冰川冰臼遗迹,而是韩同林说的这之前的冰川冰臼遗迹。韩先生的《发现冰臼》一书中,已提及榉溪河境内的冰川冰臼遗迹情况。这还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才保护了这些遗迹的,而河床能保护干涸的盆塞海沉积物遗迹,只因在河中才无人去破坏。例如解放后的修小水库、围河造地、养鱼等社会造势,这类沉积物遗迹很多已在遭到破坏。
2001年,笔者之一曾带四川科普协会主席董仁威先生组织的科考队,到盐亭县榉溪河龙潭村河段的河床察看冰臼遗迹;因为上世纪50年代,笔者亲自看过那里有约一里路长、半里路宽的石板河滩大面积,全是像砂锅大小不等的壶穴状凹坑,但此间看到的,已在围河滩造地、造养鱼池下,面目全非。何拔儒比钟毓龙大22岁,就生长在盐亭。他从自然大地震、山崩地裂、堰塞湖、溃坝等联系黄河与长江,推测两大河的水有可能同时形成大堰塞湖,淹没四川盆地。所以,也许不存在海水浅,不能引发海啸的水源问题。至于大面积的沉积物,何拔儒先生考察到盐亭特殊的丹霞地貌“洋港子土”。按地质教科书解释,丹霞地貌是造山运动之前海洋地貌留下的沉积物,那么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只需考察丹霞地貌以上的沉积物了。在盐亭,从北面柏梓地区到南面玉龙地区,沿梓江河流域,有既连续,又间断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说明在丹霞地貌造山运动之后,还有过特大地震,使盆塞海之前的地貌变成了高山。其次说明在盆塞海之前的地貌,有过大河,是黄河还是嘉陵江最早的古河床?只能存而待论。
2)1970年大学毕业,笔者之一被分配在綦江铁矿地区参加大打矿山之仗,綦江铁矿在土台乡。从綦江铁矿矿部到土台乡政府要上一座大山,土台乡政府就在大山顶上的“小平原”上。盐亭玉龙镇是笔者之一的家乡,曾工作在重庆綦江铁矿区,有近五年间多数是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从重庆经遂宁坐长途客车探亲回家。从綦江小渔沱土台山到盐亭玉龙镇西仔山相距千里,以两地的山顶“平原”作标杆,从长途客车外似乎可以望见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两岸,有连成一线的大围坪台地时隐时现。因为在榉溪河畔玉龙镇政府旁的西仔山,山顶上也类似有一个“小平原”。据原玉龙区粮站站长石云龙老先生介绍,西仔山后面的红石垻,他找到过大量的古桑化石。还有家在西仔山的网友介绍,西仔山烧砖和修公路,发现有大量的干涸沉积层。对澳大利亚海啸地貌学,那近五年间也就在脑海中时隐时现,到此时笔者才算“读懂”了少年时在家乡听大人传说何拔儒先生关于盆塞海的推证。
2011年中秋节前后,中央电视台大讲钱塘江潮汐。有一位访谈学者在回答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中说,钱塘江潮汐现象规模之大和奇特,在全世界并不多见,只有几处可比。这奇怪吗?潮汐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为什么只有钱塘江潮汐现象有此规模和奇特,访谈学者说是由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的。同理,盆塞海波及整个四川,为什么只在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里留下鲜明的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也许也是由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的。如中国地质科学院有学者说的“远离海沟和俯冲带,根本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即如果四川在洪荒的历史时期存在盆塞海,那么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里,有没有形成类似海沟和俯冲带的地质条件呢?实际 如果还原盆塞海,就像钱塘江潮汐从长江口上溯到越来越窄的钱塘江面一样,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到榉溪河畔,几千年中多次发生的海啸,形成类似近海沟和俯冲带的一种巨大的海浪,当其接近榉溪河畔丘陵山地的浅水区时,波速变小,振幅陡涨,骤然形成“水墙”,瞬时入侵沿岸山地;那一次次冲刷掉山腰表面的岩石和泥土,才刻蚀出现在还可考的台地大围坪海啸地貌。
   (2)也许对何拔儒的质疑,就集中在地质学的涸海冰川冰臼地貌与海啸地貌之争上。“5•12”大地震后,2010年在《第四纪研究》杂志第4期上,李海龙和张岳桥、李建华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李海龙等人提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的概念,定位该系统包括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等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河段。这些南北向河流系统的形成演化,具有构造和气候双重意义。因为.晚更新世以来,南北向河流系统发生多次堵江事件,形成数套堰塞湖沉积。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有环境地理学家认为,远古长江和黄河上游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高山冰川,在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地质情况,也会引发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灾难性后果。
1)与李海龙先生想法能够对应的是,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敬先生,对第四纪大冰期末期以后四川的冰川研究。张文敬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山地冰川特别发育的国度,也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山岳冰川数量分布最多的国家。据中国冰川之父施雅风院士领导的中国冰川编目组的精准统计,截止新千年伊始,中国还拥有现代冰川46377条,总面积为59425平方千米;它们分别发育分布在中国西部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等六个省区。把李海龙先生说的约1万年前,全部溃坝的古堰塞湖涉及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与张文敬先生说的中低纬度山岳冰川山系的划分对照,在四川境内五处现代冰川作用区分别是:雀儿山冰川区,沙鲁里山冰川区,大雪山冰川区,邛崃山冰川区和雪宝顶(属岷山山系)。
张文敬说,最早西方冰川学家,在研究北极、南极和阿拉斯加等地末端伸入海洋的冰川时,发现这些冰川活动层以下的冰川温度,都接近于零度:这对于冰川而言,就是比较高的温度了。因此他将其命名为海洋性冰川,也就是冰温比较高的冰川;这包括四川冰川在内的横断山和藏东南冰川,冰川末端下伸得比较低,冰川温度都接近于零度。张文敬先生说,四川的这些冰川,是川西高原的固体水库,是四川许多江河湖泊水流之源。现在根据张文敬的介绍设想,这些山系冰川,都参与了距今2-3万年至5000年左右西南地区8级以上的大地震,它们也许涵盖了李海龙先生说的,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的古堰塞湖景观。这难道不是更能增加造成远古四川盆塞海,以及盐亭等嘉陵江的中下游的大围坪地貌形成的可信度吗?但张文敬、李海龙与何拔儒先生想的是两码事,专业科学家要吃饭,要养家糊口,何拔儒先生的“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探索,是冲着要搞清远古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来的;他追求的仅是个人的学术愿望,没有人买单,成败自相知。
2)再说韩同林2004年出版的《发现冰臼》一书中说,在距今约2-3百万年的第四纪早期,全球气候曾发生过一次人类尚未认识到的惊人的降温事件:全球大约有3/4的陆地被冰雪覆盖,而且那时冰臼的发育遍及地球3/4的陆地,可谓“冰臼时代”。与韩同林的冰臼时代观点类似的创新,有刘东生院士的黄土研究被誉为认识自然历史、气候变迁的第三本书。我国的历史学家群体或地质学家群体,有一种说法,黄河流域这片中华民族的伟大发祥地之一的地方黄土多,是因为人类在这一带开发时间跨度得过早、过久的缘故,体现了黄土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的密切关系。1955年刘东生先生由于参加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考察队,对晋、陕、甘等地区进行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考察,才慢慢认识到,日常概念里的黄土与地质学上的黄土有相连又有区别,中国黄土高原的这种黄土,是几百万年的“沙尘暴”的结果,它的形成是十几万年来的事。
还有陈国达院士的地洼学说,在这之前关于地壳演化及运动的大地构造学,地质学家群体仅停留在“非槽即台、非台即槽”的“地槽----地台学说”局限上。陈国达在1959年开始认识到,继地槽----地台阶段之后,还有造山型的强烈地壳运动,它不是地槽历史的重演。其标志是它里面没有海槽而具有特殊的以陆相为主的盆地,叫做“地洼”,故又叫它为“地洼型造山运动”。然而最核心的是从地质学探讨盘古文明大爆炸有类似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地理,这在我国用海啸地貌学最容易引起的争论。因为问题是,现在这个盆塞海早已经不存在。
(3)海啸的定义是指一种巨大的海浪,主要是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海岸崩塌、滑坡等海底地形大规模突变所引发的具有超长波长和周期的一种重力长波。这是与潮汐靠星球引力营造地貌力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么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呢?有环境地理学家也从现在的地貌内蕴来引导,如内蕴几何学的科学智慧的火花,启示了海啸地貌学。如在内蕴几何学建立之前,平面一直被作为三维欧几里德空间中的图形来研究。但高斯和黎曼等数学家受平面几何能通过专注于平面本身得以研究,建立具有点、线、面的一些定理和用参数来表示的表达式的引导,为曲线、曲面一类更为宽泛的空间发展了一种内蕴几何学;这一几何学是内蕴于平面的,并且与周围的空间没有关系。例如把三维欧几里德空间发展到n维空间并当作一个流形来讨论,可用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类此,海啸地貌学中的地貌,不就类似记录、档案吗?反之这些记录、档案内蕴于地貌,盆塞海不存在了,但仍可以用它的“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
1)其实海啸的老定义在我国的旧教程中是有遗漏的,如说主要是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海岸崩塌、滑坡等海底地形大规模突变所引发的,其遗漏的是,还有神秘的古陨石引发古代海啸之说。这与老定义着眼于潮汐靠星球引力营造地貌力完全不同。那么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呢?有环境地理学家也从现在的地貌内蕴来引导,如目前在国外计量历史学,已有数十年的实践,但在我国出现的速度却异常缓慢。海啸地貌学,在我国没有,不等于在澳大利亚没有。因为海啸地貌学是由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的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建立。他们经计算发现海啸袭击海岸的大滑坡,可导致对邻近岛屿产生高出海面达约375米的巨浪。于是他们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寻找海啸的遗迹,发现有力的证据来自岩石台地:
这些台地通常盖有年龄达约10万年以上的沙堆层,然而高度不到40米的山岩都已经变得光秃,处于未经风化的原始状态,有一处地方显示曾有许多布满棱角且重量约20吨的岩块从岩石表面被冲刷掉。这种清晰刻蚀的形状,只有在岩石被至少每秒10米的急流冲刷才会产生,并让岩石改变面貌。以新南威尔士洲为例,那里许多海岬的北面是悬崖,没有零散岩石块,而南面则缓慢倾斜入海。在过去,有人把沙丘的消失归因于暴风雨或者河水的冲刷,但布赖特等科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即使是带有7米高巨浪的大风暴,也无法强制把岩石台地磨光。那里作为海啸地貌学的研究平台,不会是伍伦贡大学等科学家的臆造。
2)我国对海啸地貌学容易引起争论,也许是因为我国虽是一个地震灾害大国,但却不是一个海啸灾害大国,无澳大利亚类似活的海啸地貌学研究平台。然而在远古我国西南的盆塞海,既是一个地震灾害多,海啸灾害也多的地方。但后来这个盆塞海干涸了,中华文明转移了中原地区。事情也许就完结了,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却困扰着数代中国人。2011年8月笔者之一在“科学网”的“个人学术展示”专栏发表了一篇短文《嫘祖与内蕴海啸地貌学》,其中说:
“海啸问题,我们是把海啸学当作一种地貌来讨论的。这只是原有的海啸地貌学。关于嫘祖,地质学家从不关心;嫘祖存不存在,是不是盐亭人,地质学家也不关心。这无所谓。但嫘祖存在和出生在盐亭,却引起求学国内外的学子们的关心。他们把地貌的很多特定参数和能构成海啸的所有可能的地方的特定参数结合,用来讨论四川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创建了内蕴海啸地貌学。同原有的海啸地貌学内蕴地貌求证方法一样,地貌类似记录、档案,内蕴海啸地貌学是用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量定义的,并且没有必要把海洋海啸地貌原有的海水、力源看作是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内陆盆塞海,干涸后还要照旧有的必需因素”。
文章发出后,常健民先生提了一个建议:“四川在洪荒的历史时期是否存在盆塞海,只是一个学术认识问题。即使是存在被学者们忽视或者未能够被研究的地貌现象,作为新的见解提出来是可以的,不必马上就上升到XX地貌学那样的高度和范畴。那样容易让其他人认为这是一门新学科,其实充其量只能够算是一项新见解、新认知。所以建议采用去掉最后那个学字的说法,比较利于讨论和交流”。 由于笔者之一曾亲自带常健民先生到盐亭盘古故里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等地实地考察过,对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水平线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如此一致所有实际了解,不至于像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参加1993年绵阳市科学小说研讨会期间,有人提出盐亭存在近万年前海啸遗迹地貌的问题请教他,得到的回答是: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是错的。所以常健民先生的建议比较温和。
3)比常健民先生更为激烈反对的是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的研究员李德文博士,他先说:“A、从来就没有过海啸地貌学,更不会有什么内蕴海啸地貌学。B、四川盆地如果有过海啸留下的证据,那也只能是沉积证据而不大可能是地貌证据。C、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证据以及证据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新观点的支撑,对论据的科学表达是很重要的。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吧?D、海啸是专指由津波-tsunami引发的自然过程,是一种与潮汐完全不同的地貌营造力。也就是说,海啸证据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了它的成因意义,用潮汐理论来解释海啸证据是自相矛盾的”。但后来李德文先生却改口了,他说,海啸的成因有多种,常见的是地震断层引起的,另外还有海底滑坡, 海底火山塌陷和外星撞击洋面等类型。李德文是在得知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的资料提示下改口的,这丰富了他爱的地貌学教程和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的定义。他说:布赖特教授是研究海啸的, 并在剑桥和伦敦地质学会出版过这方面的经典文献,但他主要的工作,是致力于外星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
这里涉及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是类似外星陨石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和地震断层引起的海啸以及海底滑坡、塌陷等因素的概率组合都有。李德文说,“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这话不错,但不等于像刘兴诗教授回答的“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是错的”,是对的。也不等于像中国地质科学院李海龙开车专门到盐亭考察海啸遗迹地貌,但不到已指明的如榉溪河畔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大围坪景观去亲自查看,而只是在盐亭县城里游转一下,和只到盐亭县城的公路沿线看过,就说对当地的地貌特点已进行了总体性的考察,还有照片;盐亭处于内陆,远离海沟和俯冲带,根本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所谓的海啸遗迹竟是子虚乌有之事,也是对的吗?而李德文感到困惑:国内民间学者关于此研究如果在构造地震成因与地外成因之间游离, 将无助于问题的深化和解决;他要求国内民间学者提供有关布赖特建立海啸地貌学的支持性文献。其实李德文可以自己亲自到澳洲去一趟,不是更可信。至于李德文说:“地貌学研究无外乎两个主要的方面: 历史地貌学和过程地貌学。海啸地貌学无疑是面向过程的,应属于过程地貌学。在讨论学之前,应该优先解决史的问题。在史料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史学, 很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问题,他可以亲自与布赖特教授讨论,不至于在国内难找齐国际上无论是最新的地貌学教程还是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等可信之东西。李德文似乎不爱找国内民间学者,在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对四川盆地地貌演化历史的著述。
5、把《黄帝内经》作为科学远古顶层设计解读
何拔儒考证“盘古王表”需要自然科学,受此影响,杨怀中在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时,也注意起西方的自然科学进展。那时正是欧洲量子论和相对论诞生的辉煌时代,而国内知道和思考这两论的人很少,然而杨怀中和他的欧洲同学、老师摆谈中国古代的“盘古王表”时,却对他们说:“中医和量子论、相对论的方法差不多;过去的约9000年中,前有约6000年中国科学等多方面领先欧洲”。这也是他和何拔儒在东京留学时,就讨论得出的结果。
他们的根据就是汉初定稿本的《黄帝内经》----从汉代出现盘古,联系是因远古盆塞海文明失落而复得的解释,也能说明《黄帝内经》的起源于类似在神农尝百草时就走上科学道路。杨怀中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反过来也影响到何拔儒。1913年杨怀中从欧洲留学回长沙,也带回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他希望何拔儒能到长沙,继续共同研究,这也是何拔儒乐意接受陈润霖相邀的另一个原因。正是1913-1917年杨怀中与何拔儒在共同一起教书的日子里,从《黄帝内经》的研究中得出两条科学原理,或对“科学”的“杨-何定义”:这就是古中医科学或科学的“藏象论原理”和“标识无关性原理”。杨怀中说的类似“前有约6000年中国科学等多方面领先欧洲”,是将中国科学看成全球性竞争的科学。这是因为他们把中医药学和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量子论与相对论,看成是属于在“藏象论原理”和“标识无关性原理”同一个平台的科学远古顶层设计,或是一条直线无限延伸,变成圆圈式态后的对接。三者标识无关,也相通。
1、何拔儒在给他的存古医生朋友杨太虚解释“藏象论原理”时的大致说法是:藏象论是指通过把自然界与人类现实联系的复杂性现象,约化为一种隐藏的简单性的规律解释而得到使文明的进步。即试图从复杂纷繁、恢宏壮阔的自然、社会、生命等现象中,凝析出与之相适应生命系统的生存设计原理,揭示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精彩绝伦的生命系统存在与演进的秘诀。
这在杨太虚听来,简直是“对牛弹琴”。但杨太虚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1894年中秀才,补为廪生,但再因考试不第,遂入道教修行,曾云游青城、峨眉、华山、普陀山等道佛名山道场,寻道访友,也为蜀中闻名道仙。何拔儒以为他懂“虚-无-反”一类概念,在杨太虚死前的几年,何拔儒还在跟他交流《黄帝内经》中经络理论一类涉及的“标识无关性原理”。因为受杨怀中关心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影响,何拔儒也注重这方面的信息。1928年英国量子物理学家狄拉克首先从他的空穴理论中,提出的反粒子的概念,实际也联系到“虚粒子”的概念。而存古中国科学的经络粒子概念,实际也相当于空穴理论发生的“虚粒子”或“反粒子”;经络和虚粒子这两者之间,就似乎有一种“标识无关性”的存在。
1)因为量子理论允许调和“虚-无-反”两类看似矛盾的概念。例如一方面,质子内部是动态的,里面的事情在不断变化、运动着。另一方面,所有质子随时随地都表现出完全相同的行为,也就是说,每一个质子均给出相同概率。如果质子在不同的时间里表现不一,所有的质子怎么可能表现完全相同的行为?一个简单而直观的解释是,虽然每一个体概率在演化,但整体概率分布却保持不变。这就像一条平缓但在流动的大河,即使每一个滴水都在向前流淌,但整个河流看上去却并无变化。同理,在微观尺度上大量的粒子都很难被捕捉到,如果把它们标示为粒子和反粒子,或者把反粒子叫做虚粒子,这些虚粒子出现和消失都很快,但也跑不了多远,且只能在极短时超高分辨率的抓拍中和它们偶遇。
2)虚粒子总是成群地处于高速运动的状态中。物理学家将其称之为虚空空间中的实体成为一种动态“介质”,在任何通常意义下我们都无法见到它们,除非我们能提供所需的能量和动量来促使它们产生。类比医学生物学,人体类似可感的时空,病毒反而类似只有借助于更复杂的人体(宿主)存活的虚粒子。因为虚粒子需要外部帮助才能存在,更为脆弱。但它们却能在量子力学方程体现出来,而且根据这些方程,虚粒子会影响到我们看得见的粒子的行为。由于虚粒子的行为,正电荷会被部分屏蔽,它周围因异性相吸引而裹着一层补偿性的负电荷。
然而杨太虚懂不起这种中医和量子论的结合。但杨怀中联系现代人类的婚姻,专攻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结合,会把“标识无关性”讲得让何拔儒着迷。远古盆塞海文明的失落,是来自自然灾变,这是一种恐惧。人类早期婚姻是处于一种相同血缘的自交,但这样下去出生的人,健康会越来越多灾多难,这给人们心理也是一种恐惧。然而人们发现婚姻如果是不相同血缘的杂交,却健康得多。不同血缘婚姻结合,在姓氏上中国人的“标识无关性”体现最明白。因此没有恐惧,就没有伦理学,也没有心理学。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交流也如此,传说盘古南迁、夸父追日,也许也是标识无关性交流伦理学和心理学在远古人类中的实践。
3)如果说今天的量子色动力学,对同一种的正、反、虚、实、无的夸克,还要增加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分类,体现的是比约肯(J.D.Bjorken)为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中费曼部分子规律,解释为发现强子的结构函数具有标度无关性,那么把古中医药看病,针对的处方用药和个体,也看成是“部分子”,古中医药八纲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也可以看成是“量子医理颜色”类似的标度无关性,而不是什么“自交”的辨证论治、八纲辨证、八类证候。
因为单个夸克是看不见的,同理,单个八纲和单个证候的病人,也是看不见的;虚粒子总是成群地处于运动的状态。所以中医的“天人合一”,讲的也是一种交流----不是“相同血缘的自交”,而是“不相同血缘的杂交”。在杨怀中和何拔儒留学的那个时代,把“科学”叫作“赛先生”。如果把中国的“藏象论”和“标识无关性”叫作本土“赛先生”,把外来“量子论”和“标度无关性”叫作外来“赛先生”,这两种不相同“血缘”赛先生的“杂交”,类似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自然。反之相同“血缘”赛先生的“自交”,是一种“进化恐惧”的失落。
杨怀中和何拔儒称他们,正是从远古盆塞海文明失落的“恐惧”,而为祖国、民族、后代的和平崛起生活、工作生存的。
2、也许“藏象论”很多人懂得一些,“标识无关性”就很难说清了。把本土赛先生的“标识无关性”等价于“标度无关性”,不会不“生育”令人惊奇的结果。由于费曼提出的部分子模型,即假设强子是由一簇自由的没有相互作用的部分子组成的,反之也可以解释比约肯的标度无关性。我们不妨联系外来赛先生如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做的轻强子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发现强子的结构函数具有比约肯标度无关性 (Bjorken Scaling),再作简单的交流。
1)是杨怀中与何拔儒采用“藏象论”和“标识无关性”来定义“科学”的这类视线,把我们引向比约肯,引向假设中医类似量子色动化学,引向到认识通往大小尺度结构部分子标度无关性实在之路。其实,读了《黄帝内经》,并不能做一个中医生,这中间也有“标度无关性”。比约肯不是搞SLAC实验操作的,只是搞理论,他是当代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他特别强调实验数据对高能物理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并对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发展做出过若干影响深远的重要贡献。看来比约肯本人就是一个“标度无关性”。1950年代,用电子散射方法研究核子结构,促使人们进行有关强子分类的理论研究。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成功地解决了强子之谜,其中主要是通过盖尔曼的工作。盖尔曼提出,假设把作为SU(3)群的物理基础的所谓三重态,当做这是三种不同的基本粒子;他统称之为夸克。
盖尔曼认为,夸克是自然界中更基本的物质组成单元,所有已知的强子都是由这三种夸克及其反粒子组成。由于夸克模型能够成功地解释许多事实,于是掀起了一场寻找夸克的热潮。而寻找单个夸克的失败,升格为一条原理:夸克禁闭原理。当物理学家试图再用夸克来充实介子和重子的内部结构模型,以便可以说明它们的质量时,更大的困难出现了。
2)1967年,大型电子直线加速器建成并达到设计能量。作为试运行开始了一系列电子质子散射实验后,进入所谓深度非弹性区域。为什么叫深度非弹性呢?因为这时电子的能量是如此之高,竟可以深入质子内部,甚至把质子打碎。由于质子分裂成碎片,要吸收更多的能量,而散射电子的能量要比平常低得多。然而出乎实验者预料,当进入深度非弹性区域时,电子损失了很多能量后,比起能量损失较小时,以更大的几率出现在大角度上。即电子质子深度非弹性散射的大角度散射截面,比弹性散射的大角度散射大得多。这时,大多数人认为找不到夸克存在的证据,只能解释为所谓的夸克只不过是某种数学符号,物理方程中的一个数学量而已。突破来自费曼和比约肯,从另外一些角度研究这个问题。
作为SLAC理论组成员的比约肯,此时研究电子-质子深度非弹性散射。比约肯曾运用流代数研究过中微子散射,于是他运用流代数求和规则对实验结果作分析,用标度无关性对实验结果作出解释。他说,当SLAC-MIT实验得到反常结果时,如果把电子-质子深度非弹性散射和电子-质子弹性散射以及电子-电子弹性散射分别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随着散射角增,电子-质子弹性散射截面急剧下降,而深度非弹性散射截面与电子-电子弹性散射截面之比却变化不大,这一事实表明,电子以极大的能量深入到质子内部时,遭遇到的不是“软”的质子靶,而是和电子类似的点状“硬”核。但当时实验家们不吃他这一套。
如果不是有理论家比约肯和费曼的及时配合,实验家们恐怕很难对实验结果作出正确解释。因为正当他们对比约肯标度无关性的物理意义疑惑不解之时,1968年8月费曼来到SLAC实验小组,实验家们向他展示深度非弹性的反常结果,并告诉了比约肯用标度无关性作出的解释后,费曼根据电子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和比约肯的标度无关性,提出高能碰撞中的强子结构模型,认为强子是由许多点粒子构成,这些点粒子就叫部分子。部分子模型能较好地描述有关轻子对核子的深度非弹性散射、电子对湮灭、强子以及高能强子散射等高能过程,并在说明这些过程中逐步丰富了强子结构的物理图像。因费曼的部分子模型和盖尔曼的夸克模型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达到了相同结论,原来部分子和夸克是一回事;接着物理学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3)我们能说杨怀中和何拔儒从《黄帝内经》中得出的古中医或科学的“藏象论”和“标识无关性”是“舶来品”吗?现在先分析藏象模型模具论的一个“切片”,这主要是从人学是解放生产力看中医,因是直接提高民族的身体健康,它的成效是促进生产力,所以被看作人学第一次解放的正能量。反之我们没有选择《易经》,虽然它也集中了很多藏象模型模具,但它在没有升华到量子色动语言学的计算机运用之前,事所难免的负能量是在社会易被算命、巫术等利用,
而《黄帝内经》对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顶层设计的另一个反映“会议制”缩影的“切片”,是提到黄帝与岐伯、伯高、少俞、雷公等人物的议医。这看似与政权无关,但它反映了不是“首长负责制”的人物岐伯、伯高、少俞、雷公等,也有参与“顶层设计”的作用,这是远古盆塞海洋文明政权及政权人物时期“会议制”缩影的遗存。虽然《黄帝内经》最后成书是在汉初,与黄帝时期相隔很远,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假托,但《黄帝内经》毕竟不是近代的著作,和近代政治解读的影响无关。汉初以前没有这样“会议制”的开明,只能与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有联系。我们认为“汉族”是起源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这约开始在公元前6390年的法天法地时期。
这里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天的“联合国”,但是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多数规则”至今都没变。“汉族”和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50多个民族,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所谓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是不实之辞。
3、如果说中国本土的学术与远古中华民族的起源有关,这是因有两种理解,一是从上到下才五千年,二是上下各有五千年。上个五千年经历的迁徙聚集交汇的这个文明失落了,直到秦始皇打下重新统一中国的基础,汉初才刘邦与项羽争天下,被项羽赶到干涸的原古西南四川盆塞海之地立足,刘邦-盘古-汗族-汉族才联系起来。由此也可以从西汉开始看出,在汉朝类似藏象弦论的《黄帝内经》,这时才正式定型成书流传。上个五千年人类在这一孵抱期,来自青藏高原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四周的河流、江水入川,气候温和,食物丰富,优于地中海和里海地区,人类自然汇聚在这里集聚,由此才奠定了中华为远古联合国的核心和文化大同世界思想;而在团结抗灾形成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左、中、右人群,中为多。到古盆塞海彻底干涸期,大地震仍然有一段过渡期,盆塞海洋文明经过若干年代的逐步迁徙,随着两期大溃坝最后才在东部、中原,甚至远至埃及--中东成为闪族及巴比伦苏美尔人,定居下来创建了繁荣。
1)此前中华民族的先人,尚处于原始阶段,居住无定,流动觅食。这种变动不居的生活,给思维留下的便是从运动观察运动,从内部的纷乱探知外部离合。以动把握动,以动把握静的印记,是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对大量的天文、气象、人类疾病的观察、概括、抽象,产生的是近乎三旋转座子的自然人学模型模具概念。对比尼罗河水的泛滥,测量土地需要的是对图形规律的认识。测量如果有公认可循的好办法,能解决家庭、村落之间的土地纠纷,这对直接促进生产力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应算人学解放的正能量。但历史学家往往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印度等地的古代文明都称为“河谷文明”,并认为中华文明崛起晚于埃及,这是不辨藏象模具类别的结果。因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所揭示的重大意义,是表明人类已经定居,它给人类思维留下的印记,总是从一点(定居点)向四周出发,从静止到运动,由一到多;它所反映出来的数学思维程序,便表现为从点到线到面,以及从自然数运算到现代的函数,复变函数……。
但最初从土地测量而来制定的几何知识,也像第一次人学解放从中医实践来制定的藏象自然模具论一样,只在于重视它的应用。这类几何测量制定是后来海洋民族贸易发现,在航海位置等测量上也很管用。这种换位后经受的检验,才使它广泛传播、吸收,并被重视从理论上提高它。是第三次人学解放的换位,藏象自然模具论被提高到方程藏象论,才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直到现代微观物理的模型模具再发现圈论、弦论。所以李文林教授说,埃及文明在历代王朝更迭中表现出一种静止的特征,这种静止特征也反映在埃及数学的发展中,使他们的实用几何带上了粗糙的色彩。埃及纸草书和巴比伦泥版文书中汇集的各种几何图形面积、体积的计算法则,本质上属于算术的应用,几何学作为一门的学问甚至还不存在。当然李文林也讲到,古埃及等的实用算法积累到一定阶段,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与理论概括必然形成趋势,但这一任务是大约公元前6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开始的被称为“海洋文明”的希腊数学时代来担当的。
2)希腊人散布于地中海与黑海沿岸,大批游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希腊商人、学者,带回从那里收集的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被加工升华为具有初步逻辑结构的论证数学体系;欧几里德就是希腊论证几何学的集大成者。而这里也必须提到亚里斯多德,因为是他最先深入研究了作为数学推理的出发点的基本原理,并将它们区分为公理和公设,将前人使用的数学推理规律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创立了独立的逻辑学,为欧几里德演绎几何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例如欧几里德在他几何《原本》中,用公理法对当时的数学知识作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在数学中确立了演绎范式。这种范式要求一门学科中的每个命题必须是在它之前已建立的一些命题的逻辑结论,而所有这样的推理链的共同出发点,是一些基本定义和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基本原理,即公设或公理,这就是后来的公理化思想。而这种公理体系,为人们提供了使知识条理化和严密化的强有力的手段,使之成为第二次人学解放的“圣经”,广泛流传。
希腊科学发生在古希腊雅典城邦社会兴盛的时期,它和近代科学的根本区别是由无用的科学到有用的科学的进化;由单纯的内在推演的科学到基于经验的,寻求对世界掌控的科学的进化。希腊科学作为一种科学,首先并不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也不是农业技术发展的必然后果。古希腊时期的人工人学不管是否正确,之所以有別于迷信的原因在于,是以理性辅佐证据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现象,为现代科学铺设了道路。希腊已经是一个奴隶社会的海洋文明,希腊时期对海洋自然的掌控认为是高不可攀的,人工只能模仿自然。所以科学在希腊时期不是任何农业意义上的生产力,是航海人工人学为目标自身规定方式,实现的对科学产生的微妙转变。希腊科学简单说来是计量求真的科学,近代科学的目标不是单纯地求真,而是已引入有意识形态之争的维度。
3)如果说“大多数原则”是对一种提案或选举表决的判定程序,那么它同中华民族为什么在世界上是人类中的最“大多数”群体有关联,甚至同“汉族”为什么在世界上是人类中的最“大多数”群体有关联。例如有人说2025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但印度有200多个民族,中国才50多个,汉族仍是世界的“大多数”群体;它是如何起源的?我们讲过:在围绕青藏高原和古四川盆塞海经历的海洋文明自然灾害,如超强大地震、大火山、陨石、海啸、台风、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造成地质的山崩地裂天翻地覆的磨练,团结抗灾,才奠定了团结抗灾中心活动地区的“远古联合国”,和形成了以“多数”原则的“汗牛充栋”族群中华的“汗族”;即“允执其中”就是“中国”之来历。
嵇少丞教授说:“去其史”与瞎编其史最积极者,不是异族,竟是中国人自己。其实对于上古超强大地震、大火山、陨石、海啸、台风、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大自然灾害,上古我国先民经历的恐惧和敬畏而产生的盆塞海洋文明在先的盘古--嫘祖上古史,今天被割裂,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无意为之的。类似施雅风院士说,李四光教授开创了中国第四纪研究,他勇于向陈规旧习挑战的开拓精神、探求真理的严肃态度、支持各门学科发展、培植后进青年的宽阔胸怀,永远楷模;但限于政治和经济条件实践的局限性,包括李四光先生在内多数研究者没有去西部高山区从事现代与第四纪冰川深入研究的机会,形成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认识难于自觉改正。这或许,也是我国不能认知西部盆地盆塞海洋文明在先的盘古--嫘祖上古史,及其过早具有古希腊海洋文明的特征的原因。
盘古--嫘祖上古史,为盐亭壮行,进行了一万年,五千年,一千年,五百年,五十年,才有了以上的结果。这曲存古中国梦,不就是谱写的《盐亭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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